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解剖学职业生涯

李云庆

（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与组织学胚胎学教研室暨梁銶琚脑研究中心，西安 710032）

1979年9月，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考入了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军医系学习。1984年大学毕业时，我主动报考了人体解剖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荣幸地通过考试，师从施际武教授，开始了我的人体解剖学职业生涯。1990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在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任讲师。毕业当年就加入了中国解剖学会，成了一名光荣的会员。时光如梭，我明年就到该退休的年龄了，此时此刻，自认为有资格谈谈职业生涯了！

我们刚上大学时的生活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条件之差真是无法想象！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过得却很充实。作为“文革”后入学的第2 届军校本科生，我们的学习处处得到学校优厚待遇的支持。当时，学习之风盛行，大家比着学，寒假也只休息过年的4 天。给我们上课的不是泰斗，就是精英，讲师才能上实习课。我珍惜时光，像晒干的海绵吸收水分一样如饥似渴地抓紧时间学习。大学期间，我的身体长高了，但如果把学到的知识与身高相比，我成了知识的“小巨人”。这段经历时常令我回味，也为我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磨练，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题很难，学校只招到28 名硕士生。由于人少，我们又享受了特殊待遇，再被老师们精雕细琢了一番。其间，我进步最快的是英语和日语。日语课是李继硕教授在科室内开的“小灶”，这是我学习日语的起步。我虽然不是李继硕教授的嫡系学生，但他对我的要求却很严格，并常常予以无微不至的关爱，故我对李教授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尽管科室的条件那时在国内算好的，但与现在比却有天壤之别。那时的实验室没有像样的设备和进口试剂的渠道，工作起来极不方便。在图书馆，常常找不到需要的文献，只好请国内外友人复印后寄来，非常影响实验进度。那时的英文投稿文件是用手动打字机打印，要求却是高标准，打错一个字就得全页返工重来，3份就得打印3 遍。尽管这样，我还是发表了第1 篇SCI 论文，这是科室第1 篇在国内完成、在国际期刊发表的SCI 论文。由于学习刻苦，经过导师推荐，并通过考试，我提前进入攻读博士生的学习。且不说那时研究工作的艰辛，印象很深的还是我写博士毕业论文，那时终于有了四通打字机，但它的储存方式是用录音磁带，一旦出错就得推倒重来。在临近毕业的紧要关头反复出现错误，真正是欲哭无泪呀！只能通宵达旦，埋头苦干，如期赶制完成毕业论文。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在1989年11月30日举行，我被鞠躬、张培林、朱长庚、李继硕教授等9 位评委“盘问”了一个上午，最终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我于1991年10月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资助，前往国际著名学府京都大学医学部留学。这是我初次出国学习，依仗着在国内练就的本领，不仅很快适应了国外环境，还在一年半里发表SCI 论文12篇。凭着这样的成绩，我再次获得了申请博士学位答辩的机会。但在答辩之前，我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导致左侧颅骨、锁骨、第2～4 肋骨、胫骨和腓骨等多处骨折，血胸，昏迷，急诊入院救治。待伤情略有好转，答辩时间也到了，为了按时回国，我乘轮椅来到学校，硬是拄着拐杖站着参加了答辩，并获得了我的第2 个博士学位。在如此短的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在京都大学医学部百年史上屈指可数，我也是获此殊荣的第1 位中国人，受到了日方导师们的一致好评。答辩后，我又拄着拐杖按时回国。我的这些表现，为后来长期保持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培育新人奠定了基础。1996年我被京都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每年定期前往该校从事3 个月的合作研究逾20 次。

在我出国的1992年，“缺席”通过了破格晋升副教授的评审，1994年我又破格晋升为教授，时年33 岁，成为学校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从1984年本科毕业到1994年晋升教授，短短的10年间，我就走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阶段。

1996年7月至2015年10月，我担任第四军医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该科室是国家重点学科，还设有梁銶琚脑研究中心，实验设施良好，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条件。我们坚持在镇痛机制的神经学基础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此外，我们还多次主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神经科学新技术讲习班、师资培训班，使其成为国内本专业最重要的学术交流中心之一。学科人员的学历结构合理，青年人才表现突出，如在近年评出的中国青年解剖科学家奖获者中，每次都有本室的青年教师获奖。本教研室还注重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近年来获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1 项，人体解剖学课程被评为首批国家精品课程，人体解剖学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人体解剖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人体司令部探秘》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我于1988年首次参加在沈阳举办的神经解剖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由于穿着红色T 恤衫，故被称为“穿红衣服的小男孩”；1991年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解剖科学研讨会，并用英语报告了论文；于1998年、2002年和2006年参加在南宁、广州和南京召开的学会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期间，分别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是学会百年史上最年轻的理事长，并于2010年连任；2014年至今一直担任学会的副理事长和国际交流委员会主任。

在担任学会领导期间，我积极主张端正会风、提倡学术、开展学术交流。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而且改变了学会经费收入不足的状况并略有盈余。2009年，我率团参加在南非召开的第17 届国际解剖学工作者学会联盟（IFAA）大会，代表学会争取到第18 届IFAA 大会在北京主办权，当选为国际会议主席；2014年北京第18 届IFAA 大会上当选IFAA 副主席，成为担任此职的第1 位中国人。2017年在西安召开的第25 届国际形态学大会（ISMS）时当选ISMS 执委。此外，我还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解剖学大会（APICA）执委。这些学术任职不仅提高了本学科的国际地位，还在很多场合获得了难得的话语权。在国际交流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与徐群渊、蔡文琴教授等老一辈专家们的指导，与张绍祥理事长的支持，与像以周长满教授为代表的默默奉献的“老黄牛”们的贡献密不可分！

我现在是空军军医大学的专业技术二级教授，也是粱銶锯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我曾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军解剖学与组织学胚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神经解剖学杂志》主编、国际期刊《Frontiers in Neuroanatomy》副主编等职务。我承担国家级研究课题20 多项，发表SCI 论文200 多篇；以第一获奖者的身份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各1 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获国家发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11 项；主编（译）专著和教材18 部。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1998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9年获中国科协求是奖，2000年被评为长江学者、全军教书育人优秀教员、总后勤部科技银星，2003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5年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010年获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陕西省教学名师和军队医学科技重大成果奖，2014年成为军队首批科技领军人才和陕西省三五人才，2015年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2017年获何梁何利奖。培养博士后5 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近百名，其中1 名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5名获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荣立一等功1 次，三等功3 次。

能够取得上述成绩，我不认为是自己有特殊的天分，只是自己喜爱、勤奋、坚持罢了。所以我要衷心感谢各个方面的指导、支持、关爱和帮助。这些往事只能代表过去，我们面对的是无尽的未来。在学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总结自己的成长历程与收获，绝非是卖弄，而是真心希望进一步激发自己和同道们的工作热情，发愤图强，为学会建设、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继续努力奋斗。

回顾40 多年来的个人成长史，目睹各种巨大变化，不禁由衷地感叹：我选择了正确的职业生涯，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