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评介

孙志均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卫聚贤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近现代考古学、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因其考古学成就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目前学界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考古学领域，偶有涉及史学领域的讨论，均深度有限，如刘斌、张婷、吴鹏程等人的论著(1)参见：刘斌，张婷.卫聚贤、张希鲁与云南首次考古发掘[J].江汉考古，2016(3)；刘斌，张婷.卫聚贤与中国考古学[J].南方文物，2009(1)；吴鹏程.回乡访贤读孤山——重走卫聚贤先生考古之地[J].文物世界，2014(1)；范春义.卫聚贤与20世纪戏台史研究的兴起[J].文学遗产，2013(1)；赵换.卫聚贤学术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0；宁泊.史学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J].史学史研究，1994(4).，然其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也不容小觑。因此，本文以鲜为学界关注的卫氏《中国史学史讲义》(未刊)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书的编纂、内容与特点，管窥卫氏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创立过程中的建树与贡献。识见未周，识者批评。

一、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中的卫聚贤

“中国史学史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地说，它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2)瞿林东.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结[J].群言，2003(1)：16.在中国历史上，虽有汉之班彪、唐之刘知幾、宋之郑樵等都做过类似“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史学史是近代以后才创立的，这与梁启超有较大关系。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学革命”。在新的史学思潮影响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文化史撰述日益受到学界重视，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进行中国史学的研究。紧接着，具有“中国史学史”精髓的课程逐渐登上大学的课堂，这也是该学科起步的重要标志(3)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6.。

最先在中国大学课堂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是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1919～1920年间，朱希祖在北京大学所讲课程虽名为《中国史学通论》，但其内容多是史学史方面的(4)王爱卫.朱希祖的史学史研究及其《中国史学通论》[J].德州学院学报，2016(5):74.，且据学者研究，其课表分明写着“史学史 朱；哲学史大纲 胡”等字样。

目前所知，“中国史学史”一词最早出现在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1924)一文中，他说：“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5)胡适.故事讨论的读后感[M]//胡适文存:二集.安徽：黄山出版社，1996：70.此处所提“中国史学史”应是与“中国思想史”并列，意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此时，“中国史学史”一词还未含有学科性质的意义。

1926～1927年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将“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正式提出，并对中国史学史做出了“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初步、框架性质的指导(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18.。在他这一理论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一批学者纷纷尝试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课堂，像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金毓黻在南京中央大学、卫聚贤在上海持志学院等，都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他们往往自编讲义以供教学参考，成为该学科创建过程中具有“开路”性质的尝试和探索。

20世纪40年代，随着论文、专著迎来出版高峰，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建立、发展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三部直接名为“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分别是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7)魏应麒.中国史学史[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7.、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8)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9)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据:郑善庆《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初版时间及定名原因考》(《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一书最早出版时间应为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文献特藏部藏有此初版书。。此外，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10)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M].重庆：史学书局，1944.、蒋祖怡的《史学纂要》(11)蒋祖怡.史学纂要[M].重庆：正中书局，1944.、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12)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1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等虽不以“史学史”命名，但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学史的，这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学者及其成果，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4)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4-95.。

二、《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编纂与内容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介山，又号卫大法师，山西万泉(今万荣)人。1927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曾任暨南大学、中国公学、持志书院教授。1929年主持发掘南京明故宫。1930年主持南京栖霞山三国墓葬发掘，并致力于江浙古文化遗址调查。1935年春，参与常州淹城遗址调查，同年秋参加上海金山卫戚家墩古文化遗址考察研究。1949年后定居香港，1975年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著有《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古史研究》《中国社会史》《古今货币》《古器物学》《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等。卫聚贤“屡创新说”，其学术观点有的获得学者一致赞同，有的“与常说相悖”，甚至某些考证和推理“情节近乎离奇”(15)卫月望.卫聚贤传略[A]//夏晓红,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03-315.，因此学界对其又有“考古怪杰”(16)夏明亮.卫聚贤：屡创新说，考古怪杰[A]//文化三晋浪淘沙：山西百年百位文化名人小传: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815.“史学奇人”(17)董大中.卫聚贤传：自序[A]//卫聚贤传.太原：三晋出版社，2017：1.之称。

1932年，卫聚贤执教于上海持志学院，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并编纂《中国史学史讲义》一书。因该书是应讲授课程而作，因此，成书时间应在1933年卫氏离任持志书院、赴暨南大学教书之前，即1932～1933年间，属铅印本，凡103页。当时，中国史学史学科刚刚起步，有志于此的学者还只是探索和尝试。与卫氏大约同时期开设大学“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学者也都撰有讲义，均为内部印发。尽管中国史学史的理论已有一定程度的积淀，然而，直到卫氏开始撰述此书，也没有可以直接参考的范本。此种困境，可从金毓黻的日记中得以证实。金氏言，自己“始撰《中国史学史》，无可依傍，以意为之。梁任公于其《历史研究法续编》中有中国史学史作法一节，尚可取资，惟语焉不详”，然“闻卫聚贤撰有是书，由《大公报》出版，亦未之见”(1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96[M].沈阳：辽沈书社，1993：4103.。由此便知，在金氏之前更早探索史学史的卫氏其困境更甚。卫氏师从梁启超，其书的框架结构虽不完全按照梁启超“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的模式来编排，却并未跳出这个范围。因此，卫氏最为直接的参考，应与金氏类似，即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

《中国史学史讲义》含“定义”在内，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正史及史目”“历史的起源及演进”两部分为全书的重点，篇幅几乎占到全书的一半。现分述如下：

一是“定义”。同大多数撰述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一样，卫聚贤讨论了“史”字原意。他分别简述“史”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形象、意义，认为“史”像手执简册(19)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1.。姚名达在撰述《中国史学史》时，认为“史”字的本来意义应是用刀笔刻字的人(20)罗艳春,姚果源,选编.姚名达文存:中国史学史讲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20.。姚氏的解释，后学认为更为妥当。然而，两种解释都暗含了“史”为已有文字后的事。卫氏认为，人类的历史，史前史较有记载的历史长得多，沿用“史”字不大适宜，应该为“中国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及其将来”。

二是“历史的起源及演进”。这部分可分为两项内容：一为历史记忆的方式，从上溯远古“口传”，到纪事本末体史籍的产生、成熟为止，大致介绍了古代史学发展的脉络；二为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材料的排比、疑古、补证、讨论、史前史及文化史的编著、年代学等5大内容。

三是“史学的分类及位置”。从史学附属于别类，到史学独立成部，交代了史学在目录分类及学术研究上逐渐独立的过程；“史学的分目”一节，介绍了多种目录学对史目的分类，多者18，少者10，以13居多；接轨史界动态，单列分类史的史料；“史部的位置”一节，以史学独立成部后，正史的经籍志或艺文志中有关经史子集数量的纵横对比，来讨论史学发展的兴衰。

四是“正史及史目”。首先介绍了“二十四史”及《新元史》《清史稿》的书名、编者、总数、分类数、起止、注家等内容；其次，借洪亮吉《史目表》对上述各书的史目进行详细的统计和分类。这部分的篇幅最大，内容多为介绍性质。

五是“历代的史官”。以朝代为序，上自巫史兼职，下至民国初年设史馆，皆简要概述。其中秦至隋唐的史官，引自刘知幾《史通·史官》一文。

六是“历代的史学家”。按照朝代顺序，以史书为线索，介绍历代至民国初年中国史学大家。卫氏对史者秉笔直书精神最是推崇，“如齐史书崔杼弑君，晋史书赵盾弑君，均不畏其死与权势，而忠于其职”(21)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94.。

三、《中国史学史讲义》的特点

一是重考据的研究精神。在《刻写英雄的名字》一节，卫聚贤引用王国维所补殷商祖先世系表，“太丁，太甲，太庚，太戊，仲丁，祖乙，祖辛，祖丁”(22)王国维.观堂集林: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6.。同时，指明原文为“……太甲，太庚……丁，祖乙，祖”(23)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用以说明该组文字是殷商后裔“专为记其祖先名而设”。同时证以当时的后进民族如台湾、南洋、非洲等地的部落民族尚存此风者。诸如此类重视考据之处，讲义中俯拾皆是。

二是注意中西史学发展的比较。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卫聚贤对中西史学的比较主要集中在史学发展的萌芽阶段，用以说明中西史学发展的异同。在“用符号记事”一节，与中国古时候、当时台湾依然使用的“结绳记事”相对照的，是古秘鲁土人使用的一种“最完全的结绳方法，名为结子(Quipus)”。“结子”之法，以一根主绳系有一定距离的各色小绳，根据不同的事类，结法不同，颜色也各异。与“结子”对应的管理和解读人员称为“结子官”(Quipucamayoc)(24)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3.。并介绍说，古秘鲁土人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统计人口、记载疆界、制定刑法、宣布命令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知，中西史学发展是有共通之处的。在“刻写英雄的名字”一节，与王国维所补殷商祖先世系表相对比的，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戴克塔(Dakota)族酋长的图画名字。又有墨西哥名“缠足蛇”者，绘一蛇缠足或将蛇头曲做足形(25)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用以说明当中国已经用文字记录殷商世系表时，美洲印第安戴克塔族仍用图画/图形记载历史。

三是以纪事本末体总纲全书。在中国传统编纂史书的体例中，卫聚贤最为推崇纪事本末体。他认为“若通观古今，则非通史不可”，但通史“事类繁多，非分类叙述，不便观览”，而“纪事本末犹现在的分类史，如政治史，法律史，学术史，文学史，史学史等。合之成一部全史，分之则成若干部分类史”(26)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21-22.，极便读者。执教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期间，他曾仿纪事本末体编成约10万字的《新中国史》。因此，仔细翻阅《中国史学史讲义》，我们发现，该书的编纂方式同样是纪事本末体。例如“历代的史学家”一节，虽断代为目，而断代下又以书系人，如“春秋战国的史学家”下分孔子的《春秋》，卜子夏、吴起的《左传》，左丘明的《国语》，《竹书纪年》等四个部分，各自叙述，互不舛乱(27)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94-95.。

四是善于利用表格、图画。历史立足当下，远溯过去，以鉴将来，所涵盖内容极为辽阔。为方便分析问题，卫聚贤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使用了多个表格进行分析、统计。如“正史及史目·史目”的数据最多，前后近15页(28)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72-86.。该表格纵向为“二十四史”书名，横向为统计的种类，凡41项。史目数据不可谓不浩繁，由此表格分类统领，项目清晰，既利于前后参照，又利于纵横对比，使读者一目了然。在“史学的分类及位置·史部的位置”一节，卫氏列表统计《隋书·经籍志》以来多部史书中经史子集的数量(29)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7.，表格纵向为《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四库书目》6书；横向是经、史、子、集四部；目别分部、卷。经比较，他得出“史学在宋以前很发达，至宋而极，宋以后又见衰落”的结论。他又节录南京国学图书馆《第五年刊》中之《阅览书类人数统计表》(30)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8.。该表格纵向为经、史、子、集、志、丛、杂志、墨迹；横向为年度，自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二十年(1931)。通过分析，他认为：“最近人之阅书，多趋向于史学方面”“史学注重事实，能注重事实；而渐进至于刻苦的自然科学途径，诚为中国学术日见进步的表显”(31)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8,49.。除表格外，他还使用图画解读史料。在《刻写英雄的名字》《表意的图画》两节，他都绘入了多个图画(32)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9.，以还原史料的形象，使信息传递更为直观。

五是注重吸收前人、同期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必然会借鉴前人或者同时期学者的研究慧见。卫聚贤在书写《中国史学史讲义》的过程中，对史界先贤与同辈学人的学术成果与研究，精心筛选，恰当使用。如在史前考证方面，多次引用王国维的观点(33)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4，7.；前文所述的《史目表》，引自清代学者洪亮吉，“另为分类，冠以现在的名称”；“历代的史官”一节，秦汉至隋唐的史官引自刘知幾的《史通·史官》一篇(34)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90-92.。在“史学的分类及位置·分类史的史料”一节，他采用了同学杨鸿烈在暨大讲授《中国之历史及历史家》中对分类史史料的整理成果，前后共9页(35)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M].铅印本.上海：持志学院，1933：39-47.。

中国史学历史悠久，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意识早已产生，但作为一门专史出现却是晚近的事。卫氏讲义以纪事本末体总纲全书，事系清晰；用表格进行分析、归纳，得出一己之见，用绘入图画的方式，辅助史料的解读(36)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讲义》录有部分甲骨文和金文。。显示出卫氏关注学术动态、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努力，其讲义“虽为初创之作，而其筚路蓝缕之功未可抹杀”(37)王传.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前言[M]//王东，李孝迁，主编.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王传，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