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僧传》赞宁翻译思想阐释

王伊然

【摘 要】北宋律学大师赞宁在编纂《大宋高僧传》过程中，首次对中国佛经翻译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佛经翻译策略。赞宁的译论的宏大与细致之处远超前人，他把以往的翻译经验和具体的翻译工作相结合，值得译界学者学习。

【关键词】赞宁;《宋高僧传》;翻译阶段总结;翻译六例

一、引言

赞宁精习南山律法，旁通儒道。早在五代十国时，吴越王就对赞宁大师颇为敬仰，委任他统领两浙地区佛教事务。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宋太宗多次宣召赞宁大师于滋福殿，纳入翰林院。赞宁成为史上唯一以僧人身份，被朝庭破例授予翰林学士称号之人。

晚唐五代以来，僧人不守戒律。而戒律对于佛教来说，就如同法律对于国家的意义。赞宁作为律学大师，目睹此景，痛心至极。他深深明白导致佛法衰败的原因，在于僧人内部纷争，轻视戒律。赞宁为使佛法弘扬光大，赞宁决定借助撰述僧史来复兴佛道。他于公元982年编纂《大宋高僧传》，历时七年成书30卷。全书分10科，一至三卷为第一科，取名为“译经篇”。

二、佛经翻译阶段总结

赞宁在卷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的实质：翻译就是用已有的东西去解释没有的东西。赞宁总结了佛经翻译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

第一个阶段是外国译者主译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僧人很少担任主译，只占译经人数的四分之一。大部分译者来自古印度和西域诸国，因为中国译者对印度语言掌握欠佳，主要是做记录口述和润色译文的工作。赞宁认为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外国译者受到汉语语言能力和诗学规范的双重制约，所以外国僧人只能同中国僧人合作，互相揣摩才能进行翻译;第二个阶段是中外译者混合时期，梵僧学习了汉语，华僧掌握了梵语，语言彼此相通，十之八九可以理解了但是仍有差错，出现了“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这样走样的译文;第三个阶段是中国人主译时期，中国僧人西行学成归来，梵语和汉语能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一改往日佛经翻译的情形。玄奘印度学成之后，二十年译出乘经律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赞宁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解尽佛意的绝佳译者当属玄奘、义净二人。因为他们精通汉语梵语，真正了解异域语言文化的实质，达到佛经翻译的理想境界一“印印皆同，声声不别。”

三、翻译策略

赞宁在肯定前代翻译成就的基础上，针对译经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六例：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

第一例他讨论了如何处理译字和译音之间的关系。“译字”就是按梵语发音翻译原文;“译音”就是按梵文发音翻译成汉语，例如梵文佛教中吉祥的标志卍（Swastika）音译为汉语“万”。“音字俱译”是指一半音译一半意译，是佛经翻译中常使用的方法。“音字俱不译”专指佛经中的一些特殊符号，比如佛经题头上的√符号。

第二例他指出了梵语与胡语之间的区别，梵语”是五天竺人使用的语言，“胡语”是指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人们使用的语言。“亦胡亦梵”主要指西域的龟兹，这个地方处于语言混杂状态。赞宁指出了当时人们认识上的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从东汉到隋朝，人们都把西天以为胡国，所以有“译胡为秦”的说法。第二个误区是隋朝以后，人们又以为西天为梵，矫枉过正。当时佛经既有梵语文本，又有胡语文本，甚至还存在胡梵混杂的文本。如果不进行区分，就会把胡语当作梵语;不懂胡语梵语发音，错将胡语拐成梵语。第三个误区是“佛经源头归根结底是梵文，梵语文本是最初本源。但是，当时存在大量的胡语佛经文本，这是佛经翻译的第二源文。如赞宁所言，如果按佛经本根来说，应以梵文译本为主，如果从佛经分枝来谈，可以参考胡语文本。

第三例为“重译直译”。既然存在梵语和胡语的佛经文本，就有必要区分“重译”和“直译”。佛经翻译中的“重译”不是当下所理解的“重新翻译”，而是根据从梵文译为胡语的版本而进行的翻译。“和尚”一词就是从胡语重译而来的。“直译”是指不经过胡本，直接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语。还有“亦直亦重”，指有些佛经文本从天竺传来时，经过胡地，夹杂了某些胡语词汇，这样的文本既需“直译”，又需“重译”。“非直非重”指虽夹杂了胡语但不需要翻译。

第四例为“粗言细语”。佛经文辞有粗细之分。“粗言”是指古印度世俗之言。“细语”是指“古典梵语”。佛教大乘经典多用古典梵语写成。“亦粗亦细”多指混合梵语，就是先用俗语写成、后来逐渐梵语化的那部分特殊语言。赞宁同时提出，区别原作言辞风格的粗细雅俗之分还要看发音是否纯正。

第五例“华言雅俗”，汉语中的语言雅俗问题，具体分三类：“是雅非俗”、“是俗非雅”、“亦雅亦俗”。赞宁讨论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体差异和风格差异，认为翻译不仅要译出源文的意义，还要译出源文的语言风格。源语中的俗语不能译成雅言，源语中的雅言也不能译成俗语。

第六例“直语密语”是针对佛教中某些梵文术语的翻译，赞宁主张时而直白，使其通俗易懂，时而含蓄，以保持原旨，根据具体情况折中适时，灵活措辞。

四、结语

赞宁基于对佛经义理的研习，自身文化审美和个人使命感，更深层次地发掘出佛经翻译的根本要义。他对佛经翻译经历的三个阶段进行高度总结与提炼，首创翻译“六例”，对译场组织进行总结。赞宁的“六例”在译论的细致精微上远远超过前人，对文本的语言特征做出了详尽的描述，为后人勾勒出相当完整生动的译经史卷。同时，赞宁大师对过去近五百年的译事进行总结，他宏大长远的翻译观，值得译界学者学习，把以往的翻译经验与当今的翻译工作有机结合，寻找更加理性正确的翻译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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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宏印.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现代阐释一一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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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