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妮·莫里森小说的自杀情结

马艳

[摘 要] 自杀这一使身体性状发生改变的行为，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向死而在地探寻生命价值的行为是黑人对奴隶制、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做出的最震撼、最极端的反抗，也隐含了作者在哲学层面上对“死亡”和“存在”的深切思考。文章以《宠儿》《秀拉》《所罗门之歌》三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为主线，从自杀视角重现美国黑人历史并解读黑人自杀的原因及意义。

[关键词] 莫里森;死亡;存在;自杀情结

[中图分类号]  I106.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1—0097—07

A Study on the Suicidal Complex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MA 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1， China）

Abstract：The suicidal behavior， which can change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ccurs frequently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Searching for the value of life from ‘being towards death is the most earthshaking and extreme resistance of the black people against slavery， racism， and social injustice， which also implies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death” and “bei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line in the three novels of Beloved， Sula， and Song of Solom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produce the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interpret th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lack peoples suic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icidal behavior.

Key words： Morrison; death; being; suicidal complex

一 引 言

自殺行为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对待自杀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在古希腊，不同学派对自杀的看法不尽相同，斯多噶学派和伊比鸠鲁学派的观点是主流，他们宣称人有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和时间的权利。《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古希腊人的自杀，多半被视为光荣事迹，因为自杀者多是为了坚守信仰，或是避免被俘有辱国家，亦或是为了赎罪获得上帝宽恕。在雅典，未经国家批准的自杀被视为违法，擅自自杀的人不能下葬，同时还要被砍去自杀时所用的手掌以示警戒。亚里士多德认为自杀是懦夫的行为，也是反政府的行为。古罗马有这样的戒条：“Et merito， si sine causa sibi manus intulit， puniendus est： qui enim sibi non pepercit， multo sinus aliis parcet.”（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杀，那么他理应受到惩罚：因为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更不会爱惜他人）。[1]359罗马的法律明令禁止自杀，还禁止将自杀者的遗产赠给继承人。基督教社会在刚具雏形时便禁止自杀，有关自杀的内容从未见诸于基督教经典《旧约》，甚至连《新约》也仅有犹大背叛耶稣后不忍看他被钉十字架在绝望中于耶路撒冷城郊自缢身亡一例。天主教会则从开始就坚决反对自杀，因为自杀违反了十诫中的第六条——不可杀人圣经在《出埃及记》（20：2-17）和《申命记》（5：6-21）两处都记载有十诫，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十诫：一、不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二、不可制造偶像与拜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五、应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十、不可贪心。。犹太教认为自杀者是邪恶的人，因此对自杀者的埋葬礼仪有着严格要求：不准向自杀者致敬，不鼓励亲人着丧服，埋葬地点必须远离其他正常去世的亡者，以免“邪恶的人躺在正义的人旁边”[2]15。

非洲黑人像印度教徒、佛教徒一样坚定地相信再生，但是，“众生在生死轮回中循环不已，只有行善积德才能脱离生死轮回，达到涅盘，这种轮回的观点在非洲思想中根本不存在”，非洲传统观念认为“人世是光明、温暖和充满生气的”，所有存在的世界中，“人世间是最美好的”[3]149。史密斯（Beverly Smith） 曾说：“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社会，一些本身和族裔没有关联的行为和观念都会染上种族的气息，因此，黑人有选择地接受一些行为、举止和争端，但凡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便说‘那是白人的。不仅同性恋被认为是白人的专属，自杀也被认为只会在白人中发生。”[4]389-412 被黑人视为禁忌的自杀行为在莫里森笔下却频繁发生：《最蓝的眼睛》里佩克拉情愿用死亡换取一双蓝色的眼睛;《爵士乐》中维奥莱特的母亲罗丝投井自杀;《秀拉》有“全国自杀节”;《所罗门之歌》中史密斯从医院顶上携带蓝色翅膀纵身跳下;《宠儿》里有在“中间通道”跳海自杀的女性黑奴。对莫氏作品中死亡意象的解读集中在塞丝弑婴、爱娃焚烧爱子、秀拉失手杀死小鸡等事件，鲜有评论家注意到《宠儿》中被莫里森一笔带过的在运奴船上跳海的女性黑奴、《秀拉》里夏德拉克创立的并非为了自杀的“全国自杀节”、《所罗门之歌》首尾自杀事件所蕴含的生命隐喻。自杀作为死亡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在哲学层面同样具备死亡的主要特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對死亡的深层涵义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向死而在”的概念，就是要“先行到死”，体验死亡这种“不可经验”、不可重复的“可能性”，站在死亡的角度反观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二 《宠儿》：“让自己永远死去很困难”

《宠儿》最后一个章节有这样一段描述，“有一种孤独可以被摇晃。双臂交叉，双膝蜷起;抱住，稳住别动，这种摇晃并不像轮船的颠簸，它使人平静。”[5]280 这一特殊坐姿和随着海浪跌宕起伏的摇晃把读者带回到美国历史上一场名副其实的噩梦——贩运奴隶的“中间通道”（The Middle Passage）。 宠儿（Beloved）这一小说人物即可以被解读为在婴儿期被其母亲塞丝（Sethe）杀死，十八年后还魂的孩子;也可以看作被带上运奴船的奴隶;亦或是奴隶制给非裔美国人留下的集体种族记忆。她的自述没有标点符号，整篇叙述连成一片，急促、紧张、无序的自白彻底把读者抛向对拥挤、潮热、窒息，死人成堆的运奴船的想象：“一切一切都是现在，永远是现在。无时无刻我都在蜷缩着，观看其他同样蜷缩着的人。”[5]244奴隶在运奴船上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丹芙（Denvor）问宠儿“过去”呆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宠儿说那个地方“漆黑”“滚烫”“没法呼吸，也没有地方呆”，那里的死人是“成堆成堆的”[5]83。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运奴船过分拥挤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底舱装载的奴隶们很少能够站立或坐着，每两个人被手连手、脚连脚地用铁链锁在一起，连最低限度活动肢体的自由也没有。过分拥挤导致各种疾病和流行病的发病率猛增，从非洲船运到新大陆的奴隶能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不超过半数

17世纪大概有20%的奴隶死于运输途中。到了18世纪，虽然运奴船在食物、饮水、卫生条件等方面有所改善，死亡率下降到10%～15%。疾病是导致死亡最主要的因素，许多非洲黑人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开始之前就身患疾病。通常情况下，他们又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从非洲内陆走到大西洋沿岸，在被装运到运奴船上时，很多体弱的奴隶就已经不能支撑下去。（笔者自译） 详见Falola，Toyin & Amanda Warnock eds.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Passage： Greenwood Milestones in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M].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2007， p.138.。 莫里森曾对《宠儿》扉页上的“六千万，甚至更多”做过补充：“一些史学家告诉我共有两亿黑奴死亡，但我所知道的最低数目是六千万。刚果的一些游记作家曾经写道，‘海里横七竖八满是尸体，船只根本航行不过去，尸体像浮木一般漂浮在海面上。许多黑人死去，有一半死在运奴途中。”[6]120-123

自杀、疾病、虐待是导致奴隶在“中间通道”丧生的三大原因，其中自杀位居其首。莫里森在小说结尾写道：“渐渐地，所有痕迹都消失了，被忘却的不仅是脚印，还有溪水和水底的东西。”[5]281“脚印”留下的是美国历史上蓄意被“遗忘”的事情——奴隶制的残酷与暴戾，“溪水”指运送奴隶的“中间通道”——西非至美洲的大西洋航段，沉入“水底的东西”指运奴途中那些死后被抛入海中及跳海自杀的奴隶，其中包括宠儿的母亲。Katy Ryan认为，“‘有着我的脸的女人才是宠儿的母亲，塞丝和丹芙误以为宠儿是她们死后还魂的女儿和姐姐，这正好符合小说扉页所引用的《新约·罗马书》（9：25）：‘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是我的宠儿，我要称为我的宠儿。”[4]396丹芙问宠儿为什么要重返人间时，宠儿说，“看她的脸”[5]83。宠儿一直在寻找的“她的脸”正是在运奴船上跳海自杀的女人的脸，“她本来正要对我微笑，这时没有皮的男人们来了”，他们“把死人们粗暴地推进大海。她进去了。他们没有推她。她自己进去的”[5]220。 被捕获的男性奴隶被锁在甲板下的船舱内，女性奴隶和孩子则被允许在甲板上自由活动，这种所谓的“自由”给船员和运奴商提供了强奸妇女和猥亵儿童的机会。面对无法逃脱的厄运，女性黑奴通过跳海自杀——这一使身体性状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最极端的方式作为对奴隶制的反抗。改变后的身体不再具有“生产能力”和“使用价值”，也不再是“一种有用的力量”，奴隶主丧失供其奴役、掠夺的客体后其做为主体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

运奴船上奴隶以个体为单位的自杀方式感染了整个集体，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奴隶制的极度仇恨使奴隶在船上抓住一切机会跳海自杀。据记载，“1737年，‘橙色王子号运奴船在圣·克里斯托弗岛刚一靠岸，就有100多名奴隶集体跳船自杀。”[7]363带有癫狂色彩的集体自杀，在黑人奴隶身上却看似极为平常，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越过对死亡的恐惧坦然赴死？海德格尔认为：“畏死不是个别人的一种随便和偶然的‘软弱情绪，而是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它展开了此在作为被抛向其终结的存在而生存的情况。”[8]301人类与生俱来的畏死情结同样出现在黑人身上，但他们却集体突破了这一天然屏障，表现出极大的勇气。集体自杀不是一两个人的做法，而是重复一两个人的做法，这种念头不是产生于一个特殊的人，而是“由整个群体构思出来”，“这个群体完全处于绝望的状态下，集体地决心去死”。[1]117无从考证奴隶在纵身跳下大海之前有没有受到涂尔干强调的“幻觉症患者”的困扰，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超越对死的恐惧，毫不犹豫地、没有任何拖延地蹈海赴死。

运奴船上的集体自杀，不仅与奴隶制密切相关，也和非洲传统哲学观紧密相连。“如果你在古老的非洲遇见一个人，你问他是谁（who he was），他会回答，‘我是我们（I am we）。”[9]371“我”等同于“我们”，个人和集体内涵一致，所有的“我们”是“一个整体”。个人等同集体，个人价值在集体中得以彰显的观念使运奴船上的奴隶以个人追随集体的方式自杀。非洲人相信“受难而亡的个人在死后终将回归”并加入祖先的行列，同已故的亲戚朋友一起生活，世世代代一起组成一个整体。 [10]88非洲传统哲学观没有生者与死者、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其时间观也有别于西方“三段式”的直线型时间观，他们认为时间的开端是在遥远的“过去”，而终端是“现在”，所谓的时间就是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件，“未来”由于其未发生和不可预见，不能被经历和认识，故而不叫“时间”。所以在黑人意识里没有“未来”的概念，只有“过去”和“现在”。时间由“现在”向“过去”方向运动而不是投向“未来”的观念让他们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回归过去并加入祖先行列。对祖先的崇拜使共同体集合于同一目标下，巩固了共同文化，加强了黑人民族群体对成员的内聚作用，是运奴船上非洲黑人去当下之蔽、摆脱现世沦丧、穿越时间隧道返璞归真的诗性表达，更是个人追随集体协调一致对奴隶制做出的极端反抗。

为了防止奴隶自杀，奴贩把每个奴隶在脚踝处用铁链扣起并锁在甲板上，并加派水手监督奴隶。船体外也布满渔网防止跳海的奴隶游向大海深处。“贩奴商运用各种方式惩罚有自杀企图的奴隶，包括砍掉胳膊、腿、往他们的嘴里浇筑滚烫的铅等”，通过这些残酷的惩罚深化其对死亡的恐惧，“但是无论运用什么方式最终都无法阻止奴隶自杀”[7]363。面对“死”的悲凉，黑人奴隶没有畏惧、没有沉沦、没有屈服，而是将个体融入集体，为集体的共同利益而死。从个体的“死”中获得集体“生”的价值，从而被赋予永不逝去的生命，正如宠儿——代表六百万在运奴途中死去的奴隶所说的“让自己永远死去很困难”[5]216。

三 《秀拉》：走向终结的存在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著作《自杀论》中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破坏了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往往导致自杀率明显增高。美国内战结束以后，南方黑奴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但期待中的权利平等与社会公平并未实现。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s. Ferguson）”一案中以法律形式确认南方各州“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后，黑白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共存于以“民主、自由、平等”为立国原则的国度里。一战期间及战后，南方各州陆续爆发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同时北方工业飞速发展导致劳动力紧缺，美国黑人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的大迁移。黑人的大量涌入使黑人与白人之间就业竞争紧张，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社会不公及生活困窘使20世纪初至40年代期间黑人自杀率明显高于白人，“1915年高出75%，1940年高出55%” [11]448-455。一战复员的黑人士兵没有因为在战争中伤亡惨重而得到补偿，白人也没有因为黑人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而改变对他们的种族歧视，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种族冲突和骚乱。“1917年到1923年期间，363名黑人被处以私刑。1919年大批士兵退伍返乡后，死于私刑的黑人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顶峰。”[12]26-34

奔赴欧洲战场前，夏德拉克是个不足二十岁的年轻黑人小伙，同当时众多热血沸腾的美国青年一样满富激情和理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战场为正义而战。战场上夏德拉克看见近旁一个士兵的脸被炸飞，“尽管失去了大脑的指令，那个无头士兵的躯体仍然在执拗地向前飞奔，动作有力、姿势优雅，根本不顾脑浆正顺着脊背向下流淌”[13]8。在“无头士兵”的死亡过程中，夏德拉克作为一个“在傍”的他者，目睹了整个死亡过程，虽然他并未在“本然意义”上经历死亡，但“无头士兵”死亡时的暴力血腥画面带来的恐惧却在他精神深处植根并蔓延。夏德拉克负伤后被送入后方医院，醒来后癫狂发作，在打倒一名男护士并打翻一辆小推车后被捆绑在病床上。为了腾出在紧急情况下疏散病员的通道，夏德拉克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便被清理出醫院。战前朝气蓬勃的黑人青年在战后“不清楚自己是谁，是什么，他没有过去，没有语言，没有部落，没有来历，没有通讯录，没有梳子，没有铅笔，没有钟表，没有手帕，没有毯子，没有床铺，没有罐头刀，没有褪了色的明信片，没有肥皂，没有钥匙，没有烟荷包，没有脏内衣，而且还无事、无事、无事可做”[13]12。十七个“没有”凸显了战争带来的虚无，不断重复的“无事可做”让夏德拉克对死亡的恐惧达到了极点。这种虚无和恐惧使夏德拉克开始对死亡进行探索，经过深刻思考，死亡的本质内涵在他脑中呈现出清晰的脉络。他认为恐惧死亡是因为事先毫无准备，如果能对死亡做一番安排，就可以控制它;如果把一年中的一天花在对死亡的思考上，剩下的时间就能享有安全和自由。于是，夏德拉克创立“全国自杀节”，决心以“先行到死”

海德格尔认为，“先行到死”或曰“向死而在” 是一种 “畏”的体验，意味着个体敢于直面死亡这一“极限处境”，并从“烦忙于世务，混迹于众人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在“死亡的虛无”面前敞开生存的一切可能性，任自我自由地纵身其间。详见：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95-97页。的方式提前经验死亡，从而消除对死的恐惧，将“底层”居民从战争恐慌和生活迷茫中解救出来。自1920年始，每年的1月3日，他便一手摇着母牛的颈铃，一手拎着上吊用的绳子，游走在街上大声呼吁社区居民自杀或他杀，并且声明这是他们全年唯一的机会。

“底层”居民认为夏德拉克精神错乱是因为在1917年的战斗中炸昏了头，“后来便始终没有清醒过来”。迪尔凯姆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自杀率和精神错乱比率后认为，“看不出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任何有规律的关系” ，“也不能肯定精神错乱和自杀有某种固定的对应关系”[1]44-45。夏德拉克并非神志不清才倡导自杀，其所具有的正是福柯笔下的疯癫——“人世中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14]32。福柯认为世上没有疯子，只有不同程度的疯癫而已，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是由众多非理性因素导致的社会建构，隐含了对现世的不满，疯癫史是受他者的意识所控制的压迫史。夏德拉克的疯癫是一战后美国社会现状的符号、种族冲突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表征。然而，夏德拉克既没有像福克纳《喧嚣与骚动》里同样遭受战争创伤的昆丁那样跳水自杀，也没有同伍尔夫《达罗卫夫人》中精神受过刺激的一战老兵塞普蒂默斯一样坠楼身亡，而是在和死亡近距离接触中领悟“死”的价值并带领“底层”居民感知存在。

首次“全国自杀节”的庆祝，在“底层”造成了一场恐慌;第二次的时候，人们虽不再那么害怕，却仍然忧心忡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们对此不再多加评论，因为它已深入人心，融进了他们的生命，汇入了他们的语言，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1月3日，当夏德拉克出现在街头时，“木匠路”的居民都发出了不同往常的笑声，过去每逢这一天，他们总是关上门，拉下百叶窗，把孩子从街上叫回来，而这一次他们自发组织了“全国自杀节”游行并召唤站在门口和趴在窗台上旁观的黑人加入游行队伍，帮助他们“撕开那道帷幕，让他们在焦虑中、在尊严中、在他们多年来不断增加的那一成年人痛苦的重压中喘上一口气”[13]149。 “那道帷幕”即河底隧道工程所象征的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在人手不足却从不雇佣黑人的情况下，河底隧道从1937年起直到1941年都未完工。本该由国民共同修建的国家工程却拒绝黑人的参与，凝聚着黑人希望的工程，却给了他们久远无期的绝望。“底层”黑人集结在隧道挖掘工程的开口处，整齐划一地行动起来，“老老少少、女人孩子、跛腿的和强健的，人人一起动手，尽其所能，把禁止黑人参与修建的隧道毁掉了”[13]151。“全国自杀节”终于使“底层”黑人在坐等民主社会的幻想中觉醒、抛开对死亡的恐惧，在怒吼中拆毁了白人的标志性工程，把社区黑人的创伤、悲凉连同隧道一同埋葬。

“全国自杀节”的创立并非为了揭露“20世纪西方社会虚无主义和自杀倾向”，而是旨在从死亡反观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刘君涛认为，夏德拉克创立“全国自杀节”是为了揭露社会虚无主义和自杀的问题。详见刘君涛. 从镜像结构看《秀拉》的人物组合与叙事风格[J]. 外国文学研究，2000（4）：77-81.，莫里森想要表现的并非是虚无与荒诞，其笔下的夏德拉克已经把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灵屈辱以及潜藏于内心的自杀冲动转化为一种生的体验和对人性的关怀，就是这种人文关怀使夏德拉克引导弱势群体走出边缘化困境。隧道被捣毁后，“底层”发生了巨大变化，黑人争取民权的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在繁华市区的店铺、学校等地方工作，年轻黑人也呈现出一种“新颖的神态”。当年埋在隧道下的黑人同胞已经消失，但他们争取民权的精神依旧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死者离弃了我们的‘世界，把它留在身后。而在这个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人还能够共他同在。”[8]287借助奈尔的回忆，莫里森对殒命于隧道的黑人作出了评价：“也许他们已经离开并在大地上撒下了种子，而在那些站在零售店里、脖子上挂着钱柜钥匙的年轻人身上又发芽生长了。”[13]153父辈们民权意识的觉醒在新一代黑人青年身上撒下的“种子”正是民权运动的先声。莫里森借夏德拉克以“先行到死”的方式唤醒“底层”居民的民族意识，为徘徊在社会边缘的现代黑人指出开创民族未来的道路。以“底层”为代表的黑人社会像蝴蝶翅膀一般，开始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风暴。

四 《所罗门之歌》：“我热爱你们大家”

莫里森发扬了黑人文学中“艺术即武器”的传统，不仅把神话色彩的黑人传说和政治巧妙地结合起来，更是将其对自身经历的深刻思考与敏锐洞察注入《所罗门之歌》，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跌宕起伏的黑色历史画卷。小说开篇讲述了保险公司代理人史密斯（Smith）在自己住宅门上留下一张便条后，伴随着彼拉多（Pilate）悠扬的歌声和四处飘扬的玫瑰花瓣，从慈善医院的楼顶上一跃飞向天空。无从知晓史密斯下定决心要自杀时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平静还是兴奋、是愤怒还是期待，了解其心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他死前贴在门上的便条——“我热爱你们大家”。当史密斯怀抱沉重的爱从慈善医院楼顶跳下时，奶娃在彼拉多的歌声和漫天飞舞的红色丝绒花瓣中降生。史密斯的自杀与奶娃的出生，两件事情的紧密相连使两人的命运被象征性地联系到一起。史密斯跳楼自杀作为一件历事，在社区黑人知道他是“七日社团”成员后，方才明白他为爱而死的自杀含义，奶娃则是史密斯精神的传承，领悟史密斯爱的感悟后将其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