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渔阳里在建党伟业中的历史地位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渔阳里曾经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中心，承担起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时代使命，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上海海阳里是陈独秀等建党者们与上海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始发地;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等共商建党大计的首议地，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建党活动的中枢地，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人举旗亮剑的首选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的第一个办公地，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第一个培训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

[关键词]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历史地位

上海渔阳里有新老之分，是当年法租界内典型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老渔阳里2号，也称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建于1912年，为柏文蔚的住宅。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因有这一层关系，1920年2月，为避免北洋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陳独秀由天津乘船秘密南下上海后不久，便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地处老渔阳里弄北，时称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于1917年，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北京来上海时，由翻译杨明斋出面租下此地，创办中俄通讯社，后改为俄华通讯社。

20世纪20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逐步形成了一股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磅礴之势发展起来。在这种深沉的历史景观中，上海渔阳里被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相继入住，上海渔阳里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时代使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以如椽之笔书写了建党伟业的开首之篇。

对于渔阳里的功能定位，许多专家学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史实层面上，都做过深入、深刻的探讨，提出过许多令人信服的学术见解。在此基础上，笔者仅围绕渔阳里在建党伟业中的历史地位，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归纳，提出了下列十个方面即“十地论”的一家之言：第一，渔阳里是陈独秀等建党者们与上海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始发地。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摇篮，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发祥地。至1920年代初，上海工人人数迅速增至5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190多万的四分之一强。其中约六成的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厂做工，达到较高的集中程度。这意味着上海工人阶级群体的任何举动，都会对社会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也正因为此，使陈独秀等在上海的建党者们认识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在上海寻找到了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造就了两者开拓性的结合。1920年春，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并在此设立《新青年》编辑部。此后他不断深入工人群众，投身工人运动，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3月，陈独秀“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4月2号，陈独秀与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应邀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①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还约请北大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群众开展调查。出入于新旧渔阳里的李维汉、俞秀松、李启汉、李中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他们脱下学生装，穿起短衫，到工厂做工，与工人打成一片。4月18日，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促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集会，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在会上发表《劳工要旨》的演讲，并被推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顾问②。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其中心地上海举行的第一次纪念自己节日的活动，其深远意义集中于一点，就是使陈独秀与李大钊等的建党蓝图从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产生了质变和飞跃。因为这一开拓性结合，迈开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筹备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实步伐。

第二，渔阳里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等共商建党大计的首议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暴，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随同来华的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他们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4月，维经斯基一行赴上海。为沟通中俄两国的联系，他们决定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中俄通讯社，“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③维经斯基一行来上海后，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老渔阳里2号是他们经常接头的地方。在这里，维经斯基还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从“一见如故”④到志同道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建议陈独秀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正符合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本意，他决定立即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因此，第三国际代表的活动和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渔阳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在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时，渔阳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面的多数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人不赞同。张东荪“只参加过一次酝酿建立党组织的座谈会就退出了”⑤，并且很快站在马克思主义对立面，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戴季陶最初曾表示同意，但后来就声明退出了⑥，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参加活动不久也退出了。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却坚定不移地开启了建党事业的伟大工程。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确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的纲领，共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来信中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林祖涵（林伯渠）、陈望道、李达、李中、袁振英、沈泽民、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赵世炎、李季、刘伯垂等。陈独秀被推荐为书记，陈独秀去广州后，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起，由李达代理书记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渔阳里是始建之地。

第四，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建党活动的中枢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只代表上海地方性组织，实际上处于“中央核心或中枢”⑧的地位，因此亦称中共发起组。按照陈独秀的部署，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中的一批人，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后不久，很快奉命离开前往他处，如施存统、周佛海先后到日本;陈公培、赵世炎先后到法国;陈独秀、李季、袁振英和沈玄庐到广州;李季随后又到欧洲;刘伯垂到武汉。这些人到各地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大多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上海党组织还通过写信联系等方式加于指导，如陈独秀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把建党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情况及时告诉他，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党组织。陈独秀又致函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党，王乐平向陈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⑨。巴黎党小组虽然远离海外，但与国内关系密切，且联系不断。据张申府回忆，张在赴法前就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讨论过建党事宜。他在巴黎的建党活动，是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授意的，“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初，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接着又介绍周恩来入党。事后，张申府把介绍周恩来入党一事写信告诉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而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由陈独秀介绍的”⑩。从1920年秋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上海渔阳里为中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上海发起组统一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成员的标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指导和引领等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为了指导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上海发起组着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当时，“《新青年》在楼上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楼下开会。”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号开始，《新青年》以崭新的面貌，开辟《俄罗斯专栏》，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期《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指名道姓地批驳了胡适和张东荪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随后，上海党组织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传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全面性批判。同年8月及11月，又先后创办《劳动界》周刊与《共产党》月刊，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力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上海党组织还利用设在白尔路三益里5号邵力子家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设在该弄17号李汉俊家的上海《星期评论》等阵地，使它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激烈论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扫清了思想障碍。其间，上海党组织努力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1920年8月，他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在菲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创设又新印刷所，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9月成立新青年社，专事发行《新青年》;翌年6月，又以望志路108号即树德里李书城寓所为通讯处，组建新时代丛书社，出版发行了一批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这样，一个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包括三益里5号、17号，新渔阳里6号和望志路108号在内，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形成。”

第六，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人举旗亮剑的首选地。为了推动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问世，李达任主编。这份以《共产党》命名问世的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亮出了“阶级争斗”之剑。创刊号《短信》阐明了“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劳工专政的国家”。同月，上海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再次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宣言重申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要通过斗争的方式，从资本家手里夺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选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些基本思想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从而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作为举旗亮剑的首选之地，渔阳里功不可没。

第七，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第一个办公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诞生后，这里就成了创建党的活动的大本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这里则是大会秘书处和联络处，外地代表到上海后先在这里报到，由李达、李汉俊安排，住进了博文女校。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共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其办公地址就顺理成章地设在陈独秀的住宅——老渔阳里2号。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中央局书记，总理党务工作。他与李达、张国焘会合于老渔阳里2号，共商全党大事，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局的办公场所了。“自此，举凡中央局会议、会晤各地来沪汇报或请求指示的同志，都在老渔阳里2号。”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探捕闯入老渔阳里2号，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两罪逮捕陈独秀。后经各方营救，26日在罚款100元后获释。1922年8月9号，陈独秀再次被捕，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18日在罚款400元后获释。但两次被捕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警惕，为安全起见，10月中旬党中央迁至北京。后不久又迁回上海，但办公地址已移至他处，渔阳里2号结束了其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的历史使命。

第八，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第一个培训地。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培养干部，在渔阳里6号举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学社由杨明斋具体负责，并与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王元龄讲授俄文;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李达讲授日文。学社创办之初，对外是公开的，在报纸上刊登公开招生的广告，门上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就是留俄预备班。其生源大多由各地革命团体选送而来。1920年暑假，肖劲光、任弼时、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六人，就是由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也有一部分受新思潮影响，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他们前来谋求出路，上海发起组就把他们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周伯棣就因为要摆脱旧婚约的束缚，离家进一步深造，并减轻家庭负担，由俞秀松招他到上海，进入了外国语学社。学员人数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二三十人，他们主要学习俄文，此外还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参加上海的一些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九，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地。1920年8月22日，上海党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奉命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发起团组织的成员包括陈望道、施存统、李汉俊、袁振英、沈玄庐、金家凤、叶天底等八人。由俞秀松担任书记，办公地址就设在外国语学社，这里也就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聚集地，先后发展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华平等。根据党组织的规定，青年团每周开一次会，且都有政治报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发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提出建团的工作要求。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天津、济南等地，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渔阳里6号也就成了全国建团的总指挥部，并为共青团“一大”的召开，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筹备工作。

第十，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世纪20年代初聚集于上海、出入于新、老渔阳里的一大批创党建党者们，他们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陈独秀本身就是在渔阳里完成了由激进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联系工人阶级，指导和支持工人运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坐镇上海筹备劳动节纪念大会，《新青年》开辟《劳动界纪念号》，陈独秀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这里多次拜会陈独秀，讨论组织“改造湖南同盟”和马克思主义问题，两人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出入渔阳里的党的先驱者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家庭都比较殷实，自己有知识、有身份，并不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计而参加革命的。面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局面，悲惨的经济生活和腐朽的社会现象，他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在这里，他们把救国救民的情愫转化为忠于信念、坚定理想的制高点，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放眼世界、高瞻远瞩地顺应潮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乐于奉献，力图将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和愿望引导到革命的轨道，这就是他们自觉担当的崇高使命和历史重任。总之，“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渔阳里的历史和人物，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材。”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种建党精神的培育和凝聚，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朽的理想追求，也进一步凸显了渔阳里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首创性历史功绩。

必须指出，渔阳里在建党伟业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渔阳里根植于上海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当时中国任何地方都缺少的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经济科技基础、地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多元文化氛围和群英荟萃的人才条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诞生于斯，成长完善于斯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选择;与此相呼应，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主要源头活水，则又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的研究成果，编号：2015WLS001

注释：

①陈独秀：《劳动者底觉醒》，《新青年》第7卷第6号。

②《时事新报》1920年4月29日。

③包惠僧：《回忆早期青年团在上海渔阳里6号活动的情况》（1954年3月），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④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957年第13期。

⑤1957年7月沈雁冰回忆;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1943年第19期。

⑥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⑦倪兴祥：《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⑧任武雄：《中共创建史上若干问题的探索》，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⑨转引自沈建中著：《陈独秀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⑩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池昌海主编：《陈望道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2017年7月1日。

《共产党》第1号《短言》，1920年11月7日。

《中国共产党宣言》原件为俄文，系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的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

根据（1）王元龄《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纪念建党70周年》，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2）同书发表的周伯棣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也讲到：“教员是一个女的，姓王，刚从哈尔滨后来。”（3）《华林回忆早期青年团在上海活动情况及团员青年赴俄国留学经过摘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肖劲光：《回忆参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上海《党史资料》丛刊，总第6期，1979年版。

《周伯棣自传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1983年版。

见《许之祯的回忆》，《“一大”前后》（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肖劲光的《回忆参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上海《党史资料》丛刊，总第6期，1979年版。

徐光寿著：《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曹靖华：《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情况》（1982年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1983年印。

张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上海》，李瑊主编：《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