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赴后继的站立

2020-02-20 14:28王俊良
杂文月刊 2020年1期
关键词:曾纪泽使节郭嵩焘

王俊良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猴子为什么始终是猴子呢?因为猴子不肯站立。每一次,产生一只试图站立行走的猴子,都因众猴不容而夭折。晚清驻外使节力主学习西方,就如同那只意欲站立行走的猴子。这从郭嵩焘、曾纪泽与薛福成的遭遇,即可看出端倪。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第一位走出国门,代表政府对外行使外交权力的驻外使节郭嵩焘,被迫称病请辞,黯然回国。称病请辞当然是一种托词。在这之前,副手刘锡鸿,在使馆跟郭嵩焘叫板,说“这个京师之内,被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刘锡鸿的猖獗,绝非胆大妄为,这让久经宦海沉浮的郭嵩焘,明白了上边的意图。

说到底,引爆官场上下一致“不容”,源头就是郭嵩焘从大清到英国沿途见闻《使西纪程》一书。此书详细记录途经各国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以及西方国家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制度改革,尽可能让朝廷上下,以及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然而,此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朝野上下口诛笔伐。言其对外“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歸心”!对郭嵩焘言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翰林院侍讲李慈铭,大骂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一片骂声中,朝廷顺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由,逼迫郭嵩焘称病请辞。

接替郭嵩焘驻外使节的曾纪泽,是洋务运动推动者曾国藩之子。深谙官场规则,笃信“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的曾纪泽,决定走“避虚就实”之路,着力研究出使国的历史、国情,以及其工、商业间相互影响及社会运作情况。运用国际法,解决清政府与其他国家间发生的一切。

然而,避虚易,就实难。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作为驻法公使,既要按国际法与法人争辩,又要按朝廷规则,申明与法国人争辩的理由,终成“备御六策”。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纪泽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从订造“致远”“靖远”舰,到舰艇投入使用的一系列环节,都必须一一亲自操办。

一个“实”字,终于让意欲站立的曾纪泽,在五十一岁这年,生命戛然而止。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力求在郭嵩焘的启蒙和曾纪泽的器物之间,开一条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寻求破解和深化。《通筹南洋各岛设立领事保护侨民疏》《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的相继签订,展示出薛福成既坚韧又灵活多变的谈判才华。

可惜,薛福成也没逃脱被“咬死”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任满回国,病逝于上海。其《观巴黎油画记》,慨叹“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揭示中西对伤疤的态度,西夷“‘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

对伤疤讳莫如深,是怕站立的猴子看见远方。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以及梁启超、孙中山们前仆后继的站立,都昭示一个道理,与其鼓励猴子勇敢站立,不如打造可以容忍站立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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