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早期思想转变与五四运动关系研究

【摘 要】恽代英思想的转变与五四运动息息相关，一方面恽代英在力行救国论的指导下积极投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中，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又为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动力。而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身的终极信仰之后，恽代英对五四运动做出了新的阐释，他通过界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挖掘五四运动的革命性内容以及反思五四运动的局限性等，推动了五四运动革命诠释传统的形成。

【关键词】恽代英;五四运动;力行救国;革命;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志码：A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出生于湖北武昌，被誉为江苏常州“三杰”之一。幼年接受了较为全面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入新式学堂之前，他在私塾中阅读了传统的启蒙书目以及四书五经。随后，在家又阅读了《战国策》《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经典书目。传统文化的滋养、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及对民族危机的思考，激发了恽代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1917年，他确立了自己“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1]p377的人生观理想。在这一人生观的指导下，他倡导救国不在空谈，贵在力行;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救国实践。

一、以力行救国为指导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恽代英“力行救国”的思想源自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在参加五四运动之前的恽代英主张以儒家移风易俗的方式，通过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并将此种道德修养的方法推展开，最终形成与恶势力相抗的善势力。他认为当社会的善势力足够强大时，民族国家的危机就会得到根本解决。正因此，他说：“盖以治天下之本，在改良风俗，不在改良政治。”[2]p124而国民具有的改良社会风俗的能力远强于政府，因为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还存在欺瞒的弊端，若每个国民尽其全力改变风俗，则做得一步，既有一步的效果。具体而言，国人“各就其能力所及而实行救国”。

恽代英将“力行”视为救国之唯一方法，是因為他看到停留于主观范围的口说争辩根本就解决不了客观问题。而“力行”则具有积极意义：一则个体能力会得到增长，二则个体之责任心也会日益明确，三则具有检验是非的功能，四则能够形成感化他人的客观力量。虽然在世界观上恽代英的“力行救国”论还未脱离唯心意识的束缚，但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他认识到行动在认识论中的积极作用，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只有“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2]p122 “力行救国”思想蕴含着可贵的实践性品格，这里包含着只有行才能使认识变为现实，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见解[3]p61。换言之，在恽代英看来要改造社会，仅凭理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同时注重实践、注重身体力行。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恽代英积极参加到五四爱国运动中，并成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首先，撰写一系列激发国人爱国心的檄文。1919年5月6日恽代英从《汉口新闻报》上得知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于当晚写就《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并与林育南一起连夜印制600份。随后，在5月10日、11日、12日、17日、31日分别发表《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武汉中等以上学生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电》、《湖北全体学生上督军省长公函》、《呜呼青岛》、《中国与日本最后之决斗》。1919年6月湖北军阀当局先后制造了“六?一惨案”和“六?三惨案”，为从根底瓦解学生的爱国活动，逼迫各校提前放假。为抗议军阀当局的反动之举，恽代英于6月5日撰写了《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和《学生联合会报告军警蹂躏状况书》，10日作《为什么要罢市》，11日发表《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19日完成《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等。在这些战斗檄文中：第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可耻的侵略，号召国人与侵略者抗争到底。第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卖国贼出卖民族的卑鄙罪行，讽刺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的所谓“公理”是包藏杀机的骗人的门面话。第三，充分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未死尽之正气”的体现，论证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合理性，批判了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的错误主张。第四，痛斥军阀捕杀爱国学生，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反动罪行。

其次，支援学生的斗争，动员商人罢市。1919年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雄”而举行运动会。恽代英与林育南等互助社成员在校内运动场上和武昌街市散发明信片和爱国传单。5月9日为支援北京学生运动，撰写电稿。5月10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等15所大、中学校学生决定与北京爱国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为支持学生的行动，恽代英拟就了致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等各机关的电稿。5月12日为武昌学生团的成立起草了致中央政府，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并欧洲和会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电文。同日，为武昌学生团拟致督军、省长、教育总长、北京各校校长、各省议会公函。5月13日，恽代英与林育南一起书写油印“致各校通照函”并分寄各校。6月5日，在汉口加印《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一千份，并沿街散发。6月6日到医院慰问在“六?一”和“六?三”惨案中受伤的学生，随后在辅德中学召集武汉学联代表开会，进一步商讨斗争的办法。

为动员商人罢市，恽代英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罢市》的传单，在这份传单中阐明了罢市的目的与意义，并在街市上亲自散发该传单。1919年6月7日，恽代英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访问武汉巨商马刚侯、刘子敬等，希望商界继起，援助学生的爱国运动。晚上，他和施洋一起出席武汉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再次号召商界为救国而罢市。6月9日，恽代英再次沿街散发罢市传单。在恽代英的号召下，6月10日部分商人开始罢市。同日，印发报告罢市状况的折扇。6月11日，在恽代英的积极推动下，商界罢市人数由少数转为多数，使“军警无法干涉”。

最后，提倡国货运动。恽代英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作为爱国救国的重要途径。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使用国货，还通过各种途径深入调查、奔走宣传。通过学校教育平台，鼓励学生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他不但在讲课时号召学生使用国货，而且成立专门提倡国货的组织。1919年5月21日恽代英草拟“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大纲。该大纲规定：凡入团人员除特殊情况外决不使用外国货，且不用外国原料制造的物品，绝对排斥日货;在社会中通过调查、劝告、扶助等方式倡导国民使用国货;出版发行推动国货运动的《爱国周报》。而《爱国周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国货品种，价格以及行情的调查与介绍。1919年5月29日将“提倡国货坚持到底”设定为武汉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周刊》的办刊宗旨。6月19日在《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中提出制作方便国民随时查看的国货调查录的建议。7月1日先后完成《名片有国货可用了》和《日货国货辨认法》两篇文章。

二、由五四革命实践而引发的思想上的转变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1921年7月共存社的成立为止，是恽代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①。在这一时期，恽代英的思想是复杂的，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杂糅。但在其思想转变的途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由次要的位置居于主导，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则逐渐退出其思想领域。五四的革命实践在其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识到民众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中虽然学生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但学生的力量并没有迫使当时的反动军阀让步，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之后，才迫使反动军阀当局罢免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正是对群众革命力量的切实感知，恽代英认识到：“平民之思潮，乃吾人所以立国。”[4]p71正因如此，他号召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群众心理，注意提升自身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唤醒多数国民的方式与方法。从恽代英与仁社社员张景武的书信交往中，更能透析恽代英对群众力量的肯定。1919年7月5日和8日，恽代英一方面阐述了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原因，反驳了张景武的指责;另一方面批判了张景武将五四运动视为“乌合之众”的错误主张。恽代英指出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其客观原因，是“群众心理发展之自然”的表现，而他参加五四运动是顺应这一客观形势的发展。针对张景武将五四运动中的群众视为“乌合之众”的错误认识，恽代英阐述了他的合群的主张：人是社会动物，离开社会的个体是无法正常生存的。既然人不可能“离世独立”，就必当深入到社会之中，与群众形成密切的联系。此外，仅靠一人一手之力不可能达到挽救民族，挽救国家的目的，解决之法在“唤醒工商界及多数平民”，造就“一良善的平民政治”。

此后，恽代英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唤醒民众的事业中。如1919年12月15日，恽代英计划办《市民旬刊》，他认为仅仅做学生文化运动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市民文化运动和乡村文化运动，并强调市民文化运动对于政治和社会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对市民文化运动的强调说明恽代英对民众力量的肯定。此外，1920年3月恽代英应武汉学商联合会之请，起草湖北《平民教育社宣言书》。在文中，他提出应举办平民学校，普及平民教育的思想。恽代英强调，平民学校是专为“贫苦无力量读书的人设的”，因为占一国多数的农工商人若未有真正的觉悟，则不可能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对民众力量的认识与重视成为恽代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第二，改变社会的方式，由对暴力革命方式的质疑到逐渐肯定。1919年6月1日面对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反动迫害，学生表现出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恽代英高度肯定了学生可贵之举，并将其视为学生与政府当局“宣战”的表现。1919年8月18日，恽代英劝其友人夏维海“存反抗精神”。恽代英之所以如此强调“反抗精神”，是因为他看到军阀、武人、政客都不是救国的力量，不但如此，他们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痛下杀手。在《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中，他痛斥反动军阀对爱国学生惨无人道的杀戮，揭露其卖国的丑恶嘴脸。正是因为五四运动中，军阀当局的真面目的暴露，促使恽代英对以改良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变革产生了质疑，而对暴力革命的方式则由质疑转为肯定。1920年7月，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说到：“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5]p126

第三，成立革命组织的重要性。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虽然得以实现，但并未推翻军阀的专制统治。恽代英认为缺乏革命组织的指导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强调革命组织既是群众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推动社会建设的大本营。其逻辑为构建理想的国家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而动员群众也并非依靠某个人的力量即可实现，由此构建“基本的团体”则成为必然。对于这一革命组织中的成员，恽代英指出必需具备三个方面的素质：革命家的品性，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对时事的了解和掌握[4]p110。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恽代英已经组建了一些具有爱国性质的团体，但这些团体都是以道德修养为核心，即通过提升个体道德修养的水平，达到改善社会风俗的目的，最终形成能够与社会恶势力相抗的善势力。如1917年10月8日成立的互助社，宗旨即为“自助助人”，其自助戒约的八条内容也是从道德层面做出的规定。1918年4月27日成立的仁社，也以追求“成己成人”为目的。而五四运动之后，恽代英对组建团体有了新的认识，即在保持团体的爱国性的基础上，强调团体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即团体应成为动员群众的“总策源地”，以及团体成员必须具有“革命家的品性”。正是基于这两点的思考，恽代英在1920年2月初成立利群書社时强调该社成员“都是为社会做事的人”。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利群书社才会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出售武汉不易购买到的新书、杂志和报纸的事业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利群书社也成为了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机关。对团体成员的革命性要求，以及强调团体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都是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促力。这也是恽代英为什么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而能与利群书社的主要成员成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的原因。

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1921年7月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在思想上已经从早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恽代英首先放弃了早期的以办教育和创办实业的改良方式来救国的主张，他认识到社会的全部改造未完成以前，局部的改造是不可能有效的。他说：“我们不能盼望在全部未改造以前，能为局部争一个什么程度的改造。我们虽有时可以局部的努力，为争斗的练习，但决不可径认为我们争斗的目的。我们最要亟求有个全部改造。我们一切的努力，要有利于这个全部改造，那便局部的改造不费力便完成了。”[6]p69-70

随着恽代英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转变，他对五四运动形成了新的认识：

首先，对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的界定。恽代英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以前不曾有的伟大运动”[7]p225。五四运动的首创性和伟大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国内及国外的干涉压制，而直接参加政治的活动;另一是人们思想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由此，恽代英认定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第一件值得纪念的要事”。通过这一历史定位，恽代英将五四运动纳入到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凸显五四运动具有的革命价值。他不但将五四运动纳入到革命史的脉络中，还将其纳入到革命紀念传统中。自五四运动之后，不同的社会阶层出于不同的立场对五四运动形成了不同的诠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革命化的阐释，并将其视为革命历程中纪念的重要事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恽代英每当五四运动纪念日，他或者参加纪念活动发表主题演讲，或者在期刊报纸上发表纪念文章。恽代英之所以积极投入到五四运动的纪念当中，是因为他看到通过纪念活动的方式可将五四纪念塑造成新的传统，使五四的革命精神能够在代际之间传递，进而奠定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其次，对五四运动革命精神的阐释。恽代英反复强调五四运动具有的“革命精神”：五四是“青年学生与卖国贼肉搏的日子”，学生“充满了革命的精神”，五四的价值是“普遍于青年界的革命精神”[7]301-302。此种“革命精神”具体而言：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成立了具有爱国性质的团体或组织，形成一致对外的联合;在面对反动军阀的逮捕、屠杀时，国民表现出伟大的不妥协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改文言文为白话文，反对一切旧的腐朽的礼教、风俗等。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具有的革命精神，才使人民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且人民的思想也日益解放。最终使“一切旧的都崩坏了，一切新的都萌芽了”，从而，五四运动成为了新中国的新生命。恽代英将五四运动视为“新中国的新生命”，其实质是指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26年恽代英发表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是旧阶段，以五四运动为始点，经国民党改组之后，中国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划分新旧阶段革命的标志，在于其所具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即“是与世界上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以与帝国主义抗战的革命运动。”[8]p420恽代英对五四运动革命性的阐释，从政治、思想领域延伸至社会领域，他所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与价值，这就突破了将五四运动仅仅局限于政治事件的解释视角。对五四运动社会意义与价值的开掘是恽代英从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必然结果。

最后，对五四运动局限性的反思。恽代英认为五四运动的缺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政党的指导，“五四运动的结果不好，便是由于彼时没有党的组织去指导群众运动的原故”[8]p494。没有政党的指导，由此导致群众运动因缺乏恒久的凝聚力，最终导致运动的失败。第二，没有动员广大的农工群众，缺乏群众基础。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但学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缺乏纪律性和组织性，且多浪漫性。这就导致他们无法认识到农工群众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第三，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反帝反封被窄化为打倒曹、章、陆，结果卖国贼被罢免之后，国人就以为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如此，五四运动不但没有推翻反动军阀的专制统治，而且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恽代英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正折射出其世界观的转变。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身的信仰之后，恽代英认识到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才可以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机。由此，他果断放弃早期的改良主张，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并以革命的视角解析五四运动。在这一视角下，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件政治事件，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是新的反帝反封革命的开端。他从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分析五四运动中群众缺乏凝聚力的原因，以阶级分析方法解析以学生为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性，从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视角分析五四运动何以未达到最终目的的原因。通过这一系列的反思，恽代英挖掘了五四运动新的意义与价值，推动了五四运动革命诠释传统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2]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3]徐善广、徐卫国.恽代英早期认识论思想初探[A].李良明编.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4]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5]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6]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7]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8]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注释：

①关于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主流，以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节点，曾在学界引起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主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为1921年7月。参见：林谷良：《恽代英早期思想评价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0期。田子渝：《关于恽代英早期思想转变的时间》，《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0期。胡长水：《反帝反封建思想就是民主主义吗？》，《党史研究》，1985年第1期;《再论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韩凌轩：《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和主流》，《文史哲》，1987年第3期。田子渝：《论“五四”时期恽代英政治思想的主流——与胡长水同志商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童志强：《论恽代英的早期思想转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3期等。

作者简介：

周后燕（1985年5月—），女，重庆永川人，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2019年四川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心项目《陈独秀与瞿秋白农民观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CXN2019-022）。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