司徒越和他的老师

酷暑初退的夏末，古城寿县一个幽深的四合院里，司徒越在他那卧室兼书房南窗下的八仙桌上磨墨铺纸，凝神挥毫，以遒劲流畅的狂草为家乡即将举办的庆祝第一个教师节书画展写下张景祥的七绝《教师节前抒怀》：

鬓沾垩粉几鬖鬖，

历臭还香苦复甘。

赢得芳菲桃李笑，

高烧红烛赋春蚕。

司徒越欣赏这首诗，认为“此诗在同类题材中大约可算绝唱矣” （1985年8月29日《司徒越日记》）。尤其是作者巧用古人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融铸而成的“高烧红烛赋春蚕”更让司徒越感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同上）。通常不重复书写同一内容的司徒越破例了，就在第二天，出于喜爱，他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即将举办的展览书写的还是这首诗。

对于司徒越来说，“教师”这个称号是神圣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曾当过多年的教师、校长，深知教师工作的艰辛，教育事业的神圣；更因为他知道，中华文明的薪火是一代又一代教师“传道、授业、解惑” 而传承数千年的。面对“教师”只能心怀尊崇、心存感激，终其一生，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幼读私塾，长学西画”，这是司徒越在其传略中写下的一句话。孩提时代的他就是在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已经见不到私塾了，读过私塾尚健在的人也不多了。但人们几乎都知道私塾就是一个先生带着几个孩子，整天摇头晃脑地背书、写字的场所。那先生的形象也在人们的印象中固化了：干瘦的小老头、山羊胡子，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拿旱烟或戒尺，张口“子曰”，闭口“诗云”，一身酸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