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流探析*基于“三大规律”的视角

祝 辉 孟祥娟

（中共新疆区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着眼于解决不同时期的时代课题，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些聚焦革命、建设、改革主题的系列创新理论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实践性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持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化认识

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党学说强调以坚持党的先进性为核心，列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在实践中对其不断提炼和深化。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面对日益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认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P314）无产阶级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在极大地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将生产资料用于满足全体公民的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无产阶级经过三大工人运动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有了明确的政治诉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的性质、目标、指导思想、斗争策略和过渡时期采取的措施都有明确的阐述，但除了仅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以外，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共产党并没有其他执政实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P158）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组织形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肩负的第一方面的任务，即镇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完成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即完成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方面的任务则是比较困难的。列宁在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中提出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党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列宁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认为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才能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党员与组织、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才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列宁根据执政党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进一步阐明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强调执政党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在晚年的思考中，面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官僚主义的现实危险，列宁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人民监督权”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普通工农身上，寄托在强化人民监督权上，并提出了一些具体举措。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丰富发展

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执政党建设等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重要论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认识执政党执政任务和执政规律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但是，由于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充分，党的八大提出的许多创造性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取得许多成就的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历史任务、面临的国情和世情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思考和谋划：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邓小平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总结党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回答了向何处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其揭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时代阐释。十六大以来，根据新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以全新的视角从党的执政本质、执政目的、执政本领、执政活力等方面阐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有益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执政为了谁、执政依靠谁、执政成果由谁共享，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发展。

此外，针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化思想建党，形成了以“补钙论”为中心的思想建党理论，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与之对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制度治党作为思想建党的重要推手，使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越扎越实。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个治内、一个外控，初步构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使得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除了巴黎公社外，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能看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其他执政实践，但他们阐述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却成为后来无产阶级政党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列宁通过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在其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党建经验成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来源。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执政党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学说正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以及党的历史使命，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经典执政党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无产阶级获得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与发展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不懈斗争，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虽经历了两次飞跃，即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但其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艰巨的、长期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从规律层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和价值导向，进而在实践中解答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是在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新思想、新论断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170 年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阐述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阐述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3]（P205）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对未来社会展望时，总是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征，如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未来社会消费品的分配、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等，他们并没有对未来社会作出详细的阐述，也即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要论述的重点。囿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完全在一个国家建立起来，再加上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因此，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要求170 年前的理论能够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具体问题。我们所要做的是坚持科学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统一，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

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一些有益的启示。关于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名称，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4]（PP199～200）列宁在此处讲到的社会主义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处在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俄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基本国情着重强调了只能根据实践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指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走向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存在根本的差别。随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以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由“直接过渡”向“间接过渡”转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正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并没有很好地继承列宁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逐步走向僵化的“苏联模式”。作为20世纪战争和革命时代的产物，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中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目标，从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度构想。

（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伊始模仿苏联模式，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自1956年起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构筑起来的两座理论高峰，确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之作。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有益探索集中于在汲取苏联教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包含了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如何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架构性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定位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基于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创新认识。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首先，明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立足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面临着新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实际，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创造性探索，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形成了系统完整、科学严谨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大发展理念”“四个自信”等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新要求。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展示。

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其一，坚持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共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认为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能有效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并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权利。其二，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新观点，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最后，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单一领域扩大到物质文化之外的诸多领域，人民对物质文化数量的需求转变为对高质量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从社会发展和供给能力来看，中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生产状况，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在一些领域仍然相对落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系长远、关全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上述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基本原理，并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但是，要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应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必须深刻把握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只有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才能够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的判断，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发展战略作出科学的顶层设计。

综上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认识。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中，持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既包含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也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和道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创作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发展问题的思想，其发展理论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部分是在回答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唯心史观将其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超越了唯心史观，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来把握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从片面发展阶段走向全面发展阶段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即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这就是该社会的生产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两对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支流也有逆流，这就要求我们具备看清大势、保持定力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把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目的和手段都指向人，把人看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党宣言》描述了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的特征：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422）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内涵丰富，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智力、各方面素质、才能、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综合发展，自由发展是指不断摆脱自身个体的、地域的或民族的局限性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社会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现了其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列宁探索研究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解决发展难题。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中找到解决俄国发展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并根据俄国的国情探索了一条符合俄国发展的道路。如新经济政策中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等的许多发展思想和主张，其发展的目的是让群众受益，这些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格局变动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最显著的变化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给全球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发展呈现了许多新特征，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人口老龄化、恐怖主义、卫生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创新认识，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一是强调加快发展，邓小平理论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终动力的论断；二是树牢人民主体意识，邓小平理论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是以人民所思、所盼、所想为发展的出发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执政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明确发展要“以人为本”，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三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促使社会主义高质量向前发展。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运动规律和总趋势的体现者。《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其中心思想聚焦于批判英雄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壮大。”[7]（P287）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他们不但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将通过革命和实践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我们党执政实践的各领域和各环节，强调共产党执政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强调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

其次，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唯有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并以此引领治国理政实践，才能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五大发展理念既有各自所对应的问题领域，又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创新、协调、绿色三大理念着重从内部结构转型方面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放理念则侧重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来传达中国的对外开放理念，共享理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要做到统筹推进、统一贯彻，绝对不能顾此失彼、相互替代。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贡献了世界发展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起点上，以审视全球发展大势、加强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为基点提出的时代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个人只有在不同文明的普遍交往下所形成的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自身才能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讲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在于——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只是手段，而造福人类才是最终目的，这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所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更高层次拓展人类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将在更多领域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将在文明之间的对话合作中彰显个人才能，并不断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