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艺术教育的话语建构

曾天一，李 艳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成都610207）

一、问题提出

高校的艺术教育系统里面，艺术类专业院校和综合类大学共同构建了有关艺术教育的知识体系，创立了以理论或实践为主的，不同导向的专业领域，培养了大量具有专业素养的、学科视野的艺术人才。那么如何跨越学科边界，跳脱出门类界限，确立超越性的指导思想，构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关于艺术教育的认知体系呢？笔者主张从艺术教育的本质出发，把艺术的本质同人类经验直接相联系，表现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艺术教育要引导人们认知自我，并在此认知的过程中构筑自我同世界直接的联系。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表述道，“我们对任何将艺术与教学联系起来的提法都感到不愉快。但是，我们的反感实际上是对那些拘泥地排斥想象，并且不触及人的欲望与情感的教育方式的反思。”[1]这表明仅仅将艺术教育视为一种教学活动，会背离艺术深入个体原生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初衷，艺术教育应该标志着对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考察。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随着国家强调坚持走文化自信的道路，艺术教育需要从更深层次的意识中思考个体在新时代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种可能性，将艺术教育的发展同社会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建设新时代精神文明的话语场。

在艺术教育不断拓展其作用空间的过程中，当前中国艺术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没有以科学立场正确认识艺术同社会文化相交叉的实践活动，学术研究多指向经验性的结果或仅依照相关政策性文件，反复堆砌重复话语的宣传式理论，造成的不良后果是无法针对艺术教育活动构建系统性的结构。从全局视野关注艺术教育行为背后所支撑的主体关联，导致研究结果的狭窄方向和片面认识，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丰富艺术教育研究的实际成果。为取得学术上的突破，提高艺术教育的话语影响力，需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是艺术教育和文化自信交汇的重要时期。事实上当艺术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流之后，艺术教育响应了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传承优秀思想文化的迫切要求，而新时代文化创新能力的显著特征则激发了艺术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新时代艺术教育话语体系是作为以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根基的具有鲜明中国立场的知识结构系统，符合艺术教育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探索的历史现状，体现了理论的持久生命力和学术造血能力。同时，在新时代艺术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既消除了西方话语的侵扰，又扩大了中国传统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范围，指引着艺术教育的科学立场和价值取向。

上文已经着重探讨了对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活动研究的意义，笔者认为艺术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建立其话语体系，仍需首要关注对“何为艺术文化”的理解，明确艺术文化的根本存在方式才能为体系建构提供合理的学理逻辑。艺术文化包含了其“外因”和“内因”的辩证统一，“外因”是指与物质现实相关的人类活动，其中包括各种文化种类。“内因”是指超自然存在状态下的意识活动，直接指向人类的精神世界。主体通过对“外因”和“内因”的认识形成了艺术教育实践的根本目的——文化的价值观念确定，反映了艺术实践从物质到意识最终上升到超经验范畴的终极实在的整个过程，由此在新时代艺术教育话语体系中，主要表现为从文化语境到哲学观念再到意识形态的螺旋上升，以话语体系中传递的价值观念为中心导向，承载着为时代画像的历史使命。首先，当下文化语境中形成以新时代文化自信为代表的广泛的文化形态，其包括消费文化、技术文化、启蒙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等，坚持走文化自信道路，就需要厘清复杂的文化线索，再通过艺术教育对文化自信的传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进行讨论；其次，从社会文化问题深化到哲学观念问题，哲学构成了对文化认知的思考。而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受到哲学通过美学这一中介产生的巨大影响，艺术教育则在社会思想启蒙和价值重建中将美学转换为美育问题，在对美育线索的梳理中，发现对新时代美学精神启发的现实意义；最后，在社会领域，把一切关于哲学理念的探讨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重建历史进程的继续和延伸，当艺术教育成为政治话语的重要表达时，意识形态成为有关艺术教育话语建构的决定性话语，它界定了艺术事件中核心价值的表达方向。新时代坚持文艺创作中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目的就是为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以新时代艺术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为基础，破除艺术专业教育的壁垒，使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扩展到更多元的意义空间中，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影响力。

二、以“诗教”传统净化消费空间：新时代艺术教育的文化脉络

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象征着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同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在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的挟裹之下，中国在以大数据、云计算、大众媒体为标志的虚拟数字时代中大步向前，各种影像媒介藉由网络直播、短视频制作、网络综艺的兴起不断刺激着大众的消费欲望，“‘消费’以更加多元化的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3]。大众在虚拟世界中通过给主播打赏，为节目积攒流量，帮明星打榜的方式不断累积文化资本，在消费的多元化形态中，也确立了其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消费已然成为当下文化语境中最突出的元素。若将网络社交平台视为拟像化的交互文本，文本中所显现的所有表征、符号、内涵、外延全部指向一种艺术事件的生成，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是对文本中的艺术活动产生的反应。大众在沉浸式的氛围中，在潜在消费逻辑的牵引下，对虚拟空间产生“真实”的想象，从而进行情感的投注。这充分说明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媒介工具能对大众的喜好做出精准反应，在资本运作的体系中形成审美规训，进而影响到大众的审美趣味。正如本雅明对生产变革对人们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的决定影响的预感一样：“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4]。消费文化下的艺术实践不再指向单一的艺术运行模式，它是复杂事件的集合，是媒介种类的越界，是消弭生活与艺术边际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全民狂欢，无论是直播中网络达人的表演抑或是AI 人工智能进行的艺术事件，都在书写着“艺术家”和“艺术品”在现实层面的异化表现。从更广泛的艺术行为的场域里来说，艺术教育兼具对当代文化内容的书写和对大众审美情感启蒙的责任。当今社会，艺术教育在消费文化背景中完成对艺术活动“同质化”表现的诠释，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的光晕和梦幻属性被大规模复制、批量生产和工具理性消解了，艺术转化为具有文化价值的商品；而艺术教育对大众的审美启蒙融入了“工具性”的一面，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形态鼓励着大众参与到网络文化的建构之中，也决定了技术控制下个人面向资本的单向性，资本凭借技术形态的中性特征，以技术的合理性来潜在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在消费文化环境之中的讨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依托艺术场域起到教化作用，缝合“唯消费主义”造成的大众同社会理想之间产生的裂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文化不仅反映与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本质要求，而且反映与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强调人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需求。物质生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带来劳动分工的发展；精神生产植根于文化价值，文化包含着时代精神和特定信仰。“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7]面对艺术异化的种种现实，所有的艺术活动、艺术事件应该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主旨来消费文化中拜物主义的单一属性，同时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也可以与消费文化中的技术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利用大众传媒的迅速、广泛传播和大众在各类网络平台的积极参与，将新时代先进文化编写为新的生活美学符号，代表积极向上的精神空间和勇往直前的生活理想，以弘扬主流文化实现对纯粹追求感官享受和消费欲望的娱乐至死的非主流文化的扬弃。艺术教育所关涉的应该是如何在致人麻木的消费符号中恢复人的自然属性，恢复人感受生活的美的能力，跳脱出文化资本主义的单向捆绑，其最终目的是充分践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必须体现在艺术文本的书写上面，其表现为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在当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地推进，推动多元的艺术表现，为人民群众增添丰富的心灵享受。坚持以真启美的艺术表现，真既是人的涤除玄鉴的胸怀，也是文本返璞归真的意蕴，反对浮华、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脱离现实的文本创作，在现实层面上提高国民审美素养，在虚拟空间中，净化网络生态环境，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同鼓励真实美的文艺创作观和生活美学观相结合，以教化的目的净化人民的心灵，培养大众辨别优劣的能力，提高群众的审美意识。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艺术的教化功用是植根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诗教传统，即通过艺术培育人格、塑造情感，把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儒家礼乐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下发生范式转换。推行艺术教育的设想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找寻“诗教”传统下连接过往与当下的桥梁，在强大的精神元动力中确定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基因。

《论语》有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自儒家始确立的关于艺术的审美标准，核心是对其显露的道德品质的判断，艺术表现情感的能力必须被道德准则所规范和限制，“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梅、兰、竹、菊四君子成为古代诗歌、绘画等艺术中超脱尘世、伟岸不凡的意象，皆是古代士大夫文人对高尚人格的向往和自喻，这表明主体在选择客体对象进行艺术创造时，是先验地将主体经验中的道德感知置于对客体审美感受之前的，客体是否能成为审美对象取决于主体想要抒发的道德情感，道德内容成为描述自然美的重要目的。当今社会呼吁优良的道德观也需要从传统诗教中“诗言志”等理念中取材，不断深化文化的继承与革新，倡导艺术“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

中国传统艺术以诗歌为代表，中国是诗歌王国，诗歌塑造着中国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至今日诗歌仍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几年在电视节目日渐式微的态势下，《中国古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将古诗词置于现代文化背景中，进行游戏竞赛或配以流行音乐编曲，取得不俗的收视成绩。人们对诗歌的审美感悟在现代艺术表现和传播媒介共同作用下有了新的启发，在非说教式的对诗歌的解读和作者背景的介绍中，人们发现了诗歌在今天的生机勃勃和传统文化的深层之美。古时中国，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的美学观就充分表现了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艺术发挥的教化作用。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这组范畴，在诗歌的审美效用的导向下，由对诗歌所激发的情感活动到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思考、促进思想文化上的交流、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它们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发挥作用。正如王夫之所说“‘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愈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8]传统“兴观群怨”的诗教观在今天艺术教育活动中仍具有重要作用。

自中国睁眼看世界开始，曾在国力衰败和经济落后的背景下着力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西方人文主义的自由精神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不断发酵，增添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怀疑，人们不禁把国家的落后同传统教化系统的封闭性和限制性联系在一起，试图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呼吁一种新的教化系统来解放人的思想并“持续性地引导人从生活现实中走出来，走向一个自由、普遍和进步的人生境界”[9]。传统“诗教”的道德净化功能属性被现代文明教育体系所要求的社会的“进步性”所替代。新时代所强调的文化自信坚持将中华文化传统的血脉在当下延续下来，不是对西方文化和理论的全盘吸纳和接受以传播其“先进性”，而是在自身文化背景之中寻找阐释当代文化的有效途径，规避了完全套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化研究产生的误读。将历史性和时代性冶于一炉，艺术教育呼吁在当代传承和发扬新的“诗教”文化，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中对艺术实践产生直接推动作用和影响力，以创造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范式。

三、审美启蒙和审美革命：对新时代艺术教育美学精神的启示

艺术教育研究理论是起源于西方而在近代被引入国内并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自启蒙运动以来，在欧洲的文化发展史中，随着美学逐渐摆脱被单纯视为文艺和哲学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艺术教育中的审美教育问题获得了完整的、成熟的发展，谈到艺术教育对今时之中国的影响，要考虑到近现代以来中西方美学研究之间的差异性。以蔡元培和朗西埃的审美教育思想作为现代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理论代表，从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国”的美学启蒙命题和朗西埃在审美领域中构建真正反精英主义的审美革命理论的对比中，勾勒出二者从康德、席勒美学思想出发最终引领审美教育走向不同发展方向的理论线索。通过对这一理论线索的梳理，回顾中国和西方构建现代审美教育的历史进程，结合新时代对审美教育的要求，以便对当代中国美育问题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在中国文化和西方美学精神的相互浸染之中，形成“全球化”与“在地性”的理论互约。

（一）“救亡图存”的审美启蒙教育

首先，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救国”的背景跟彼时中国深受知识界提出各种“救国论”的影响息息相关，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企图从西方技术、制度和思想入手，改变中国积累的弊病，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如实业救国论、制度救国论、宗教救国论等。但这一现实没有带来蔡元培所期望的以科学和理性所重构的现代精神文明，他认识到并不存在具有普世价值的理想范本，中国的现实问题带有典型“本土性”的特征，所以他主要将精神文明重塑的问题置于现实空间进行考量，融合西方现代性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美育对中国社会价值内容的重新书写开启了对现实改造新的方向的思考。他所谓美育即是“纯粹之美育”，是借助审美活动的进行达到“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的境界[10]。他所理解的美育的纯粹包含审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两大特征，通过审美将人从功利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培育人的一种完整人格，再通过人的主体性建构与新的社会价值观的要求相匹配，达到社会改革之目的。以蔡元培提倡的无功利的审美教育思想作为基础，厘清其启蒙美学中的重要概念。

蔡元培深受德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影响，继承并发扬了康德构筑的审美自由的概念，“审美活动不受欲念或利害计较的强迫，完全自发。”[11]人在真正审美活动中摒除外界一切因素的干扰，只通过对美的感受引起感官的愉快，把审美引发感官的快感同高尚的情感相联系，强调美育“陶养吾人之感情”，以期启蒙民智、改造国民之精神性。他观察到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多半是为了达成某种特定之目的，而这样的举措不会将人引导向自由和谐的生存状态。蔡元培企图通过美育之纯粹消解世俗之功利，以美的“超越性”消除人性中的利己主义，以美的“普遍性”作用于人们共同的审美感知中，实现道德精神的陶养，使人们真正通过美走向自由，迎接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世界。而且在他的美育实践中，尤其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对个体感性经验的表达，对物我相忘、天人合一、同宇宙共存的自由境界追求，试图通过理想艺术的实践来抵达人的自由天性。所以艺术的审美活动赋予了人摆脱自然要求和理性思考的既定轨道，而通向主体拥有完全自由选择权力的境地，由此，与美育理论中启蒙个体自由的理想相辅相成，表达了以人为本的美育核心价值观念。此外，蔡元培的纯粹美育思想的形成还与他对哲学、美学上“现象”与“本体”关系问题的解决有关。审美教育“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保证了既可以实现在实体世界的超然物外，也可以感受现象世界的价值共鸣。“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12]蔡元培坚持将审美情感作为支撑，以审美同时通向“现象”和“实体”两界的能力，在审美现代性的基础上，找寻到一种全新的精神建构。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详尽表述他对现实层面的改造由政治转向审美的思考，而蔡元培美育理论的构建，明显受到席勒思想的影响，将美育同社会现实紧紧联系起来，蔡元培以审美自由陶养人之情感达到社会改良之目的，响应了席勒提出通过审美塑造人的自由天性来重构理性精神文明的核心美育精神。二者美育命题的提出虽植根于不同时代背景，但蔡元培和席勒却都走入了审美乌托邦的困局之中。“以美育代宗教”理论虽然客观上力图从学术立场和政治领域中介入，但在当时中国积弊重重的环境下，构建的审美教育体系带有资产阶级背景下的精英文化属性，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扩大影响力，也无法引领时代文化前进的新方向，不过其对中国现代审美教育的探索仍然体现了中国之美学理论的历史大势，对今天美育线索的梳理和美学精神的启发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美学的审美共同体

朗西埃从席勒美学思想出发，在左翼审美革命理念的视角下，扬弃了审美独立于政治的场域建构，强调在审美教育中，通过消除美与生活的界限，把人的审美感受直接同现实生活相联系，颠覆审美现代性中隐藏的精英文化属性，抵抗资本主义体制的压迫和歧视，突出审美教育的革命话语。从朗西埃审美革命理论中的对人权与艺术的观点来找寻审美教育在现实中完成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21世纪开启了全球化进程新的高速发展，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伴随着全球化蔓延的势态，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断调整其社会形态以应对这一趋势，比如保守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重新抬头。左翼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开启了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朗西埃企图探寻历史进程中的美学思想在当代政治空间中发生的变异,以审美平权的主张重塑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重新评价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朗西埃构建的政治美学中，艺术和政治是不可切割的整体。在《感觉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中，他提出“感觉分配政体”的概念——“一套不言自明的感知系统，它不仅揭示了某些共有之物的存在，也揭示了定义这一系统中部分与各位置的诸种限定。”[13]“共有之物”代表了人们分享事物的过程中具有的经验感受，它带有随机性、任意性和可感知性，其诉求是在当代坚持人人有权利欣赏艺术，感知艺术，并能够分享对艺术感受的审美观点。感性分配即是将平民阶层的审美感受性从由精英阶层确立传统美学的金字塔体系中解放出来，不再按照古典主义设立的美学标准或审美现代性中传播的人文精神来要求人民接受这一美学评价体系的“合法性”，强调不同欣赏主体、不同欣赏标准之间的平等共享关系，以平等美学建构突破不同体制的坚固堡垒。而审美革命对等级制度的攻击也体现在艺术新的存在模式的确立上面。

朗西埃在其美学政治的角度下指出欧洲文化史上存在的三种艺术运作体制：第一种是柏拉图式的“影像伦理体制”，其核心是利用艺术的表现与理念的本真之间的嫌隙，拒斥艺术，将艺术单纯视为技术（techne），其目的是构建伦理社会空间中严密的等级制度，艺术沦为哲学家和城邦统治者思想传播的工具；第二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诗学再现体制”，他赋予了艺术同现实的等效性，甚至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其依据是诗歌模仿活动的合法性，因在此之中见到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但这一体制在美学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喜剧“摹仿低劣者的行动”，而悲剧摹仿“高贵者的严肃行动”[14]。《诗学》中点明了艺术表现的等级区分，据此，形成以模仿论为核心的古典主义艺术题材、种类和形态中严格的等级制度；第三种是审美现代性的“艺术的美学体制”，德国古典美学奠定了“艺术美学体制”的现代性基础，表示审美观照的重心由客体转向了主体，艺术在主体性建构中自由地产生了，以无功利的审美自由取代了伦理的内容和再现的法则，艺术体制便转换为以“自律性”为核心的范式表现。朗西埃的政治美学致力于否定这种艺术等级制度和既定运行体系，把艺术融于生活，“破解精英主义和艺术哲学对美学的话语霸权，把艺术转换为‘非艺术’、人类普遍的感性体验活动，进而从审美趣味的平等共处达到社会地位的平等相待”[15]。从艺术到非艺术，在艺术实践中标志着从艺术品到寻常物的嬗变，这既是丹托式的艺术媒介的物质性成为主体，艺术在哲学语境中向自己的本质追问意义却无力在形式表层对此做出回答的权力的终结；也是朗西埃式的促进不同阶级之间分享“可感之物”的审美体验，艺术以同生活相融的方式抵达艺术审美和政治批判的交汇点，推动民主、自由的原则，促进社会发声体系的公平性，捍卫公民的权力。

蔡元培和朗西埃都继承了席勒的启蒙美学观念，展示了将欣赏主体的审美感受经验作为培育完善人格和平等交流途径的人本主义美学基本精神。另一方面，二者也都试图从政治立场中开辟审美教育的发展道路，表露出明显不同的阶级视野和政治色彩。二者的美育思想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对“生活美学”等时下热点的美育命题仍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如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视为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在实践领域中构建起人的解放和审美的关联性。而从蔡元培到朗西埃的美育思想，反映出西方美育资源的丰富，也折射出长久以来西方现代美育理论对中国美育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现实。在文化自信的要求下，需要吸纳不同的理论思潮，也要更加重视对中国本土资源的运用。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中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进一步在新时代的美育工作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新时代是思想进步的时代，也是面临挑战的时代。我们既要吸收西方审美教育中通过审美教育促进人的完整性、推动社会民主的理念，也要看到其审美教育理念中带有明显的空想乌托邦性质。中国当代社会的组成非常多元，我们应该鼓励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的艺术实践，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可以流动的传递相同审美情感的暗流，不将审美视为政治系统的替代品，而是把审美视为人与人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充分让人民感受到同时作为物质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代主人，也只有在文艺领域不断加入人民在新时代中的精神创造，才能创造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故而应当研究新中国历史背景之中审美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与重构，探索对新时代艺术教育中意识形态批评的类型和朝向。

四、立足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新时代艺术教育的话语阐释

意识形态问题不论在西方左翼的艺术实践中，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居于其关注的中心位置，而在社会主义的文化背景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也成为长期以来文艺领域的创作标杆。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之中，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活动潜意识的规训行为，意识形态也界定了权力话语改写秩序、书写历史的价值尺度。而艺术教育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通过艺术实践中形式语言和内容实体，加强对现实生活中进步性的思考，所谓进步性，就是挖掘其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反映时代的发展动向。进步性在新中国文艺史的发展中主要聚焦在对意识形态采取的两种态度：一是将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将审美体验与社会活动直接联系到一起；二是呼吁艺术活动的自主性和无功利性对应着人的感性特质和自由属性，反对“艺术是政治生活反映”的审美意识形态表现。在两者的相互冲突和抵牾中，审美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断被定义、改写和重构。个体精神和集体理想也在中国社会体制不断的自我革命中，随着意识形态的嬗变而具有不同的形态表现。在新中国历史中的以下两个时期对文艺分别采取以上两种意识形态的态度，在其中艺术教育也承载着不同的任务和要求。

（一）唯意识形态的大众艺术教育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6]。艺术教育承载着艺术服务于政治的重要使命，不论是在实践抑或是在理论中，文艺运动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此时艺术教育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文化创造的决定性力量，我国的劳动人民第一次在主流文化领域之中登上历史舞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背景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方向，在形式、内容、题材方面选择的可能性，以及大众对文本的接受。大众文化在艺术实践里实现了对精英文化的超越。

（二）去意识形态的自主艺术教育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整个80年代，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浪潮奔涌而来的背景下，要求艺术自为的口号响彻着时代之中对思想开放的呼唤。不仅仅是通过回归传统，依靠一种原有的文艺形态和复古思想来反对“文革”中被政治捆绑的文化专制模式（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是通过对艺术主体性的确立、发现艺术的本体结构，依此来消解政治对艺术的决定性作用，彻底改变艺术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庸地位。在此期间，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之路，改变了完全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引领下，“摸着石头过河”，探求经济改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发展为先导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发生了嬗变，艺术教育要求对艺术的自律性地认识，以艺术的实验性和创新性，追求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开放。

艺术家在对艺术形式、风格、技巧的不断开发与探索中，总结了更广泛的艺术表现形态，表现了人本主义精神的浸染下对人的本性的关怀，李泽厚在当时对此总结道“那种不同于古典的写实形象、抒情表现、和谐形式的手段”，“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型……,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17]。从“朦胧诗”“星星画展”再到“八五新潮”，在艺术变革之路遭遇官方和社会各种评价体系和力量的质疑声中，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在对艺术自主化的坚持中，确定了其在新中国文艺史中的标志性地位。在各门类艺术中，电影凭借光影和蒙太奇表现“奇异”世界的能力摆脱文字的理性束缚，挖掘民族心理在镜头中的无意识表现；诗歌中语言符号晦涩的表达、构建的“非美”的意象，在藐视规则的反理性美学追求中，构成对传统审美趣味的挑战；美术中对媒介的物质属性的强调，消除了艺术同艺术之间的距离，传统的对现当代艺术进行分类的依据甚至不再奏效，透过艺术展开对更广泛领域的思考。在通过艺术对人的心灵的呈现过程中，艺术文本表现了个人价值观的同时也不断实现着对时代精神的探寻。但是，另一方面在将艺术自主化推到极致的“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中，由于其自身同社会意识形态诉求完全不容的观点，导致同意识形态的完全割裂，形成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反抗。

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艺术自为的呼号逐渐被社会的商品崇拜所替代，艺术自主性的追求也成为了具有强烈诱导性的资本文化符号，走向了审美虚无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的荒诞性形成精神上的映射。时至今日，这般影响在社会上仍然十分强烈，所以当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历史的回顾中，重新对文化艺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讨论，艺术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新时代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中，艺术教育为什么需要强调意识形态？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时代艺术教育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祛魅了神性的世界里，人的生存状态是被机器所界定和规训的，艺术作为国家机器生产的一部分，决定了人在一种生产关系中的社会身份的“合法性”。艺术教育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挖掘艺术文本中体现的权力运作的展开方式，看到其审美规范背后的权力规范，揭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异化状态。新时代艺术教育的意识形态适应当前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的大背景的，发扬其意识形态的斗争性是针对落后现象的批判反思，斗争精神应该是在艺术实践中探寻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应该是在艺术实践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建设社会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发扬艺术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汇聚人才的力量，推动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交流，形成推动文艺创新、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形成时代风尚的指向标。

坚持艺术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写，也要鼓励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一千个人心里面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这是读者在文本感知系统的召唤下，凭自己的审美想象完成对文本空白结构的填充。但是，从文本角度出发，效果达成的前提是哈姆雷特形象的元素要足够多元，即是文本的架构需要丰富的肌理组成，创作者需要扩展文本的想象力，卸下创作的镣铐和枷锁。但是鼓励艺术多元形态的同时也要坚决反对艺术审美的偏激性诠释，艺术如果离开了俗世的烟火气，那注定将失去作为根基的人民，在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建设道路中，没有人民的参与，就不会有艺术事业和产业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在商品消费成为社会结构中潜在意识形态的当下，藉由对艺术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完成审美空间场域的构建，破除消费文化的垂直运作体系，通过对美的普遍性领悟，消解社会中唯金钱至上的论调，在文化产业产生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能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艺术最终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审美活动启发人对真善美感受的能力，优秀的艺术实践只有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引下才能紧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谱写出标志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之歌。

五、结语

本文以文化语境、哲学观念、意识形态作为艺术文化活动中的关键概念来确定艺术教育在新时代话语体系的建构。表明艺术教育不光指向不同学科的交汇，同时对社会不同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如果说传统艺术教育主要关注的是艺术的内在价值，以培养艺术技能为主，突出观赏者对文艺作品的感性体验。那么，新时代艺术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则旨在扩大艺术教育的话语范围，在文化、哲学和政治场域中实现其外在价值，人们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构成了对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的理性思考。艺术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补充对艺术教育实践活动系统性认识的理论缺口，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成型的体系结构，将艺术教育由对艺术的内部价值转向外部价值的探讨，契合了对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道路的探索，通过艺术教育实现跨学科、多领域的认识和交流，更广泛地将新时代文化传播开来，弘扬中国精神、民族话语。

从根本上说，艺术教育的存在是社会、物质、意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以理论框架来驾驭如此庞杂的艺术文化活动，这本身是容易出现纰漏的，因为依靠理论的推导容易出现现实的错位，所以在事实的发展中也要不断推进理论的更新，始终不忘理论建构对实践问题支撑的初心，以实践的突破反作用于理论体系的完善。把握艺术教育理论对新时代诠释的方向和深度，特别是在我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当下，艺术教育必须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引领人民在美好生活追求的基础上提升创造力、审美能力和文化素质，接受时代文化的熏陶，进一步加强艺术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新时代艺术教育话语体系正是围绕我国的文化强国建设之路，着力提出的理论体系，它的建构对内可塑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外可提高中国文化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在未来亦可为艺术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