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澄清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错误认识

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距今已过去了整整7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面对远东战略格局突变的复杂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冒着极大风险，做出了“以志愿军名义”入朝抗击美国侵略的决策。中国出兵朝鲜，最终达到了维护中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这双重目标，几十年来一直得到人民的广泛颂扬和充分肯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解密，以及中国社会出现多元化产生的不同历史观，国内一些人受到某些思潮和曲解史料的影响，对抗美援朝战争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有一些人附和西方的观点。笔者近三十多年来撰写过一些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著述，并在美国、俄罗斯查阅过有关档案和史料，并曾前往朝鲜旧战地做过考察。我个人深深感到，对这场关乎新中国命运的战争树立一个正确的看法，不仅关系到不忘当年前辈们奋斗的初心，也有助于新一代人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一、朝鲜战争中谁是侵略者？

谈到朝鲜战争，西方舆论总纠缠于“谁打第一枪”，国内也有人受此影响而附和。其实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时，本是这个半岛国家的内战，不论谁先进攻都是其内政。只是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并拉联合国介入，朝鲜内战演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美国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参战的理由，便是朝鲜北方“入侵”了南方的“大韩民国”。中国以志愿军名义参战后，1951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给新中国加上了“侵略者”的帽子。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坚持把朝鲜北方定为“侵略者”，美军就此成为“反侵略”的“正义”力量，至今驻军韩国还以此为理由。

朝鲜战争由内战转变为国际战争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称人民民主阵营）的各国都称美国是侵略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特别宣布美国是同时入侵了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1991年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影响波及到中国的一些人。

1992年夏天，因俄联邦向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出售了苏联有关朝鲜战争档案的复印件，为整理和鉴别这些材料，当时笔者作为中国学者也受邀赴美参加此项工作。通过阅读此次公开的战争爆发前和战时苏、中、朝三方往来电报和一些内部文件，笔者仍坚持认为不能把朝鲜北方认定为“侵略者”，新中国入朝参战更不是“帮助侵略”而是反侵略和保家卫国。作为参加鉴定这批档案唯一的中国学者，我同美方人员、俄方人员都一致认为这些资料的确是真实的，但是，因为解读的角度不同，所以与他们对“侵略者”的定性存在着根本分歧。

朝鲜战争爆发的源头，恰恰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苏联对半岛的分割。日本投降时，美国提出以北纬38 度线为界由美苏两军分区占领朝鲜，马上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本来是统一国家的朝鲜由美军和苏军分别占领后，南北又各自建立了政权。1948年8月15日，美国支持李承晚当局通过在南部单方面实行“全民普选”，在汉城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北方也于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以平壤为“临时首都”（正式都城也定在汉城）。

朝鲜半岛正式分裂后，南北两个政府都声称自己是整个半岛的唯一合法统治者。北方称对方是“南伪集团”，提出要解放南方。南朝鲜当局则称对方是“北傀政权”，高喊“北进统一”。美苏军队驻扎朝鲜时，南北政权受两大阵营“冷战”形势的约束，只是相互对峙。1948年底苏军撤出北朝鲜，1949年6月美军也撤出南朝鲜，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要求“北进统一”的呼声愈发强烈。朝鲜北方从政治信念和统一朝鲜出发，也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作战准备。从1949年初起，南北双方在三八线两侧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规模发展到营一级。不过最高层未下决心进行大战，南北的军队都未向对方纵深进攻。

斯大林在1949年底之前，一直强调要朝鲜北方实施防御而不赞成进攻，特别是顾忌美国可能的干涉。能够表明改变了这一态度的最早一封文件，是斯大林于1950年1月30日拍发给驻平壤的苏联大使史蒂科夫的电报：“转告金日成并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①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2 页。这种态度转变是怎样出现的呢？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劝金日成好好考虑一下，作一些估计，然后带具体的打算回来。……我记忆中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担心美国将会卷进来。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战争打得很快——金日成确信这场战争很快会取胜——那么可以避免美国的介入。”②《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2 页。

此时负责苏联外交的莫洛托夫在晚年接受丘耶夫的采访时，也称那场战争“是朝鲜人把我们拖进去的”。至于斯大林为什么在1950年1月改变了态度，国内外的政界和史学研究人员都有过不同解读，不过都出于猜测，没有日记和会议决定材料能证实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想法。不过有一条佐证是，同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被称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讲话，声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在这条防线中既未提台湾，也未提南朝鲜。③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6,January 1950,ⅩⅩⅡ,p.111-118.据斯大林身边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回忆，这位领袖看到艾奇逊的公报后，集中精力研究了几天。1月30日拍发给驻平壤的电报同意南下，很可能是因斯大林看到南朝鲜已被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

新中国领导人对此事的了解，实际是为时很晚。1950年2月初，毛泽东仍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并没有同他谈到朝鲜问题。1950年4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兼政府首相金日成、劳动党副委员长兼外相朴宪永访问苏联后，于5月中旬到达北京，才向毛泽东通告了斯大林已经同意的大致方案。现在已经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谈话内容。

斯大林在金日成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5月14日，曾发来一封电报称：“菲里波夫同志（作者注：斯大林的代号）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④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 页。

由于朝鲜当时表示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斯大林虽然在电报中说了一句应由中朝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实际是把既成事实摆在面前，毛泽东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国家关系出发都不便反对他人已经确定之事。不过此时毛泽东就已警告过美国干涉的危险性，他在1950年10月2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曾谈过：“还在今年四月间（作者注：“今年四月”系记忆之误，据档案记载金日成来华为5月13日），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0年第4 期，第39 页。不过当时朝鲜的形势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又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金日成、朴宪永离开北京一个多月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对战事爆发的时间和具体情况，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事过40 多年后，当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在199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92 页。

尽管斯大林对美国干涉朝鲜的估计不足，从国际法而论，朝鲜爆发的全面内战不论谁先开火，都属其本国的内政。战争刚刚爆发，美国却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这是极其荒谬的。

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朝鲜南北两方从来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南北双方之战，谈不上谁“侵略”谁。如同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样，不能说北方“侵略”了南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乘机占领中国领土台湾，才是名副其实的侵略。

美国利用当时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能操纵联合国的大部分票数。6月27日，美国利用苏联因抗议台湾当局盗用中国名义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席位而不参加会议，无法行使否决权的机会，提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诬蔑北朝鲜为“侵略者”的决议案。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从此披上了一件联合国“授权”的外衣。

多少年来，美国对待国际事务从来是以自身利益实行“双重标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派出军事人员直接支持希腊政府进行消灭当地共产党的战争，为避免国际指责只称其为“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初，半岛内并无外国军队，只是南北双方之战，却被美国冠以“侵略”之名，这种伎俩到今天不还是如此吗？

二、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吗？

许多年来，国内有些人曾提出一个观点，即“朝鲜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甚至说“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解放台湾”。若仔细考察当年的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就可看出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决定了其必然干涉台湾，不论有没有朝鲜战争，以新中国当时的力量都无法解放台湾。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档案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已基本解密，有些学者曾提出中美之间有一个“失去的机会”，就是新中国成立时就可能同美国建交，台湾的统一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些看法有一个根本差误，就是没有看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霸权政策同中国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占全球总额一半的工业生产能力，有着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并垄断了原子弹，气焰不可一世。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12月向美国国会递交的《特别咨文》，就公然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际间起领袖作用。”③Public Papers of the U.S.Presidents,Hatty S.Truman,1945.p.547.这种“世界领袖”思维下的对华政策，决定了美国需要中国作为其附庸，蒋介石对此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却会坚决反对。

中国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内战，其目的是以和平方式“溶化”共产党，未得逞后就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美国政府曾重新考虑了对华政策，一度对“待尘埃落定”的决策而摇摆不定。1949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报告草稿，强调“美国的当前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①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pp.474-475.冷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服从于其对苏政策，当时白宫当权者主要关心的是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再决定采取什么对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白宫和五角大楼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已将太平洋称为“美国湖”，台湾成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并向国民党政府索要青岛作为基地。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走向崩溃时，美军不得不准备放弃青岛（1949年6月最后撤走），却考虑要直接控制台湾。1948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李海签署了军方“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其中强调要“不使共产党统治台湾，确保一个对美友好的台湾政府”②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The Far East China.p.262.。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文件报告几乎都把对台政策的目标定为“不让福摩萨落入共产党之手”，只不过有的主张直接用军事占领，有的主张以外交和经济手段使台湾“自决”或“联合国托管”。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时未定，美军干预台湾的计划也未定盘，不过险恶前景已非常明显。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时，美国大使奉命留下，正如毛泽东撰文讽刺的那样，“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③《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 页。。此时国民党政府还欠着几十亿美元的对美债务，并以条约形式让美国在华拥有了许多特权。华尔街老板不想在中国有坏账，又想在新政权下保留在华特权，于是才出现了短时间内的疏远蒋介石并同中共中央试探接触的措施。

此刻新生的人民政权接手的是百业残破的“烂摊子”，曾希望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政党的外交关系。毛泽东1949年夏天所写七一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英美两国时，也公开表示希望“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却不能以丧失主权为条件。司徒雷登在南京与中共代表黄华接触时，也亮出了美国的建交条件：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一般原则，承认一个新政府应以下三个因素为依据：

a.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导的行政机构，能维持公共秩序；

b.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

c.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普遍认同。”④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pp.22-23.

这三条建交条件的核心是第二条，就是要中国新政权“履行国际义务”，就是遵照国民党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时承认清政府的一切条约、外债和赔款的前例。司徒雷登还说愿转交一些救济面粉。当时国内一些有亲美、恐美观念的人，主张接受美国的建交条件，毛泽东却断然宣布不接受“嗟来之食”，决定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即绝不接受旧政权的遗产。美国政府见软的不行便用硬的一手，于7月间召回司徒雷登，继续承认逃亡的国民党政权，并以封锁大陆断绝贸易来施加压力。

改革开放后，国内有些人曾抱怨中美在1949年在建交问题上“丧失了机会”，其实回顾历史进程就可看出当年根本不存在建交机会。试想，以反帝为革命宗旨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在胜利时再承认卖国条约给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怎么肯再背上国民党政府欠下的巨额阎王债？中国人民想站起来，就要对美国“丢掉幻想”，司徒雷登也必须滚蛋！毛泽东轻蔑地撰文称“别了，司徒雷登”，并宣布向苏联“一边倒”，还声明不怕封锁，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历史雄辩地证明，这都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英明决策。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美国政府为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又表示了一些“不干涉”台湾的姿态，尤其是得知中苏谈判并不顺利后更是如此。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被称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讲话，承认在中国发生的事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他在声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时未提到台湾，也是出于向新中国做姿态以阻止中苏结盟。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感到分化中苏的企图落空。鉴于使新中国充当美国附庸的目的无法达到，美国军政首脑又倾向于以武力控制台湾。

1950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支援国民党军以保住台湾的看法，随后国防部内部又连续多次以建议书表示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同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68 号文件，提出在远东要采取强硬政策，不能再“退让”。5月16日，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写成“台湾中立化”备忘录送国务院，得到了支持。5月29日和6月14日，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先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提交备忘录，认为“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并提议台湾归还中国之说应重新考虑。①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311～313 页。

仔细全面地考察20世纪80年代解密的美国历史档案，从中可看出美国所采取的对华建交接触和“不干涉台湾”的声明都只不过是杜鲁门政府的一种试探，目的是维持在中国的特权和阻止中苏结盟。从1949年末至1950年春，美国一直在积极准备出兵台湾，在中苏结盟后便确定决心，等待的只是一个借口。此时即使没有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也会找别的借口。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当天召集的决策会议上即决定同时出兵干涉朝鲜和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又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当天晚间，美军舰队就从冲绳“开入”台湾港口，随后美国第13 航空队又“进驻”台岛上的主要机场，以海空力量控制了海峡。

得知美国出兵台湾的次日，6月28日毛泽东公开发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②《人民日报》1950年6月29日。全国范围内，准备应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准备工作也随即展开，新中国在国际上也大力谴责其对台湾的侵略行径。

从国际法的角度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看，美国以朝鲜内战爆发为借口，派兵侵入中国领土台湾并制造中国分裂的行径完全是一种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当面对美国的荒谬借口进行了有力地批驳：“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对美国这种只迷信强权而蛮横无理的国家，言辞谴责并不能解决问题。此时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海军和空军，海军舰艇吨位有900 万吨，飞机有3.1 万架。台湾国民党军也拥有海军舰艇10 万吨，作战飞机有300 多架。1950年夏天解放军只搜集到4 万吨破旧舰艇，空军作战飞机仅60 架，根本不具备渡海解放台湾的条件，只能选择适宜发挥陆军优势的朝鲜半岛反击美国的侵略。因此，周恩来于6月30日正式提出：“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③《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6 页。

由此可见，不是朝鲜战争，更不是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而是美国对台湾早有野心。恰恰是美国入侵台湾，才促使当时的新中国发起了“反对美帝侵略朝鲜、台湾运动”，很快又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三、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吗？

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后者开始于同年10月25日，最后都结束于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该不该打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这并不由中国来决定），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

战争必然要消耗人力、物力，新中国刚成立就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自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不过这场战争也激发起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斗志，并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从而促进了经济恢复。国内有些人只片面地看到战争消耗的一面而不看全局，就提出了此战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还有“向苏联还战争欠债导致挨饿”的说法，如详细考察历史就能看出这都是不实之言。

从战场态势而论，朝鲜战场上的交战双方是在整体上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休战的。为时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最后基本回到开战时的位置三八线，可谓是平局。中国进行的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 公里并挽救了兄弟邻邦，无论从军事位置还是从政治目标来看都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过去2 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这次百万“十六国联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自卫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消耗了一些资财，不过此间国民经济却得到了迅速恢复。这场战争的直接战费为62 亿元，1953年停战时的国民收入却已由三年前的426 亿元增至709 亿元，其增长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在近代百年间因种种屈辱而受到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因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而得以重新恢复，全国上下迸发出建设祖国的巨大激情。20世纪的历史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免除了亡国的恐惧，却未能使华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国人真正骄傲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被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尊重。在中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成为伟大民族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全国人民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所产生的巨大效益真是难以计量！

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时，中共中央曾确定了经济开支“国防第一”的方针，不过几个月后因志愿军取得重大胜利并稳定了战局，中共中央就确定了“边打边建”的方针，从1951年秋还开始了减少全军员额近一半的大裁军。1952年周恩来又强调说，建设费应高于军费。军费开支，能节省的就要节省。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8 页。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经济统计表（见表1）中可以看出，国家的经济恢复得到巨大的进展；自1952年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面领导大规模的战争，一面抓紧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一时期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堪称历史的奇迹。

表1：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统计单位：人民币新币亿元）

衡量一场战争的得失，关键要看参战者在战前战后的态势及所获利益。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有了极大改善，不仅赢得了苏联的敬重，而且获得了“一百五十六项”重大建设工程的援助，从而奠定了工业化的重要基础。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讲道：“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②《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4～325 页。“一百五十六项”援助，相当于苏联将自己全套工业体系的一个缩小版给了中国，并派1 万多名专家以“手把手教”的方式，无偿提供了配套的技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副主席陈云在回顾此事时还感慨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国与国之间能有这种援助，关键是中国以抗美援朝战争站在反美斗争的第一线，让苏联站到二线，这一高风亮节终于得到巨大的回报。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以自身奋斗和苏联援助相结合，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基础，这一收益真是难以用简单的金钱数量来计算。

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接受苏联武器的欠款和归还问题，后来因中苏关系的恶化曾有过一些情绪化的传言。如考察历史档案可看出，斯大林提供武器时的表现确实不慷慨，尤其是表示援朝应由中苏两国“共同负担”，中国要按武器“出厂价五折”付钱。鉴于当时中国经济困难，这些武器可不交现款而以记账作为对华贷款，不过日后要归还本息。根据斯大林确定的这一原则，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 亿卢布的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在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在此以前的订货以全价付款，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订货以半价付款。在接受苏军步兵装备时，开始中方得到的基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旧货，还要付半价，一时许多人也有埋怨情绪。这些情况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后，使这位考虑国际战略全局的领袖不能不有所顾虑，在1951年决定无偿地送给中国372 架米格-15 战斗机和20 个步兵师的装备。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计向中国提供了64 个陆军师、23 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装备是有偿（半价）提供的。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过：“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①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00年第5 期，第14 页。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欠下苏联的军火款为30 亿人民币，按当时比价折合13 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联总共欠下的57 亿人民币债务，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欠款占其中一半稍多，不过这笔欠款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就有520 亿元，在50年代每年的还债额只有几亿元人民币，对苏还债率只占全国财政支出中的1.3%左右。在1960年之前，中国对苏联还债33亿元人民币，已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和接受旅顺苏军装备的收购费，共计23 亿元人民币。②可见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5～136 页。

在1960年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苏联于1961年初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欠款可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在中苏谈判结束后，中国方面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③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这些欠款连同利息，至1965年提前全部还清。

可以看出三年困难时的饥荒与抗美援朝战争时的武器欠债并没有多大关系。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三年困难的原因时，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说明主要是“大跃进”和公社化决策的失误所致。有的人将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欠债一事与后来国内一度出现的饥荒相联系，实际上是为“左”的错误推卸责任的不实说法。

时光飞逝，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硝烟已消散了67年，今天的人们回顾这场战争仍会感受到其影响犹在。这一场战争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如毛泽东在出兵朝鲜前所预言的那样——“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④《毛泽东文集》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 页。对那段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感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就越佩服毛泽东的决策，并崇敬志愿军指战员们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