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燕
叙事医学被提出已经十几年[1],近年来在国内,以叙事为基础的医学研究或叙事医学的研究文章显著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学人文真正地走向临床实践,实现医患间真正的沟通[2]。本文通过对两个叙事医学案例的详细分析试图表明,在叙事医学实践中,医者通过倾听、记录病人的疾痛故事,在共情、反思基础上做出回应,是弥合医患认知分裂,使医学超越技术主义回归人文本质的重要途径,能够为弥合医患分裂提供重要的认知与思考的方法。
进入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医学界对于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认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现代性视野下由技术至上主义引发的深刻的人文危机。借助大量精密的仪器与设备,医学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将以“人”作为对象的医疗过程转化为以实验室数据、检查结果等为对象的科技过程。一种“视,而不见”的医疗模式使原本亲密的医患关系不复存在,患者由此从一个需要被关怀与拯救的真实之人变成了一个“待分析、待解决”的难题。
2001年,美国内科医生丽塔·卡伦在《内科学年报》上发表《叙事医学:形式、功能和伦理》一文,首次提出“叙事医学”的概念正是西方医学实践者近十几年面临科学与人文融合困境,寻求医学实践出路的努力之一。通过下面的这则案例本文试图表明,经由认知、理解、反思而产生的行动与实践,不仅能促进真正的医患沟通,而且能使医者超越技术理性的狭隘,拥有更广博、更深厚的人文精神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