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群英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康雁冰，李亚芳

（1.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2.韶关学院 人事处，广东 韶关 512005）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人，被誉为“女权运动先驱”“女子教育先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子教育家。唐群英的女子教育思想不乏前瞻性和进步性，对当代女子教育事业具有参考价值。

一、唐群英女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就唐群英所留遗作而言，尽管数量少且内容分散，但是它蕴含的女子教育思想却较为丰富，主要涵括了妇女解放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平等自由思想、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方式多元化等方面。

（一）妇女解放思想

作为“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对近代中国妇女饱受封建礼教束缚、压迫的现状进行了批判。早在她4岁时，母亲欲为其缠足，以期“三寸金莲”为她增添贵秀之气。对此，唐群英表示了质疑，并愤而反问道：“哥哥怎么不缠足呢？”［1］17虽然她妥协于母亲的强制，但是在初尝缠足之苦后，她坚决地进行了反抗。在唐群英成年后，尤其是在她创办各种女报后，对中国几千年以来压迫、毒害妇女的遗毒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她说：“女子无权无地位，倍遭压迫和凌辱，实我国数千年重男轻女之习俗使然。”有鉴于此，她呼吁扫除千年积毒以解放妇女。在参加革命后，唐群英为唤醒、解放妇女作了大量努力。在她看来，惟有“发顽起冥，振聩启聋，尽鼓吹之能力，采开导之方针，沉沉酣梦，唤以金钟；恹恹沉疴，苏以药石”，才能“极一时女界之光，叱千载罔阁之气”［2］682-688。唐群英为之所列药方就是教育，即通过开展妇女教育，使其破除封建束缚，获得自身解放。正如她所言：“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顿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之责任耶？”［3］43

（二）爱国主义思想

纵观唐群英的一生，她的言行从始至终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少年时，在父母讲述的花木兰、杨门女将等民族英雄故事的影响下，唐群英就立志报国。“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4］16，她愿化作男儿身，“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5］175。她还赋诗《抒怀》，以表心志：“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分。犹居沧浪里，誓作踏波雄。”［6］151907年，唐群英在《留日女学生会发刊词》中写道：“我诸姐妹……一语爱国救亡权利义务之名词，则目瞪口呆，茫然不解。”为此，她号召女同胞要“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7］79，并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8］80之呐喊。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她组建了“女子后援会”，并亲任会长。她在章程中写道：“本会集合女界同志，募集军资义捐金，以为民军后援，故名女子后援会。”［3］44孙中山评价她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的女同胞，……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9］。可见，唐群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倡导者、践行者，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者。

（三）平等自由思想

唐群英认为：“天下兴亡，匹夫与匹妇皆有责。”［5］42男女应该享有同样的平等自由，即政治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由。在她看来，“女子既然尽了革命的义务，就应当享有了参政的权利”［10］。她几度上书参议院，要求“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今我中华民国，既号称共和，主张平等，则男女教育，不宜再有分别。男子与女子，既轨入同等之文明，即增进同等之智识，是男女程度，必不再有轩轾”［8］48。遗憾的是，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无相应的条文规定。为此，唐群英愤而大闹参议院，并致电都督、报界，以示“剥夺女权，我女界绝不承认”［3］54。唐群英认为，“君民之不平等是强权所致，男女不平等也是强权所致”，“平等也，自由也，此人类之初生”。在《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中，她呼吁妇女同胞“同心一志，充分实力，不患不有夺回我女权之日”［8］47。唐群英对于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政治意志，并未因屡遭失败而放弃，相反她越挫越勇，变得更加理性、务实。在担任《神州女报》主编期间，她利用报纸这一传播载体，宣传平等自由思想，并且还亲自创办《女权日报》、女子学校，继续男女平等未竞之事业。

（四）女子职业教育思想

在唐群英眼里，“中国女子有两万万，全属分利，就因为妇女不从事正当职业，不能维持生计，只能依附于男人，做男人的附庸”［11］47。唐群英所谓的“分利”，出自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原意是，中国妇女不接受文化教育和实业教育，不能自养，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不难发现，唐群英的女子职业教育思想深受其影响。她认为，女子不学，则目不识丁，难以自立，仍依附于男人，终无独立、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解放妇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唐群英主张开心智、兴实业。为此，她倡导用新思想开启妇女心智，以知识教育、实业教育助其获一技之长，赢得自立和自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创办多所女子职业学校，并开设刺绣、缝纫、编织等课程。在这些职业学校中，学生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学到实业技能。对于女子职业教育的探索，不仅实践了唐群英的女子职业教育思想，还培养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中国知识女性，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推动中国妇女事业的骨干力量。

（五）教育方式多元化

如果我们把唐群英屡次上书、大闹参议院看作女权斗争与女子教育分野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则是她全身心转向女子教育事业的阶段。“为了改变中国女子教育水平落后，从而制约了她们国民意识觉醒和社会参与能力提高的状况，唐群英亲力亲为创办女子报刊，倾尽家资开办女子学校。”［1］1值得一提的是，唐群英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重视社会教育，并注重发挥报刊、诗歌、书籍等社会媒介的育人作用。在她的一生中，共创办十所女校、五种不同类型的女报，办学足迹遍及北京、长沙、衡阳。她在创办的报刊上亲自撰文，在创办的学校课堂上亲自授课，皆为普及女子教育，以求男女平权之目标。正如唐群英在《女子白话报简章》中指出的那样：“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为宗旨。”［12］从唐群英办报的宗旨可以看出，她是希望通过办报这一方式，实现女子教育之功效，其目的与其办校初衷一致。在她创办的各种学校中，既有女童启蒙教育，又有女子成人教育；既有知识教育，又有实业教育，还包括美育、体育、德育等，足见她对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推崇。

二、唐群英女子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曾写道：“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13］299显然，社会变革离不开女子参与。中国近代社会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子教育的思想实践都是由男性建构和实施。在这种背景下，唐群英的女子教育思想更显弥足珍贵，历史地位更加凸显。

（一）推动女子教育迅猛发展

作为一名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唐群英深谙教育之要，亲力亲为、躬行践履，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事业获得显著发展。她既是口的巨人，又是行动的先驱。她不仅加入了“兴办女学”的宣传队，而且成为了“兴办女学”的拓荒者。在唐群英的带领下，很多女性积极投身于女子教育事业，她们或亲自办学，或积极参与办学，或捐资助学，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尤其是像唐群英一样留学海外的知识女性，她们将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带回了中国，在封建专制下，在女子教育领域掀起一场“洋务运动”，文化启蒙意义深远。唐群英创办各种类型的女报，兴办了法政、美术、职业等学校，不仅开阔了教育视野，而且丰富了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创新。

女子解放是实现女子教育的前提，反过来，女子教育可以促进女子解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唐群英对束缚女子解放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她主张男女平权，享有平等教育，把女子解放和女子教育结合起来，积极投身革命，献身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因为有了唐群英等知识女性的贡献，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加快。与中华民国教育主政者相比，唐群英的女子教育主张更坚决、更彻底、更纯粹。在她的号召影响下，很多知识女性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她们或走进学堂、接受教育，或走出国门、学习经验，或躬行践履、建校办学，或著书立说、参与教学，以不同的参与方式，推动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二）推动女报事业快速发展

如果说唐群英大闹参政院是其激进之举的话，那么受挫之后的唐群英潜心女报则是务实之举。1898年由康同薇等人创办的《女学报》开启了中国近代女报事业，至1911年，全国各地发行女报有30余种。其中，“1911年4月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的唐群英，当之无愧地名列中国报刊史上早期女报人之榜”［1］175。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女报迎来了近代发展的首个高峰。据有关资料记载，1912-1913年期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就新增14种女报，而在随后的5年内新增数量还不及这一数字。其中，唐群英一人独占3种。值得一提的是，《女子白话报》集合刘青霞、王昌国、沈佩贞等女界名流，得到黄兴、宋教仁、谭振等政要支持和肯定，一经发行，便赢得广大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可谓轰动社会，影响巨大。由唐群英担任编辑部长的《神州女报》在1912年复刊后，成为女报中的佼佼者，在国内的重要城市和省份以及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均有代办，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为之题词“发达女权”“同进文明”。唐群英在《神州女报》上撰文倡导女性接受实业教育、发展实业，其主张独树一帜，意义重大。

女报的发展壮大，为宣传女子教育思想提供了阵地。在唐群英创办或参与的各类女报中，它真实记录了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用浅显的语言传播了女子教育思想，推动了女子参政、男女平等的进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教育价值。它标志着中国女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推动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女子解放运动发展

唐群英戒缠足，倡女权，办女报，兴女学。她反对封建遗毒对女性的束缚和毒害，主张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平等自由，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她反对女子依附男性，主张女子家庭自主、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她倡导女子从事实业，提高生存技能，摆脱对男子的依附，并通过诗歌、办报、办学等方式唤醒、鼓励和帮助女子获得独立和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解放运动的发展。在《女子教育方针》中，她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束缚女性、奴役女性的封建礼教进行了露骨的揭露：“平日因为见识不高，识不透人的好坏，搭人做事，就要受人愚弄。办事既不精明，识不透事情的利害，十事九败，失了自立的地位。到了一国一家的祸患的时候，想不出一个计策来补救补救，只好一死，就算尽了我的责任。”［14］为此，她号召广大女同胞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发爱国之忱，谋独立之道”。

从年少时抵制缠足的懵懂，到青年时女权斗争的激进，再到中年以后办报、兴学的理性，唐群英始终在为“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而奔走。她写诗、撰文立说，参政立言，唤醒女子沉睡已久的独立意识；她亲身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的爱国热忱，促进了近代女性革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她几度上书，不惜大闹参议院，以“女权斗士”的形象，揭开了女性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

三、唐群英女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唐群英的女子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其进步性和深邃性清晰可见，在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我国女子教育事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一）唐群英对女子教育作用的认识值得深思

唐群英对女子教育作用的认识，告诉我们：无论妇女思想解放，或是女性人才培养，抑或社会进步，女子教育作用不可小觑。女子教育是推动妇女解放，促进新式女子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封建社会，女性一直被拒在教育的大门之外，她们被禁锢了精神，束缚了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尽管女子教育日渐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女子教育作用的认识依然比较浅显。这一点从男性一统教育之天下可见一斑。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唐群英倡女权、兴女学，甚至不惜毁家兴学，引领女子运动发展，点燃革命热情，启迪女性心智，提升思想道德，激发独立精神。相比同时代的人而言，其前瞻性、进步性和深邃性，值得深思和借鉴。

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15］教育强，则民族强；教育兴，则社会新。教育赋予女性新观念、新思想，社会参与意识大幅提高。妇女成为实现民族振兴、推动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力量。马克思也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666人类是共同体，社会进步、男性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发展，与女性的发展须臾不离。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扮演着关键角色，无可取代。妇女解放，经济独立，德智提升，关键在教育。在唐群英生活的年代，她对女子教育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先进的、超前的。她仿佛黑夜中的灯塔，引领妇女解放，女子教育的进步。唐群英对女子教育作用的认识，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中，以反思、自觉理性和创新发展的方式，继续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二）唐群英对女子教育内容的认识值得肯定

唐群英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涵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系统性和针对性是其重要特征。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男女平等，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妇女解放”“女子独立”。她主张“养成独立人格，强国健民，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提高妇女整体素质，方可提高女子参政的水平和能力”［16］。从康有为《大同书》中，她得知只有扩展女子学识，才能破除封建束缚；东渡日本留学增长见识与争夺女权受挫后，她深知只有开通女子知识，才能实现男女平权；在她投身革命失败，国家陷入危机后，她终于领悟到救国、强国离不开教育的真谛。在这里，唐群英所指的教育包括男子教育，更包括女子教育，其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文化教育，还包括思想、道德、情操、体育教育等，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可见，这些内容都是为其目标服务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系统。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15］在大力倡导教育回归初心、回归立德树人的本位，呼唤教育平等、公平正义的今天，唐群英主张的爱国教育、职业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相结合，依然熠熠生辉，焕发着耀眼的光芒。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教育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思想、精神和内容，依旧在传承和发扬。斯人已去，精神永恒。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条件下，唐群英对女子教育内容的认识，正在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唐群英对女子教育方法的探索值得借鉴

唐群英认为，女子教育既是学校教育，也是社会教育，两者不可偏废。女子教育既重知识，又重实业。她主张两者协调发展，同向同行，以实现解放妇女，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教育方法是为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服务的，良好的教育方法常常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7］对兴办女子教育，唐群英敢想、敢做，以实际行动，践行“敢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特别是普及女子教育，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结合兴趣、特长，教无定法，方式灵活多样，眼界卓识，令人钦佩。其中，爱国教育融入全过程，培育国民意识，堪称教育方法探索典范。

新时代意味着新变革、新使命和新目标，但是教育方式具有共通性，它永不过时。唐群英对女子教育方法论的探索，由于政治、历史、社会等因素，有些如昙花一现，有些似流星瞬间陨落，并非全部都是成功佳作。失败的教训，促使我们在教育方法改革中避免重蹈覆辙。成功的经验，促使我们在探索教育方式改革中，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结合，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