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奋斗者”樊锦诗：我心归处是敦煌

文/云兮

有一位南方姑娘，在西北的敦煌大漠待了56年；有一位学者，平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保护和弘扬敦煌文化；有一位耄耋老人，被冠以“敦煌女儿”的称号，她就是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她是樊锦诗，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2019年的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面对大家的称赞与崇敬，樊锦诗是谦虚的，对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之奔走的，只是敦煌。

一见敦煌定终身

1938年7月9日，樊锦诗在北平出生之后不久，她全家便迁往南方谋生，在上海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因为年少时就对敦煌有一种美丽的幻想，想着干脆趁着毕业实习的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樊锦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与另外三个同学一道前往甘肃。

樊锦诗在工作中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建造时间绵延千年之久，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

在去敦煌的路上，樊锦诗一直想象着将要到达的莫高窟，应该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一下车，她却彻底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当地食物紧缺，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饥；敦煌的水碱性大，拿来洗头发，洗完了头上还会发黏。除了生活条件艰苦，樊锦诗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对于这个长在上海、求学在北京的姑娘来说，当地的生活条件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

然而一进石窟，樊锦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樊锦诗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连地层蔓延上来的寒气都感觉不到了。

“初到莫高窟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第275窟的那尊坐于双狮座上的交脚弥勒菩萨，半裸上身，三珠宝冠、三角靠背的形制分明是犍陀罗艺术的风格；第272窟赤足踩莲的胁侍菩萨面相丰圆，胸部夸张，这俨然是印度的造像艺术风格；第407窟的藻井图案是八瓣重层的大莲花，圆形莲花中心有三只旋转飞奔的兔子，这究竟来自何方，又想说明什么？这些问题每天都萦绕在我的心头。

“所有种种，都在向我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间意义非同凡响，这里封存的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是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

年轻时的樊锦诗正在整理资料

敦煌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三个月的实习还没结束，樊锦诗便被迫提前离开了敦煌，带着整理的资料回到了上海。但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一颗种子，这次未竟全功的遗憾也促成了她后来再赴敦煌。

夫妻相守莫高窟

1963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当时，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领导告诉樊锦诗：“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把你替换出来。”父亲心疼女儿，给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托女儿转交，信中澄清“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

“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要到什么地方去。既然敦煌需要，我应该听从国家的召唤。”樊锦诗最终没有交出那封信，她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绝不能中途折返。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搭了3天3夜的火车，又坐了130多公里的汽车，樊锦诗终于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她已经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当她终于踩在莫高窟的土地上时，她想的只有一件事：进洞！一进洞，当初实习时的感觉就回来了，以前看到过的壁画现在近在咫尺，画上一个个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飞天，令樊锦诗振奋极了，忘记自己正身处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大西北。

然后，饲料厂要注重生物安全。在不使用时做好密封，有效地控制害虫，防止灰尘收集系统中的灰尘再循环回到饲料中，并管理好整个工厂的人员移动。

275窟的壁画

272窟的胁侍菩萨

407窟的莲花三兔藻井

樊锦诗夫妇合影

在工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樊锦诗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因为在山上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洞窟密集得就像成千上百双眼睛，充满了神秘与沧桑。就连敦煌的天都与北京的不一样，蓝得更纯粹、更辽阔也更浓烈。

1967年樊锦诗与男友彭金章结婚，却因工作关系长期两地分居。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长大，樊锦诗越来越感觉到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了。有人给她支招：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于是樊锦诗便主动去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起父子三人的生活。

武汉相较于敦煌，生活条件可以说好了太多，然而樊锦诗却经常性失眠，潜意识里始终挂念着敦煌，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彭金章明白，樊锦诗心里放不下那片石窟，“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他毅然抛下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选择去敦煌，改行研究佛教考古，结束了两人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樊锦诗后来常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她更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在敦煌工作。他们用爱和生命实现了当初的誓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樊锦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时期，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已达到20万人。同时，随着游客增多，狭小的洞内空间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现在的壁画与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相比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分化的趋势，樊锦诗很伤感，也很焦虑。

当时有人提议“大景区开发模式是大势所趋”，甚至要将敦煌纳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一并交由企业管理，樊锦诗寝食难安。“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樊锦诗说。

于是，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樊锦诗在讲解壁画

樊锦诗（右三）与外国学者探讨壁画保护方案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全球网友只要点击鼠标，便能免费观览莫高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进行全景漫游。同时，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

如今，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目前已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万人次。

用生命践行神圣誓言

对于自己多年来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她只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离开院长职位后，她认为自己不能闲着，“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樊锦诗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儿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

今年樊锦诗81岁了，她说自己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如今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变得非常爱着急，说话也直来直去。尽管被人说“严厉”和“不近人情”，但她一路坚持，用10年时间与工作人员摄制近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完成了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上线“数字敦煌”数据库，使敦煌艺术走出石窟……她也因此获得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还是原来那句话，我为敦煌奉献一辈子是值得的，我无怨无悔。”是的，樊锦诗把青春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莫高窟。从她来到敦煌的那一天起，这里的每一粒黄沙起舞，都似在歌颂她的青春年华。

把一生都献给敦煌的樊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