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ED-TOE架构的表观遗传经济动态

尤彧聪 曾素梅 孙淳

【摘 要】本文基于表观遗传经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基于EED-TOE架构的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本架构由两个架构组成，第一个是EED架构（Epigenetic Economic Dynamics），基于生物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一个外贸经济企业组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是如何作出某种或是一系列的举措，该举措反应是以适应该动态变化环境为前提导向。第二个是TOE 架构，该架构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企业微观组织层面，而一个经济系统能够使用一种非演化过程的方式来对自身本我系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调整，综合得EED-TOE架构，基于文献研究和生物经济隐喻对应各个因素，主要梳理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基于表观遗传经济动态理论，提出适合分析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EED- TOE;外贸企业;数字经济;经济隐喻;表观遗传经济

1前言

当前“新时代”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是一场以工业互（物）联网、大数据（挖掘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制造为主要代表的新创新驱动的技术革命。按照国家互联网中心和全球经济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862.1亿元，同比增长了38.3%;2019年中国网购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数字技术开展的线上研发、设计、生产、交易等活动日益频繁，极大促进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2 文献综述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在“新时代”、“新格局”背景下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数字贸易的蓬勃快速发展，数字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亚形态，跨境电子商务是其主要的典型代表，这一点在疫情期间也为外贸企业特别是那些生产制造类的外贸企业提供了一条转型发展升级的新路径与大的发展方向。许多的研究文献指出，外贸企业的数字化（数智化）转型、升级并不是简单地只是借助在公司企业组织架构上通过创立专门的“数字技术部门”来提升外贸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拓展渠道（Goparaju，H.2017;易露霞，尤彧聪，2017），而是要通过数字（数智）技术的跨业应用，与外贸企业或是外贸导向型制造业实现跨业“智能制造”、品牌影响与传播（Escobar，A，2016）、大数据在外贸行业的深度挖掘、内部融合与共享，其本质在于信息数据这些新型的经济生产资源在跨行业的外部资源深度整合（Freedman，J.，2016;Robin Pesch&Sven M. Laudien，2018）。

3基于EED- TOE 架构的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

基于EED-TOE架构的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本架构由两个架构组成，EED经济隐喻适应性能力理论框架。第一个是EED框架，即 Epigenetic Economic Dynamics，是一种前沿的基于生物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即一个经济组织和/或经济企业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是如何作出某种或是一系列的举措，该举措反应是以适应该动态变化环境为前提导向。如果一个经济系统能够使用一种非演化过程的方式来对自身本我系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调整，那么，便可以认为它是具有适应性的Chakravarthy，B.S.（1992）. 按照Chakravarthy，B.S.（1992）的定义，将适应性（Adaptability）界定为可以为某个经济机构或组织、企业所识别并加以利用新兴市场和技术机会的一种能力。而这一些因素与TOE模型将微观企业在组织架构层面的成长影响因素细化维度划分为三个部分，即技术层面（Technology）、组织层面（Organization）以及环境层面（Environment），主要用于评估微观企业技术采纳与微观企业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是一致的，基于EED- TOE 架构的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第二个是TOE 架构，该架构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适合本研究的外贸企业微观组织层面，最初该架构是由Tomatzky，L.G. & Fleischer，M.（1990）两位学者基于Tomatzky，L. G.，& Klein，R. J.（1982）之前的创新扩散理论提出的，该TOE模型将微观企业在组织架构层面的成长影响因素细化维度划分为三个部分，即技术层面（Technology）、组织层面（Organization）以及环境层面（Environment），主要用于评估微观企业技术采纳与微观企业组织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可以对应该模型各个维度，即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就是新技术的采纳带来外贸商业模式的一种颠覆与创新，而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效用则主要体现和映射为外贸商业数据融合、深挖与共享，具体形式体现为外贸营销战略优化和外贸企业成本的控制上。

4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

根据演化经济学等有关文献和理论内容整理，可以形成在所有的生物经济隐喻中，基因、变异和选择构成了最为关键的三个生物经济隐喻因素和SEM研究参数。当我们把生物学隐喻跨越到其他学科（如本研究团队聚焦的经济学）时，源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理论提供了经济隐喻一个“锚点”，生物经济隐喻需要结合具体的企业研究对象赋予其自身新的学科意义。在外贸经济学领域，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发生与数字经济扩散更要重视数字经济知识传递而不是单纯的外贸企业组织扩张，这种传递方式能够将后天获得性（数字经济知识）遗传给下一代组织。数字经济知识传播远比生物基因快，因为较少的繁衍约束，可以更直接、更灵活地影响到更多的外贸企业组织个体，因此外贸企业组织的演化的速度要远远比生物的自然进化快得多，辐射更广。从外部环境比较，企业所处的人文社会经济环境和生物所长的自然物理环境有大的“异质性”，生物对自然物理环境影响力是相对微弱的，不可抗力性强而显著。但在经济系统中企业所处的人文社会经济环境，由于企业主体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适应，有时甚至是“创造性适应”（Veblen，1898;Foster，2000;Feldman，2000;贾根良，2004;刘志高，2007;黄凯南，2008;尤彧聪，2016）。总之，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具有十分强烈与现状的相似性，而且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从属于生物系统的一个子分支，经济社会系统所涉及的只是这一特殊生物系统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所以，本研究采用生物经济学的隐喻方法来研究外贸企业组织及其数字经济转型行为，基于表观遗传经济动态理论，提出适合分析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Alchian，A.A.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1950，（58）.

[2]Tomatzky，L.G. & Fleischer，M.（1990）. The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Lexington Books，Lexington，MA

基金項目：

本研究受到2020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数字经济视阈下广东外贸企业应对疫情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WTSCX114）的资助。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