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
——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陈 才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上海 200003)

朱子以绍承道统为己任，其思想与学说皆以此为基础而生发。朱子治经，即希冀从“曾经圣人手”的六经入手，以穷圣贤之道和天地自然之理。这与他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正相契合，因为格六经亦属于格物的范畴。在诗经学领域，学者为了达到致知穷理的目的，就要以格《诗经》为手段。因此，朱子除了在义理的统摄下综合诸家说法重新注释《诗经》之外，还对传统诗经学命题如“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等加以义理化改造，以为学者格《诗经》之助。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微观方面的考察，尚不能全面反应出朱子的诗经学成就和特色，而宏观方面的研究则有待加强。

一、朱子对“六义”说的重新阐释

所谓“六义”说，是《诗大序》中提出的一个诗经学命题：“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说源自《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朱子很重视“六义”，说：“《诗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1)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3页。朱子以义理为统摄，对传统的“六义”说加以改造，首次将“六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并构建出一个自足、完整的体系。

(一)“六义”旧说概述

《诗大序》提出“六义”的命题，之后仅对风、雅、颂加以解说，于赋、比、兴无说。“六义”之中，《毛传》仅“独标兴体”116篇。郑玄《毛诗笺》于《诗大序》“六义”无说，而《周礼注》有说：“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谄，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2)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80页。此就功用而言“六义”。《郑志》答张逸问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3)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李慧玲点校：《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5页。综观郑玄两处的解说可知，他认为“六义”是六种诗体。孔颖达《毛诗正义》于此有说道：“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李慧玲点校：《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5页。孔颖达的“三体三用”说注意到了其中的体、用之别，较郑玄之说完善。

驯至宋代，理学产生，诗经学勃兴。理学家与诗经学者于“六义”皆有关注，或沿郑玄一路，或沿孔颖达一路，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对宋代学者关于“六义”的观点作了概括：

考宋代学者的解说，无外乎以下三种观点。即“以六义皆为诗之体”、“以六义俱为诗之用”及“以六义之风、雅、颂为诗之体，而赋、比、兴为诗之用”三说。其中第一说以王质为代表，第二说以二程为代表，第三说以郑樵、朱熹等为代表。(5)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此说大体得之。宋儒往往推重二程，认为他们接续上了已经中断千年的孔孟道统，所以采用二程之说者不少，比如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一《纲领》述“六义”，就引用了二程之说：

程氏曰：《国风》、大小《雅》、三《颂》，《诗》之名也。六义，《诗》之义也。一篇之中，有备六义者，有数义者。○又曰：学《诗》而不知六义，岂能知《诗》之体也？(6)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一，影宋淳熙九年江西漕台刻本，第17页。

很显然，吕祖谦是遵从二程之说的。作为理学家，吕祖谦用二程之说，在情理之中。但是朱子却并没有采用二程的观点，而是推重二程弟子谢良佐的观点。

朱子《诗传纲领》引谢良佐说：“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后朱子有注曰：

愚按：六义之说，见于《周礼》、《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识。而自郑氏以来，诸儒相袭，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异说而汩陈之。唯谢氏此说，为庶几得其用耳。(7)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349。

朱子认为，“六义”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其功用也容易为学者所知晓，但自郑玄以来，诸儒中唯有谢良佐“庶几得其用”。

(二)朱子的“六义”说

朱子《诗传纲领》于“六义”有详细解说：

此一条本出于《周礼》大师之官，盖《三百篇》之纲领管辖也。《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风》则十五《国风》。《雅》则《大》《小雅》。《颂》则《三颂》也。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赋者，直陈其事，如《葛覃》、《卷耳》之类是也。比者，以彼状此，如《螽斯》、《緑衣》之类是也。兴者，托物兴词，如《关雎》、《兔置》之类是也。盖众作虽多，而其声音之节、制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风》固为先，而《风》则有赋比兴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颂》又次之，盖亦以是三者为之也。然比兴之中，《螽斯》专于比，而《緑衣》兼于兴，《兔罝》专于兴，而《关雎》兼于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学者亦不可不知也。(8)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344页。

由此可知，朱子的“六义”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六义”在诗经学中的地位，二是“六义”在总体上的性质，三是“六义”的具体定义。

关于“六义”的地位，朱子认为，“六义”是《诗经》的“纲领管辖”，确立了“六义”对于学习《诗经》的重要地位。此沿谢良佐之说而有所发挥。

关于“六义”的性质，朱子提出“三经三纬”说。《朱子语类》于此有论：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焘录。)(9)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40页。

朱子以以赋、比、兴三者为经，《风》、《雅》、《颂》三者为纬。这是沿孔颖达“三体三用”说而有所改造。

关于“六义”的定义，朱子除在此有说外，《诗集传》和《朱子语类》也有与此意思相同而文字略有差异的表述。《诗集传》于“三经”的定义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0)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37页。《朱子语类》载朱子于“三经”的定义为：“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大雅录。)(11)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39-2740页。关于比、兴之别，朱子说：“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贺孙录。)(12)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36页。关于三纬，《诗集传》说：“风者，民俗歌謡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13)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04、406、402，401、543、722页。《朱子语类》载朱子说：“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14)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40页。

从具体的治《诗》实践的角度来看，朱子对毛公“独标兴体”的做法加以完善、改造。《诗集传》中，于《诗经》每一章都标出赋比兴，有赋、比、兴、赋而比、赋而兴、比而兴、兴而比、赋而兴又比、赋或曰兴、比或曰兴、兴或曰赋、兴或曰比12种情况。(15)详参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4—192页，尤其是第184—185页表4-1。

当然，朱子“六义”说有未备之处，他自己也注意到了。《朱子语类》载：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緑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当了。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木之录。)(16)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40页。

朱子并没有否认他的“六义”说有未备处，而是提醒他的学生陈埴，“六义”是理解《诗经》意义的重要手段，有助于解《诗》，但毕竟不是《诗经》文本本身，不宜舍本逐末。

对于朱子“六义”说的研究，今人多从文学角度分析，关注他在赋、比、兴上的见解。惟吴洋先生《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设有专章(17)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第148—197页。，梳理源流，对此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讨论，最为详备。然诸家所论，关注到了朱子对旧说的发展及其中的变化，却忽视了朱子发展、变化旧说的实际意图。

(三)朱子所作的义理化改造

朱子对“六义”的重新阐释，其实是在义理统摄下综合谢良佐、孔颖达之说，对前儒旧说加以改造，使其完善，以有助于学者习《诗》。朱子于《答潘恭叔》一书中论“《诗》备六义之旨”，剖析郑玄、孔颖达之说，指出其中不足：

六义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极为明白，只因郑氏不晓《周礼·钥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诗分为三体，故诸儒多从其说，牵合附会，紊乱颠错，费尽安排，只符合得郑氏曲解《周礼》一章，而于《诗》之文义意旨了无所益。故鄙意不敢从之，只且白直依文解义，既免得纷纭枉费心力，而六义又都有用处，不为虚设。盖使读《诗》者知是此义，便作此义，推求极为省力。今人说《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只为不晓此意耳。《周礼》以六诗教国子，亦是使之明此义例，推求《诗》意，庶乎易晓。若如今说，即是未通经时无所助于发明，既通经后徒然增此赘说。教国子者，何必以是为先？而《诗》之为义，又岂止于六而已耶？《钥章》之《豳雅》、《豳颂》，恐《大田》、《良耜》诸篇当之。不然，即是别有此诗而亡之，如王氏说。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调，词同而音异耳。若如郑说，即两章为《豳风》，犹或可成音节，至于四章半为《豳雅》，三章半为《豳颂》，不知成何曲拍耶？(18)朱熹撰，刘永翔、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2308—2309页。

朱子在分析郑玄、孔颖达不足时，对宋儒空谈道理的不足也有揭示。而他自己则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六义”说，以便学者理解《诗》之文义意旨。

具体来说，朱子的义理化改造在两个方面。其一，朱子提高了“六义”的地位，视之为《诗经》的“纲领管辖”。这是朱子的首创。在朱子心目中，体大思精的《周礼》是周公的制作。“六义”既出于《周礼》“六诗”，而《周礼》又以六诗教国子，是因为由此“推求《诗》意，庶乎易晓”。也就是说，在朱子看来，“六义”于诗经学最具重要地位，有助于后人理解《诗经》，而前儒对“六义”关注不够，对“六义”在诗经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非但于学者格《诗经》无所益，甚至还有所妨碍。

其二，朱子以三纬串三经，使“六义”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完整的体系。《朱子语类》载朱子说：“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大雅录。)(19)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37页。理一分殊，学者若知三经之别，就能由此而“知作诗之法度”，了解《诗经》的不同表现手法；若知三纬之分，就能由此而“知其声音之所当”，了解《诗经》的不同体裁特征。

二、朱子对“二南”说的重新阐释

所谓“二南”，即《周南》、《召南》。《诗序》以为正《风》，已将它与“正变”说结合起来。《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提及“二南”：“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因此，朱子很重视“二南”，将《论语》之说融进《诗经》，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二南”说。

(一)“二南”旧说概述

《诗小序》论“二南”曰：“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毛诗谱》说：“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孔颖达对此作出申述道：“以圣人宜为天子，贤人宜为诸侯，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20)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李慧玲点校：《毛诗注疏》，第5页。

到宋代，一些诗经学者对“二南”有所关注，比如王质以为《诗经》有南、风、雅、颂四体，程大昌以为《诗经》当是南、雅、颂三体。而理学家则结合《论语》加以阐释，对“二南”的关注点与诗经学者迥异。仅朱子《论孟精义》一书，就罗列了宋代八位理学家之说：

明道曰：“《二南》人伦之本，王化之基，苟不为之，则无所自入。古之学者必兴于《诗》，不学《诗》，无以言，故犹正墙面而立。”

伊川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此乃为伯鱼而言，盖恐其未尽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国家，先须从身修家齐来，不然，则是犹正墙面而立也。”

横渠曰：“人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诚是。不从此行，其隔着事，向前推不去，盖至亲至近莫甚于此，故须从此始。近试使人家为《周南》、《召南》之事，告之教之，则是为之也。道须是从此起。自世学不讲，殊不成次第，今试力推行之。”

范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基，故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吕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身及家，主于内，行之至。不先为此而事其末，则犹正墙面之无识。”

谢曰：“《二南》之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人道之极，皆尽性至命之事。”

杨曰：“学道而不为《二南》，皆不得其门而入也，故犹正墙面而立。”

尹曰：“问伯鱼者，恐未尽治家之道。夫之国治天下者，必先修身而齐家也。欲修身而家齐者，苟不为《周南》、《召南》，则犹墙面而立。谓之为者，盖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于其家而推之，则无往而不治也。虽文王之圣，亦刑于寡妻，以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况众人乎？”(21)朱熹撰，黄珅校点：《论孟精义》，《朱子全书》(修订本)第7册，第578—579页。

朱子有选择地引用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焞八家之说。当然，这并不代表朱子完全认同这八家之说。

(二)朱子的“二南”说

朱子的“二南”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朱子《答潘恭叔》书曰：“近再看《二南》旧说，极有草草处，已略刊订，别为一书，以趋简约，尚未能便就也。”(22)朱熹撰，刘永翔、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修订本)第22册，第2312页。此书约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前后(23)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3页。，是彼时朱子已对旧说加以改订，但尚未形成定谳。可惜的是，朱子旧说未存世，与今说间的变化不得而知。朱子今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前说的态度，二是确定“二南”的作者及功用，三是确立“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四是对“二南”作出系统化阐释。

在《诗集传》中，朱子结合“正变”说来看“二南”：“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他甚至还引用了《小序》王者之风、诸侯之风的原文，并谓：“斯言得之矣。”(24)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01、402、355、356页。也就是说，他在“二南”说上是认同《小序》的观点的。当然，朱子更进一步，接受了苏辙的观点，将王者坐实为文王。他在《诗序辨说》中将《小序》“《关雎》，后妃之德也”的后妃坐实为“文王之妃太姒”；同时又指出《小序》“先王之所以教”的先王“即文王也。旧说以为大王、王季，误矣”。(25)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01、402、355、356页。

朱子对前说的态度，尤其是对理学家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四书或问》中：

或问《二南》何以为《诗》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诗，言文王后妃闺门之化；《召南》之诗，言诸侯之国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盖文王治岐而化行于江、汉之域，自北而南，故其乐章以南名之，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教天下后世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盖《诗》之正风也。曰：诸说如何？曰：程叔子之意善矣，但“不然”以下，辞若有所不足，疑记者之失之也。以尹氏所谓“欲身修而家齐，苟不为《周南》、《召南》，则犹面墙而立”者足之，则其义备矣。若程伯子则语杂，而范氏意宽，皆未有见其端的。至张子所谓为《二南》之事者，则似过之。惟其以是为说，是以其所谓正墙面者，不以为不明乎治家之道，而以为不通乎治国之事者也。其意欲密，而所以为说者反疏矣。吕氏之说，意亦同此。谢氏“止乎礼义”之说，未足以语《二南》。其曰“尽性至命之事”，则亦过之。盖尽性至命之事，固不外此，但语之之序，则未当遽及此耳。岂亦忽《二南》之近小，而必美其言以至于此，然后厌于心欤？然则与圣人此章之意，正相反矣。杨氏以“不得其门而入”为言，亦借用他语之过。此章正为不能明之于内以达乎外耳，岂反欲其自外而入哉？此其恶出而喜入之意，与前所谓好高而忽下者，大略相似，恐习于老、佛之余弊也。(26)朱熹撰，黄珅校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880—881页。

朱子采《大序》的“正变”说及《小序》，并与《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条目结合起来，说明“二南”置于《诗经》之首的原因。至于理学家之说，也就是前揭《论孟精义》所引八家之说，朱子分析各自不足，惟程颐之说为善，然需要以尹焞修身齐家之说来补足，落到实处以便切己体察，才算完备。

朱子以“二南”为周公所采文王之世的诗篇，可以为后世君子所取法。《诗集传》曰：

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27)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01—402、351、356页。

朱子在《诗集传序》中确立了“二南”在诗经学中的地位：“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28)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01—402、351、356页。是朱子以“二南”为《诗经》之端，要学《诗经》，需本之于此。《诗序辨说》之说可为此说之注脚：“王者之道，始于家，终于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于法度彰，礼乐著，《雅》、《颂》之声作，然后可以言成。然无其始则亦何所因而立哉？”(29)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01—402、351、356页。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之说可与此参观：“《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30)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222页。朱子还认为“《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31)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365，411页。，将“二南”之正风与其他十三国风之变风区别开来。姜龙翔《论朱子〈诗集传〉对二〈南〉修齐治平之道的开展》引张元之说，认为“朱子确实将二《南》视为《诗经》之纲领”(32)姜龙翔：《论朱子〈诗集传〉对二〈南〉修齐治平之道的开展》，《清华中文学报》，2012年第7期，第63页。，不确。朱子《诗传纲领》未提及“二南”，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将“二南”附于《关雎》篇之后而并未列入“纲领”部分，是朱子并不以“二南”为《诗经》的纲领。

朱子将“二南”25篇诗联系起来，作出系统化的解释。朱子《诗集传》于《周南》末注云：

按此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词虽主于后妃，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则家齐而国治之效。《汉广》、《汝坟》则以南国之诗附焉，而见天下已有可平之渐矣。若《麟之趾》则又王者之端，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复以是终焉，而《序》者以为《关雎》之应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为无所助矣。然妻道无成，则亦岂得而专之哉！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误矣。(33)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365，411页。

朱子将后妃延伸到文王之化，“把本来零散的诗篇连系成一内圣外王的组诗”(34)林庆彰：《朱子〈诗集传·二南〉的教化观》，《朱子学的开展——学术篇》，第66页。：以《周南》前5篇言后妃及其志、其德，意在说明文王身修而家齐，次3篇言文王家齐而国治，次2篇言文王国治而将可天下平，末篇《麟之趾》为首篇《关雎》之应。朱子《诗集传》于《召南》末注云：

愚按：《鹊巢》至《采苹》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其词虽无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谓其民皥皥而不知为之者与？唯《何彼襛矣》之诗为不可晓，当阙所疑耳。(35)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20页。

《召南》14篇，为诸侯之风，朱子将除《何彼襛矣》外的13篇与文王之化联系起来：以前4篇为诸侯、大夫受文王之化而修身、齐家，其余9篇为方伯传布文王之化、诸侯齐家而治国；而《小序》以《驺虞》为《鹊巢》之应，朱子也是认同的。林庆彰谓：“《召南》诗篇的排列，一如《周南》，在朱子的诠释下也成了一有教化意义的组诗。”(36)林庆彰：《朱子〈诗集传·二南〉的教化观》，《朱子学的开展——学术篇》，第66页。其说大体得之，只是尚未注意到朱子的解释将《召南》与《周南》关联起来，以圣主文王与贤臣相配。

(三)朱子所作的义理化改造

朱子综合《小序》和宋儒程颐、尹焞之说，对“二南”加以义理化改造，建构了自己的“二南”说。

其一，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建构的道统体系里。朱子将“二南”与《论语》“正墙面而立”联系起来，也就是与孔子思想联系起来。同时，朱子结合《大序》的“正变”说、《小序》的王者之风与诸侯之风说，以为“二南”是周公所采文王之世的诗歌，其中展现的是文王之化。也就是说，“二南”体现的是“道心”，可以化育“人心”，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其二，朱子赋予“二南”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将“二南”联系起《大学》三纲领中的明德、新民和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眼于形而上处，落实到形而下中，建构了一个完整严密的政治理论体系。姜龙翔逐篇分析朱子的“二南”说，认为：“王道教化实施之本在于齐家，二《南》则具有完整开展的次序，透过朱子的诠释，使二《南》原本不甚相属的诗篇，从而建构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并以之作为儒家理想中由齐家之本迈向王道大成的治国蓝图。”(37)姜龙翔：《论朱子〈诗集传〉对二〈南〉修齐治平之道的开展》，《清华中文学报》，2012年第7期，第100页。此说虽未能揭明其中实质，然大体得之。据《朱子语类》载：

问：“《二南》之诗，真是以此风化天下否？”曰：“亦不须问是要风化天下与不风化天下，且要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云云里面看义理如何。今人读书，只是说向外面去，却于本文全不识。”(木之录。)(38)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7册，第2771册。

朱子从本文入手，通过对具体篇目的解读，展现了文王时期的主圣臣贤、民风淳厚。其目的在于可以为后世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所取法。也就是说，朱子通过“二南”，寄托了自己正君心、正人心的政治关怀。

三、朱子对“淫诗”说的重新阐释

《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过“郑声淫”，并主张“放郑声”，后世在郑声是否就是《郑风》、淫是过度还是淫靡两个问题上存在争议。尽管如此，后世许多学者还是以《论语》为据，认为《诗经》中存在淫诗，从而形成了“淫诗”说，并逐渐成为诗经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淫诗”旧说概述

虽然汉唐时期“淫诗”说逐步形成，但当时的诗经学者尚未形成系统的“淫诗”说，郑玄只提出《诗经》中部分篇目是刺淫，孔颖达于此也无关于淫诗的系统论述。关于“淫诗”说的发展脉络，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和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均作了详细梳理。(39)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第210—231页；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第101—124页。他们都注意到，班固《汉书·地理志》提出“郑俗淫”，并引用《诗经·郑风》中《出其东门》和《溱洧》的诗句；《白虎通义·礼乐》也有与《汉书·地理志》一致的表述；许慎《五经异义》则将“郑声淫”等同于“郑诗淫”。吴洋还注意到《礼记·乐记》中提出的“郑卫之音”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对《论语》的关注超过以往学者，“郑声淫”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同于汉唐时代的是，宋代的诗经学者参与到讨论中，使得“淫诗”说的讨论开始繁荣起来。李冬梅认为：“宋人谓《诗经·国风》中有‘淫诗’者，以欧阳修、郑樵、朱熹、王柏为代表，而其中尤以朱熹为集大成。”之后，李氏对四家之说作了详细讨论。(40)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第217—231页。吴洋则关注到吕祖谦与朱子关于淫诗的争论：吕祖谦认为，孔子删《诗》、正乐，不该保留淫诗与淫声；朱子则将郑声与郑诗关联起来，对吕祖谦说进行了辩驳。(41)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第119—121页。

(二)朱子的“淫诗”说

在《诗集传》中，朱子对淫诗提出比较具体的观点：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42)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481页。

朱子联系《礼记·乐记》“郑卫之音”来谈淫诗，并与孔子“放郑声”联系起来，认为诗经中存在不少篇目的淫诗。至于朱子所确定淫诗的具体篇目，自马端临《文献通考》最先提出有24篇，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又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不同见解，并作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此非本文关注点，故不具论。

朱子以《鄘风·桑中》为“桑间”之篇。吕祖谦则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辨析朱子的“淫诗”说。淳熙十一年(1184)，即吕祖谦殁后的第三年，朱子作《读吕氏诗记桑中篇》，针对吕祖谦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淫诗”说。约淳熙十三年(1186)，朱子撰《诗序辨说》，在《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基础上加以修订，可视作其“淫诗”说定论。其文曰：

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后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于郑声亟欲放而絶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词，而使之合奏于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墉》、《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絶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监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于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耶？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緑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于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其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也耶！(43)朱熹撰，朱杰人校点：《诗集传》，《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册，第364—366页。

这里的“或者”，即指吕祖谦。关于淫诗，朱子在辩论吕祖谦观点的同时表明他的观点：一、淫诗的性质。吕祖谦认为《桑中》等诗篇为诗人刺淫之作，而朱子认为是淫奔者自作。朱子不信《大序》美刺之说，故就此与吕祖谦辩论。二、《诗》乐的性质。吕祖谦认为，孔子放郑声，又删《诗》，不应当存录淫诗。朱子据《春秋》记乱臣贼子以垂戒后世为证，认为雅乐郑声可以并存，淫诗可以“深絶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三、《诗经》的思想。《大序》说“止乎礼义”，孔子说“思无邪”，吕祖谦据此认为，《诗经》中不当有淫诗：“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44)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五，影宋淳熙九年江西漕台刻本，第7页。而朱子则据此认为：“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45)朱熹撰，王铁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3371页。

(三)朱子所作的义理化改造

朱子认为：“《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46)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180页。朱子说《诗》，重视人情物理，承认《诗经》尤其是《郑风》和《卫风》中存有诸篇淫诗。在吸收前儒，特别是郑樵观点与辩驳吕祖谦观点的基础上，朱子加以义理化改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淫诗”说，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朱子承认人性之外还有人情的存在，以补汉唐儒学心性论之不足。汉唐诗经学者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诗经》，以美刺说《诗经》，吕祖谦亦从之。而朱子则是从人情的角度解读郑、卫之诗，承认《诗经》中存在一些男悦女、女惑男的淫诗。他或许受“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影响，认为《诗经》持理为正，但内容上可以“分殊”，不必都正。虽然朱子的“淫诗”说不如今人的“情诗”说符合人情，但毕竟较之汉儒前进了一大步。姜龙翔认为：“朱子对淫奔诗的界定虽是由其理学思想出发，否定诗人情性，进而对于民歌抒发自由情感的本质有所误解。”(47)姜龙翔：《朱子“淫奔诗”篇章界定再探》，《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2年第12期，第99页。其说不确。

其次，朱子以道心规范人心，以天理规范人欲，将淫诗规范在孔子思想的范围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子不同意吕祖谦的主张，认为人心、人欲是客观的存在，所以孔子删削之后的《诗经》还存在淫诗。而惟危之人心需要惟微之道心来规范，人欲需要天理来规范，所以，淫诗有邪，而学者需要以无邪之思来切己体察。朱子以淫诗亦具有教化功能有效地回应了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质疑，合理地将孔子“思无邪”、“郑声淫”、“放郑声”等思想串联起来。

四、小结

宋儒说《诗》，强调义理，形成了独具时代风貌的特色。他们除了提出一些新的诗经学命题如“本末论”、“南乐独立”说等之外，还对汉唐诗经学中的一些核心命题，如“六义”说、“美刺”说、“正变”说、“二南”说、“淫诗”说等提出了一些颇具洞见的新说。而朱子则较其他宋儒走得更远，他不信“美刺”说，而对“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等作出义理化改造，集诸家之大成，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诗集传》、《诗序辨说》《诗传纲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述和与友朋的辩论中，朱子将“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与周公、孔子思想关联起来，纳入他的道统体系加以哲学化解释，形成了自足而完整的体系，成为其重建诗经学的一部分，也成为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