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俊
在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变迁中,规划一直都作为有效管理土地的基础。按既有规划进行土地治理,不仅仅是法治建设的外在体现,更是具体管理制度形成的内在要求。《土地管理法》第三章专章规定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内容,从管理的角度对土地规划进行赋权,实现土地管理所要求的用途管制目标。同时,土地财产权利的行使受用途管制的制约,应当遵守预设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显然,中国的土地规划是以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为基础进行体系设计。相较于《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规划意见》)将主体功能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多项国土空间规划融为一体,并将这一规划体系再次分解为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等四大部分,确立了“多规合一”的规划模式。
不过,除了确定一系列规划审批规则、规划技术性指标,以及在规划适用上进行分层划分之外,规划权的系统构建还需要将分散的规划权体系化,从规划类型和规划时间上予以细分,糅合公权与私权以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这一过程,还应当立足于中国土地治理的视野,挖掘土地规划权的制度内涵和行使的限度、梳理土地规划规范群内部的逻辑脉络,发现以土地规划为中心的权力束与土地财产权利束之间的联动关系。
在土地管理的研究视角下,资源合理配置、政府的土地管理职能等均可能被视为分析土地管理行为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