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彰显爱国主义的中国特质

王永乐，范松仁

(宜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爱国主义的中国特质是指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与其他民族共性的强度不同的独特的品质。爱国主义的中国特质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也在与时俱进中创新发展。在追问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没有中断，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可以构建，空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等中国课题时，爱国主义的中国韧性、中国终端性、人民性、世界情怀等中国特质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一、疫情防控彰显爱国主义的中国韧性

(一)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共性认同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从国家层面来看，爱国主义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从个人层面来看，做人最大的事情，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内森·黑尔在被俘以后，英国殖民者在绞死之前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面向祖国深情地说，他唯一遗憾的是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他的祖国。比较讽刺和滑稽的是，在日本侵华期间，岳飞墓碑保存完好，没有受到侵略者的破坏，许多侵略者在岳飞墓前留影并以此为荣。这说明作为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岳飞跨越时空受到敬仰，爱国主义是民族的共性认同。

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大多数时间都是统一的国家，爱国主义是伴奏历史前行的主旋律。各民族在相互融合过程中、各阶级、各利益集团最终必须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取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屈原对楚国无限眷恋，虽“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不愿“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仍“吾将上下而求索”，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以明志；林则徐在被贬新疆时，不忘报效国家，仍“犹听江东战鼓身”，践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面对祖国山河破碎，投海自杀，以《警世钟》和《猛回头》警醒国人；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时就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己任，为新中国的建立，牺牲多达革命烈士2000多万，用青春和热血铺设了中国前行的道路。新的历史时期，黄文秀、杜富国等不顾个人安危守护和创造着静好的岁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下，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彭银华医生等逆行者牺牲在疫情一线筑起了把生留给别人，防护中国平安的长城。

(二)爱国主义的中国凝聚力和坚韧性

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还表现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韧性，体现出超强的凝聚力、坚韧性。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延续，这是历史学家的斯芬克斯之谜。不同的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中，爱国主义被普遍认为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爱国主义是每个民族的认同，显然这种解释不到位，应该说爱国主义的中国韧性是文明延续的根本原因。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认同、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历史长河中，汉民族也臣服于少数民族，甚至在元朝时沦为最下等的“南人”，但以忠孝仁义、亲和包容、家国情怀的儒家文化逐渐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和创新，延续薪火。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这种爱国主义的韧性是维系民族延续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100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的沼泽中没有被瓜分，没有被肢解。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也曾想肢解中国，但面对无限朝气蓬勃的民气、视死如归的中国民众，不得不采用以华制华的策略。古印度等文明就缺乏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韧性。古印度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中断有各种原因，我们难以考证，但可视和可比的是近代印度和近代中国的一段被侵略的历史。英国侵略印度后，很快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进行管辖，把印度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再看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到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单独或联合的侵略，被极限地榨取，甚至被八个国家共同侵略，仍然不臣服，文明薪火相传不断。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战中，全国人民一盘棋，各司其职。武汉被封城后，武汉人民能够理解封城的重要性，无怨无悔；全国人民则明确自己的岗位和职责，凝成一股绳，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给武汉提供保障，决战武汉。中国人民在病毒防疫战中表现出的耐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等中国韧性为世界称道。

二、疫情防控彰显爱国主义的中国终端性

(一)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最高坐标

人生价值有多重性，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修为的座右铭，其中治国平天下是终极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坐标。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核心的价值伦理体系。宗教在中国也有一席之地，虽作为信仰，但儒释道相互交融形成的仍然是以儒家理念为核心，宗教虚幻的追求不是主流。唐朝时，景教、佛教等在长安盛行，不久就被中国化，被儒家文化所汲取。在中国，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保家卫国。十字军东征凸显神的理念之举措、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终极意念都不会在中国演绎。儒释道在《西游记》中糅合一起，相互激荡。长期以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战国末年，面对秦朝的虎狼之师，大多人恐避之不急，但荆轲等逆行者为了心中的国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举。“风萧萧数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吹响的不是凄楚，而是催人奋进的旋律。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主动求死，认为各国变法成功无不从流血开始，慷慨就义。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志士林觉民于黄花岗起义前在《与妻书》中写道“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1](P198)

反观有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很明显国家不是人生价值的终端。意大利疫情扩散后，政府采取了封城等措施，结果招致强烈的反对。部分民众走上街头，提出“还人身自由”等口号。这种个人的自由损害他人的自由、伤害国家大局的事在西方屡见不鲜。

(二)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其中爱国主义是内核，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忠义仁孝、同理心是具体表现和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2]爱国主义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于：一方面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中华民族精神是个人修身、历练的修为，提高个人素养的途径，也是个人修为的结果，但这些修为的旨趣在于报国。岳飞小的时候在母亲的教诲下，形成了勇敢、忠义仁孝等伦理以及自强不息等良好品质，但最终志向是精忠报国。另一方面，国家是民族精神单元的终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家国情怀，在家和国之间还有县级、市级(府、州等)、省级等行政区域单元。家是最小的国，是民族精神实践和展开的最小单元。每个家都建设好就是间接、直接地为自己所在的行政区域单元作贡献，最终为国家做贡献。中国人尽毕生的精力把家维护好、守护好的理念根深蒂固。很多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存款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人勤俭节约、勤劳，是为下一代成长积攒基础，而不是提前消费。这次疫情防御中，逆行者是为国家作贡献，宅在家中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因为每个家庭都好了，国家也就赢得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战的胜利。

相比于中国，一些宗教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国家的民族精神的终端在于宗教意念。当然，爱国也是民族精神，但不一定是终端。如西方国家的民族精神，爱国、英雄、人权、博爱、公平、自由等。其中天赋主义人权是核心。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谓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权利可以高于国家，往往就表现为利己主义，甚至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这次疫情发生后，在特殊的春节期间，能改变千百年的传统习俗，做到令行禁止，全国一盘棋之举也只能发生在中华大地。反观韩国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因为他们信仰宗教，不肯配合国家的指令，怕被隔离耽误了从事宗教活动，甚至误认为被感染了病毒可以让神灵给予慰藉和治疗，这也是韩国大邱市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

三、疫情防控彰显爱国主义的中国聚焦性

爱国主义内容多维，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内容表现在聚焦性突出。传统爱国主义的聚焦性是国家统一和独立，新时期爱国主义的聚焦性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传统爱国主义的聚焦性

传统爱国主义包括很多方面，如忧国忧民、为国出力等，但最为聚焦的是国家统一和独立。中华民族自秦朝以来基本上是以统一为主基调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在特殊的时代也出现分裂的局面，但统一是大势所趋。东汉后期出现三国鼎立，西晋完成统一。五代十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局面延续了一段时间，但隋朝完成了统一。随后，唐朝替代隋朝，在长达几百年大一统的时间里创造了引以为傲的鼎盛。在国家分裂期间，统一是最大的政治和愿望。古人所云的“不破楼兰终不还”，“但悲不见九州同”诉说和表达了为国家统一建功立业的决心、国家不统一的焦虑和愤懑。不难理解，南宋陆游把“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作为临终前的遗嘱。长时间的统一稳定局面是中华民族引领世界发展的几千年的重要原因。近代的闭关锁国和愚昧导致了落后。鸦片战争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完整，使中华民族深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沼泽中一百多年。期间，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中华民族瓜分豆剥生死存亡的时刻，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聚集性成为近代史的主旋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抗击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完整。鸦片战争期间，关天培战死虎门，陈化成血染战袍，镇江军民誓与城池共存亡，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保家卫国；中法战争期间，七十多岁的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的危急关头冲出战壕，“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作风赢得了镇南关大捷；甲午战争期间，在黄海海战中，民族英雄邓世昌带领致远号战舰冲向日本旗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诗；花甲之年的左宗棠力排众议，抬棺出兵伊犁抗俄，维护了新疆的安全和西北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变革或革命维护国家独立和完整，个体和社会阶级、阶层共同发力。从个体来看，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写出《海国图志》，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邹容写出《革命军》，大声呼唤革命；从社会阶级和阶层来看，地主阶级的洋务派也尝试学习西方的科技“自强”、“求富”，开展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以刘公岛“北洋水师”覆没而告终。资产阶级维新派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的国家体制彻底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在百日维新中，颁布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法规，以“戊戌六君子”就义北京菜市口而悲壮收场。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爱国运动，以错位的“扶清灭洋”开始，被清政府和侵略者联合绞杀。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却在不敢反帝，与封建势力妥协中被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资产阶级激进派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但以“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过激方法论涤荡文化领域被受诟病，从而发生了分化，迎来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拐点：一部分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新时期爱国主义的聚焦性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聚焦性是整个民族以复兴伟业为旨趣，体现为构建和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性和效度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朝富起来、强起来行进。民族之帆的航向在于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革命到治理的转换。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急切希望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完备、农业基础厚实的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治理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3](P76)，大体上是采用苏联模式，即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这种体系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消除两极分化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助力新中国建立了独立完备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但这种治理体系误认为调整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制度的分野，既窒息了计划经济，又以市场经济为异端，导致了社会发展在曲折中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翻开了新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剥削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框架。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共十九大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方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性体系初步形成。时值2020年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尤其是医疗卫生体系的一次考验。此前，中共十九大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时，要求提供国民健康政策保障、以人民性为主体的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全和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注重中西医两条腿走路。[4](P48)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坚持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深化和健全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坚持预防和防治相结合、中西医并重等一系列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保障制度。[5](P27-28)在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健康和医疗制度保障的落地过程中，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次防疫战是遭遇战，但不是无准备之战。健全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系统的公共卫生防疫和传染病防治体系确保了疫情防疫战的高效性和有效性。当然医疗卫生的体系和国家其他治理体系合力造就了中国速度、中国规模的中国标杆。在这次疫情中，中西医并重，大大提高了疗效，成为亮点，这是有心插柳柳成荫的中国效能。

四、疫情防控彰显爱国主义的人民性

爱国主义的人民性是指人民作为爱国的践行主体性，是决定国家前途的根本力量。新时期，传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到了新的升华。传统爱国主义和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交集和共振演绎了人类防疫战史上的奇迹。

(一)传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

爱国主义的人民性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传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人民作为推动朝代更替，推进统治者不得不实行民本政策，推动社会进步。秦朝末年，不可一世的秦朝虎狼之师在广大人民的洪流中折戟。人民群众对秦朝的憎恨、新的社会生活的向往推动了国家的进步。西汉建立之初，刘邦深知人民能不能热爱汉朝是头等大事，开始了休养生息，推动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成立之初，李世民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座右铭说明了人民是否能爱当下的国是决定唐朝命运的根本。形成反差的是，隋朝很快成为短命的王朝，唐朝却绵延几百年，创造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爱国主义的人民主体性得到了生动的演绎。因此，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国家能否生存发展取决于国家对人民的给予度和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之所以被奉为亚圣，孟子的观点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是因为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因素，不得不冠冕堂皇地言说人民的重要性。但封建统治者是惧怕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是真心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爱国也是潜意识的传统，人民不是封建国家的主人公，不能真正做到爱国，往往成为这个国家的牺牲品，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二)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人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者和建设者、改革开放的主人。这激发了爱国主义的人民性和赋予了爱国主义人民性的实现平台，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人民性为内核的攻坚克难的举国体制。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和建设人民自己的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一系列人民当做做主，践行爱国体制的以人民主体性为内核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彩排，人民的爱国热情被点燃，掀起打倒军阀、除列强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发动了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用人民的独轮车、小木船赢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证实了人间正道是人民性的爱国主义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激情岁月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的攻坚克难创造出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用7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需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臂画了爱国主义人民性的长卷。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人民性还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人民性为内核的攻坚克难的举国体制。中共十九四中全会提出了13个“坚持和完善”的重大举措就是夯实以人民性为主体的各项制度。这些制度重大优势之一就是举国体制办大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一个个重大胜利证实了爱国主义人民性的伟大力量。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几千年危害生命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基本被根除。新中国成立后发动了人民参与的卫生防疫事业，消灭了鼠疫，天花、血吸虫病、疟疾等，大多数自然疫源地被拔出[6](P3)，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7](P80)。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遭遇战中，不过短短数日，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中，都紧急动员起来，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动员规模、动员效率，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占人类1/5人口迅速参战，在中央统一布置和领导下，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逆行冲到一线，一部分人宅到家中与病毒周旋，还有一部分人逆行给医务人员提供各种物资和抢建“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给宅在家中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难以想象，整个社会有序平稳。医务人员舍弃小家和小我，挑战人的生理极限。爱国主义的人民性的生动实践必将在人类防疫史、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温暖而难忘的一页。

五、疫情防控彰显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

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的历史时期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传统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的交集和共振奏响了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战交响曲。

(一)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崇尚的优良传统。这里天下为公不仅是中华大地，也是胸怀其他国家和民族。唐朝盛世一直为人称道不仅在于唐朝的繁荣，更多的在于唐朝的世界情怀。唐朝和日本之间的恩怨证实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世界情怀的博大。公元626年，唐朝打败了日本的侵略，俘获了日本的入侵者，没有杀戮，而是修好日本的战舰，帮助战俘掌握中原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后来日本相国长屋王制造了千件袈裟赠予中国高僧，他在袈裟边缘上绣下了这样一首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延伸。中华民族曾经引领世界发展1000多年，没有侵略的野心，更多的是帮助其他民族国家。明朝时期，郑和率领庞大的下西洋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沿岸，同沿线民族进行贸易，帮助他们掌握先机的科学技术，没有殖民任何民族。反观后来哥伦布等航海冒险，几条小船生存尚难，却宣布所到之处归西方国家所有，这与郑和下西洋船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世界情怀是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全人类解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和追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4](P57-58)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就力求创造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革命之范式”[8](P500)供其他民族参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援助朝鲜和越南，直接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碰撞。稍后，援助非洲人民的正义事业，并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坦赞铁路等基础设施。期间，中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开始开花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被非洲朋友抬进联合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是十八大后，中国开始提出并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言说共产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淡化意识形态冲突，而且更容易被世界接受。一带一路、中国进口博览会等被世界称赞。时下，新冠肺炎疫情防疫战是爱国主义世界情怀的彩排，也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一体行动。中国政府毅然采取断然措施，采用武汉封城的形式，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病毒困在武汉，防病毒世界扩散。中国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为国际防控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大力支持。另外，中国在国内疫情还没有结束，武汉医疗物资还处于紧平衡时期，派遣医疗专家赴伊朗，支援韩国、日本等医疗物资之举彰显了世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