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与村上春树小说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与变异

王瀚若 王成军

摘要：格非在早期创作中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因其阶段创作的特点被归于“先锋派”作家。村上春树同样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具有较浓重的西方文学色彩。作者认为格非和村上都属于成功借鉴西方文学、形成个人鲜明写作特色的作家，在文本创作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特质。本文将重点从写作构思、叙事结构等角度浅析格非早期作品与村上春树作品在接受西方文学时的相似性与变异性。

关键词：格非 村上春树 先锋小说

“作品的意义结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家在艺术品中创造的艺术意象，一部分是由艺术意象而生成的意境。”①格非和村上的作品都毫无疑问受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厚影响，在他们作品中不难察觉博尔赫斯式的深刻哲思，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渗透，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包括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因此在总体上，他们的文章闪烁着西方哲思光芒，浸润着西方文学色彩。与此同时，自身所带有的本体传统文化元素的有序组织插入，又使得文本不会存在构思生搬硬套、文本僵硬死板的问题。而在构建文章时，两位作者则具有很多相似处。

首先是超现实的文本背景。格非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陷阱》《褐色鸟群》等小说时，往往把故事建构在20世纪90年代，而事实上这些章中提及的年代不过可有可无的补缀，格非对于时间叙述的“忽视”在后文中会具体展开说明。村上则往往选择多条时间线进行叙述，例如《奇鸟行状录》中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和现实背景中“我”寻猫也好寻妻也好的故事的双线叙述。在本质上，这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渗透，而格非和村上对超现实主义都是很有保留的习承，并未彻底放弃现实逻辑规律和历史经验记忆，故事的建构和情节的展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超脱现实背景。而转换到潜意识心理的探索上，由于常用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两位作家的挖掘分析都留有余地。在作品中，对“我”深层心理的深度探究往往让位于“我”之于客体世界所产生的主观体验反馈。两位作家往往是只触及客观描述的第一层，即直观地描述“我”非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情感情绪或是内心独白，而在展现深度心理中的精神世界时则往往难免与性冲动、性欲望相联系。但在此类伦理情节的描写中，无论是格非蜻蜓点水式的着墨，还是村上一笔带过的概写，都难免中规中矩，有所保留，民族性格中不可否认更甚西方一层的保守意识在文字输出时的影响便见于此。总的来说，在这种安排下，叙述取得了被打乱的正当理由。而在这一点上，格非要比村上更加不假思索，或许是中篇小说比起长篇小说对于完整时间线来编整故事的需求要低很多。格非往往将人物故事放置于一切其他因素之前，将故事框架于故事框架进行组合，淡化时间的概念，削弱人物对历史时间和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村上的手法也类似于此，主角偶有表现出的迟钝和麻木不难得出是刻意为之的设定。格非和村上正是大胆地挑战时间单向流动的物理规则，通过重塑组合文字，来切割时间，在三维空间中进行再创造。因此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创作的空间，呈现出更有生命力的表述，更别具一格的主角形象，因此也是更精彩的作品。

同时，格非和村上都非常擅长通过移动、跳跃、转瞬即逝式的景物描写来表现空间和时间的悄然转换、人物心情的细微变化。格非《褐色鸟群》中的湖边景色的描写可印证该点，包括水这个意象的反复提及尤其具有代表性，首次出现和在结尾出现，分别对应的是不同从时空布局和人物情绪。在村上的《刺杀骑士团长》中表现为对“我”所寓居的山间的风景的细致、长段描写，对于某几处静物无逻辑顺序的提及。传统观念往往认为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是全面性和完整性。②但在这两位作家故事叙述和描写的双重跳跃中，不仅重构了时间的概念，也重塑了对小说完整性和条理性的定义。尽管两位作家都不能够达到“神秘主义者的聚精会神、散文大师的技艺、讽刺家的机敏、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作品中熔于一炉”③，却仍糅杂了多种使得语言具有强大力量和魅力的元素，呈现出了与本土文化初步融合的先锋作品。

其次是来自第一人称的叙述，这里不难窥见存在主义的影响。第一人称的设置以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作者写作中对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基本内涵的遵从。而对于存在主义观点中“一切皆无意义”的阐述，事实上就包括在模糊跳跃的叙事过程中，体现为似乎被暗示了的徒劳和无意义的无论是对精神引导角色还是个人身份解密的追求。而对于“人可以给自身赋予意义”的诠释则是以写作构思、文本结构为出发点。格非和村上在这里的叙述，是与莫迪亚诺式类似的，一种自我探索式、解密式的叙述，正所谓既无可争议地处在讲述的位置，同时也真真切切身处故事之中。而且这种描述是诗化的，始终存在由刻意的有限叙述视角即视角单一取代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导致的变形和不完整——这是良好的缺失。同时，这种讲述毫无疑问也渗透着博尔赫斯的时间哲学，在故事叙述中，时间自始至终作为一个隐藏的讨论对象，无形中牵引着故事行进发展，同时给予文章一个可以收场的结尾。在《褐色鸟群》中的时间与水一样进行着似乎始终是单向的流动，却在故事最后发生了逆流和颠覆，过去时间成了一个被旁置的概念。因此莫迪亚诺《暗店街》中诗性叙事和碎片符号的影子可以被窥得，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迷宫式时间陷阱也似乎被有效借鉴。最终，多维度讲述得以在文本中成立。格非和村上所执着于的似乎也总有一种自我的解读，自我秘密的破解，通过自我解剖自我分析自我证明来继续情节的梳理。在《褐色鸟群》中的“我”似乎得了失忆症，不仅忘记了棋，忘记了李氏父子，也忘记了和企鹅饭店前女人的关系。这类似于《奇鸟行状录》中无法回忆起电话中神秘女子的“我”。始终困惑于自身身份的多重性，并且始终致力于探求答案。

对于两种性别在文中的功能身份明确且相异的定位，也是格非和村上都很明显具有的写作特点。男性角色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显出粗鄙的缺点，作者将男性性别导致的道德、行为上的缺陷刻画得很真实并且不堪;而女性角色则有被神化的倾向，事实上是与真实世界中的女子很不相同的，借鉴了现实中女性的性别事实，却在性格、思维、举止等方面进行了再度塑造。此外，无论是格非笔下的牌、棋、梅还是村上笔下的笠原MAY、加纳马耳他和加纳克里他两姐妹、真理惠，这些作为女性出场的角色，都无一不具有以神秘为基本特征的人物特色。无论是格非还是村上，在塑造这些女性角色的时候，往往都带有一种明显的对女性的憧憬和幻想在其中，这是寄寓了想象成分的。而上文提到的自我解读式的剧情展开往往会体现在我与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关系中，围绕着一种可能或已确定的性关系进行展开。“在正常的恋爱中，女性的价值是以其性方面的贞洁度来衡量的。”④按照这种说法，在两位作家的塑造中，女性角色往往是价值缺失的，因此对于这两位作家来说，将女性角色塑造成某种程度上掌握主动权的角色，并非所谓平权思想的渗透。因为在本质上，这些女性都是为了“我”的一个自我追溯之路而被指定出现或消失，所言所行也是为了推动“我”走出时间迷宫或空间陷阱，服务于文本构建，并不拥有自己独立的剧情结构，也更不会有自己的故事，在性关系中也依然处于传统意义上的被动一方。而抛开结构探讨文本内容，这种塑造尽管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形象，却使得女性角色拥有了一种朦胧和缥缈的美感，并且始终在作品中留下无尽的困惑。在这种对于女性角色的患得患失中，“我”或者说读者的追寻和渴求使得她们具有了一种奇特的魅力，相比起两位作家笔下的男性，女性更具特征性，主体的存在也成为推动文章内容进一步展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在制造由文化冲击引起的荒谬感上，格非和村上也有相似之处。首先是东方背景下西方文化符号的插入，这比采用西方构思特点、西方哲思理论要更直观。约翰福音、天主教教义、爱情公式⑤都曾在格非的作品中出现，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元素都是与写作背景不协调的。这一点在村上的《刺杀骑士团长》中体现为大量西方古典音乐的提及，西式饮食的描写。这里需要考虑到的是两位作家的写作倾向，即引入西方的元素是个人喜好选择。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插入同时也为文本制造了荒谬之感，放在20世纪的背景去分析，这种中西的融合是略显突兀和先于历史接受進程的。但也因此与该时期其他作品区分开来，格非进入先锋派的写作群体，为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掺着诡谲的新鲜气息。村上则一扫日本战后作家的阴郁和某种程度上可能故意为之的不够真诚的沉重笔调，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

在创作后期，格非逐渐回归了本土写作，在风格上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学，构思叙事上也同早期有了明显的不同。村上则始终致力于文学化真实的历史事件，对人类本质进行探讨和反思，守护和传承人类文明。尽管后期两位作家的作品从风格叙事结构上来看都已不再归属同流，产生了较大的区别，但他们所共同具备的融合多元的写作能力是不变的，写作观念里所持有的意识反叛、构思革新、文本自由的写作精神也是恒久的，他们因此也能够代表特定时期作家的风貌，并始终在文坛上熠熠发光。

①俞武松：《艺术哲学读本》，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②[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论文艺》，熊一丹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93页。

③[德]瓦尔特·本雅明：《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普鲁斯特的形象》，张旭东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7页。

④[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张露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3页。

⑤由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家阿·菲利普、心理学家大卫·路易斯和人际关系专家福力克·艾弗瑞设计出来的一个将感情数理化的数学公式。

作者：王瀚若，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在读本科生;王成军，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