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遗言》性质考辨

张帅帅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入选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后担任裕王府侍讲，成为明穆宗的亲信。嘉靖四十五(1566)年在徐阶的帮助下，进入内阁，后又因与首辅徐阶不和，于隆庆元年(1567)被迫辞职，回籍养病。次年徐阶致仕。隆庆三年(1569)，高拱被穆宗召回，再入内阁并兼管吏部事，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俺答封贡、整饬边防、改革官制等，但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徐阶的清算工作。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逝世，高拱与张居正、高仪共同受顾命，辅佐明神宗。因高拱担心司礼监专权，便设计驱逐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后计划失败，被逐回原籍闲住。

万历元年(1573)，因受到王大臣案件的牵连，高拱大病一场，随后便闭门不出，安心著书，包括《病榻遗言》在内“一生撰有十八种著作，佚失三种(即《谗书》《避谗录》和《春冈年谱》)，现存十五种”[1] 418。万历六年(1578)七月去世，年六十六，后经当时首辅张居正的请求，给予半葬。万历三十年(1602)，高拱继子高务观上疏明神宗，请求为其父易名立谥，随后神宗为高拱平反[2]1899-1900。此后，高务观将高拱生前著作续刻，并新增《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岳天雷称此版本为“家本”，是随后康熙年间，高拱的胞侄孙高有闻重刻《高文襄公集》的底本)。万历四十二年(1614)，河南新野县进士户部主事马志俊、马之骐兄弟二人再次刊刻高拱的著作，共四十四卷，其中就包括了“常州戚伯坚校订”的《病榻遗言》以及高务观自己编订的《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等著作。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高拱的胞侄孙高有闻(字伯昌)卖田五百亩”[2]1902，重刻了高拱的著作，包含《病榻遗言》《玉堂公草》以及高务观编订的《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等著作，共计九十三卷，在此以后高拱的著作再无全部刊刻过。

在高拱的著作里，有政治类的《南宫奏牍》，有学术性的《问辨录》，也有回忆录性质的《病榻遗言》，种类多样，足见高拱的著述之丰富。在高拱的著作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他带有政治色彩的回忆录——《病榻遗言》。有关《病榻遗言》性质的研究并不算多，但是有关争议确有不少，主要集中在此书是否是高拱亲作。赵毅先生就认为此书是高拱在其身后对政敌的报复，在“《病榻遗言》中多有不实之词，真假混杂，虚虚实实，体现了高新政的政治智慧，更折射着高新政的政治权谋”[3]。而岳金西先生则与之相反，他指出“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4]，针对赵毅先生的绝大多数论点进行逐条批驳。岳、赵二位学者其观点虽然有些针锋相对，但基本上都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病榻遗言》确乃高拱亲作，非假借他人之手而成。而任昉先生则认为，《病榻遗言》“是高拱在病榻上口述，家人记录并整理，未经高拱本人最终审定认可的一部著作”[5]，并进一步认为在这篇著作里，除了高拱本人在清醒和半清醒时的记述外，还有整理者自己添加的内容。这就否认了《病榻遗言》乃高拱亲作，改变了此书的性质。但从已有的资料来看，《病榻遗言》应确为高拱本人亲作，带有其对张居正、冯保的恶意诋毁和高拱本人对一些政事的臆断，故虽有一些不实之言，但绝非假借他人之手而成。

一、《病榻遗言》系高拱亲作

《病榻遗言》作为一部回忆性的著作，是高拱晚年回籍闲住，并经历王大臣案件以后，对往事的回顾。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其政敌——张居正和冯保——借隆庆末年的一些政事对其进行攻击，故写下此书，为自己正名。

(一)有关成书时间及缘由的探讨

隆庆六年，高拱在与张居正、冯保的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赶回原籍闲住，“比宣召，则数拱罪而逐之”[6]5642。但冯保并没有打算放过高拱，“迨拱去，保憾犹未释”[6]7801，加之高拱曾有复入内阁掌权：清算政敌的先例，所以冯保也在“提防高拱东山再起”，“于是紧接着策划了一起以诬陷高拱为宗旨的王大臣案”[7]35，并“欲缘此族拱”[6]7801。

不久，王大臣案件果然波及到了高拱。冯保一边派自己的亲信辛儒去监狱和王大臣沟通，唆使其诬陷高拱，一边“使四缇骑诣新政，颐指县官备拱之逸，县官即发卒围拱第”[8]90。冯保此时虽然没有直接逮捕高拱，但也让高拱惊惧不安，“遂成痼疾，驯至不起矣”[2]范守己《代高少师张夫人乞补恤典疏》1380，甚至把高拱逼到一度打算自杀：“(高拱)持鸩步于庭中，欲自杀。”幸好其仆从拦住他，并对他说：“公死，则天下后世此事将归于公矣，谁为公白者？”[2]刘青霞《房尧第传》1652方使高拱醒悟，不复自尽。所以当王大臣案结束以后，高拱“惊怖略定，病情稍愈之后，便毅然执笔写下这一回忆录，故而命名为《病榻遗言》”[4]。

我们应注意到，首先，此时正值万历初年，正是张居正和冯保深得皇室信任之时，若此时高拱并非自己亲作此书，而假借他人之手，难免没有泄露的可能。且刚刚经过王大臣案件，高拱对于冯保和张居正对自己的恨也早已知晓，以高拱的精明，是绝不会借他人之手写下此书，而给自己留下一个巨大隐患的。其次，张居正对于那些敢于攻击自己，特别是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对手，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即使是同乡、门生也不例外①。高拱曾任首辅，是张居正的政敌，若发现此书，迎接高拱的必将是更加猛烈的报复和打击，高拱不会不知此中利害。最后，在高拱回籍闲住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十余部著作，可见他并未虚弱到手不能书的地步，且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六年其去世前，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完成此书，没有必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完成它。因此此书应是由高拱亲作，而非假借他人之手完成。

同时，此书的成书时间应在万历元年十月以后，而不是万历元年的四至六月之间。虽然岳金西和岳天雷两位先生在其编校的《高拱全集》中认为 “(万历元年)四至六月，高拱撰成回忆录《病榻遗言》四卷”[2]1890，但在《病榻遗言》卷四《毒害深谋》中，高拱曾谈到杨博归乡的原因是“居正以博泄己意，遂深恨之，乞致其去云”[2]656，而在《明史·杨博传》中却记载杨博是“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归”[6]5659，《明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九月戊子条则更明确记载“(万历元年九月戊子)吏部尚书杨博三疏乞休，上以博疾久未愈，准驰驿回籍调理”[9]《明神宗实录》卷十七497，可见杨博因病归乡事件确系发生过，并非空穴来风。比照《明实录》的记载，杨博自万历元年九月戊子启程归乡，待消息传到河南新郑被高拱知晓并写入书中，最快也要到十月，故此书的完成时间最早也应在万历元年十月，而非四至六月。

(二)关于高拱和张居正的来往以及张居正为高拱请恤的探讨

从高拱回籍闲住到其去世，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书信共有四次，分别是万历二年(1574)、万历五年(1577)、万历六年的初夏以及夏末，分别是因为张居正其弟、其子中举，高拱写信祝贺给予的回信；张居正丧父以后，高拱曾派人前往江陵吊唁，张居正回信以表谢意；张居正回乡葬父途中路过新政，两人相谈后，张居正到江陵后给高拱的信以及张居正回京以后，对高拱托付身后事的回复[10]卷二七《答高中玄相公》1182-1192。在此期间，二人也只见过两次。在高拱去世后，张居正也曾上疏神宗，为高拱请恤[2]1375。

对此，有些学者认为这正是高、张关系尚可的证据，进而得出《病榻遗言》非高拱亲作。然而，他们忽略了高拱和张居正其实都是一类人——官场中的政客，而明代“官场的道德标准，从来都是远低于社会标准”[11]369的，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从事任何事情，即使是与曾经的政敌握手言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这一点上，高拱是给张居正做过榜样的。

隆庆三年，高拱再次入阁后，便对徐阶开始了清算，即所谓“拱乃尽反阶所为”，不但派人去将徐阶的土地没收，而且还将其家人逮捕，罚戍边，正是“所以扼阶者，无不至”[6]5640。而与此同时，高拱又修书给徐阶，声称自己再次入阁后，不敢报复徐阶，“而仆实无纤芥介怀，遂明告天下，以不敢报复之意”[2]545，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说“华亭之事，一切忘却；即有反侧，当令自销”，并多次写信给地方官员，希望能宽大处理徐阶儿子们的事，“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此老系辅臣，家居且老……故愿执事特宽之”[2]544。两相对比，之后张居正和高拱的来往以及在高拱死后为其请恤，就显得十分类似了——政治人物之间的相处，都是十分微妙的。所谓“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2]652都是政客们的常态，不必介怀，也不必当真。

(三)有关宣旨的地点是奉天门还是会极门的讨论

有关宣旨的地点问题，任昉先生进行了考证。任先生在其著作《高拱〈病榻遗言〉性质新探：以隆庆六年六月“庚午政变”为线索》中列举出《明史》《大明会典》《嘉靖以来首辅传》等相关史料，论证了奉天门是早朝之门，会极门(又称左顺门)是午朝之门，而驱逐高拱的诏书是在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上宣读的，所以宣旨地点应为奉天门，而非《病榻遗言》中记载的会极门，并由此推断《病榻遗言》非高拱亲作。任先生关于上朝要走何门的考证，我们并无异议，但是因此来推断宣旨地点的错误，并以此来否定此书乃高拱亲作，或有待商榷。

在明代宦官刘若愚所写的《酌中志》里记载：“过皇极门再东，曰会极门。凡京官上本、接本俱于此，各项本奉旨发抄，亦必由此处。”[12]149-150可见，会极门乃是官员迎接奏本、抄发圣旨的地方，百官在此接旨也并无不妥。在《明史》中也多有记载百官于此处接旨，如“俄官校宣臣至左顺门，传旨慰谕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6]4461，“明日，宣至左顺门。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监意耶？’曰：‘有旨。’鼐始跪。”[6]4784-4785，“忽诏诣左顺门，以疏内有‘中兴再造’语，传旨诘责”[6]5009等等，不胜枚举。

在《病榻遗言》中记载此次宣旨是有安排的，“十六日早，拱在阁，荆人称病不出，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2]650。《国榷》中记载：“庚午，罢大学士高拱。拱在直，张居正引疾，俄召诸大臣于会极门。”[13]4191《明史纪事本末》里也记载“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诸大臣於会极门”[14]《江陵柄政》937云云。可见这是一次安排好了先召集官员，再进行宣旨的过程，而非官员早朝途中的临时行为，所以高拱在此接旨是符合常规的。在《明史》与《明实录》中没有宣旨地点的确切记载，仅在王世贞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中记载 “至奉天门，中官出三宫诏”[8]90。事有冲突，孤证不立，因此我们应当认为此次的宣旨地点为会极门，《病榻遗言》中的相关记载是无误的。

(四)有关“病榻”“遗言”的讨论

从上文可知，《病榻遗言》应是高拱的回忆性著作，但其是否是任昉先生所说的，是在其大病未愈，担心自己死后，“冤屈不为人知，便在病榻之上，召来家人，口述与张居正和宦官冯保交恶经过，让家人记录下来”[5]的口述史，则有商榷之处。

首先，任昉先生说古今以“病榻”和“遗言”为书名的并不多见，并认为除了《病榻遗言》之外，就剩下汪辉祖审定的《病榻梦痕录》以及苏籀记录的《栾城遗言》，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论证了《病榻遗言》是口述史的可能。然而，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以“病榻”和“遗言”为书名的绝非只有这两种。以“病榻”为书名的除《病榻遗言》外还有明代陆树声的《病榻寤言》、杨慎的《病榻手欥》以及清代孙道乾著的《小螺庵病榻忆语》，而明代书名中包含“遗言”二字的还有王守仁门人金溪黄根据王守仁生前的言语，直接纂辑而成的《遗言录》，故以此为凭，不足为据。

其次，任昉先生在文中引用《病榻梦痕录》中的自序“入春以来，病体稍闲，口授培、壕两儿，依年撮记，至今夏而止”[15]607下栏，来论证《病榻遗言》也是以类似方式产生的，即所谓“既称‘病榻’，那就必然是卧病在榻；而卧病在榻，是不可能亲自撰写文稿的”[5]。而在陆树声所著的《病榻寤言》中却记载“余卧病榻间，冥心摄息，或瞥然起念，意有所得……蹶然起坐，凭几捉笔，造次疾书”[16]1a，可见病榻上的人，也是可以手书心迹的，而能否做到，则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片面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因此，凭借《病榻梦痕录》中的记载来论证《病榻遗言》乃高拱口述，由他人代笔而成，是不成立的。且从高拱后期著述颇丰的情况来看，其远未到手不能执笔的程度，其亲自撰写此书应较为合理。

二、《病榻遗言》的不实之处

《病榻遗言》乃是高拱因王大臣案件后，为防他人冤屈自己而作的辩白之书，其时间大致为万历元年十月之后，高拱病情好转后所作。此时的高拱，不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回籍闲住，而且因为王大臣案件看清了权力斗争的黑暗与残酷，他的政敌不仅要剥夺他的政治生命，更想斩草除根，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高拱在写此书时，难免会带上自己的主观感情，对政敌进行抹黑，加之此时的高拱已远离京师，在对一些政事的判断上难免会有主观臆断的情况，所以在书中的记载难免会有不实之处。

(一)有关张冯联合，阻止增补阁臣的讨论

在《病榻遗言》中，高拱记载了在隆庆末年，他已经看透张冯联合对付他后，曾上疏穆宗，要求增补阁臣，却被张居正和冯保所阻，且冯保“诳奏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以至于高拱未能如愿增补阁臣。高拱自称自己虽然知道此事，但“然已有旨，将奈之何”[2]634，并没有改变此事的能力。

窃以为此处应非实情，乃是高拱主观臆断。首先，此时是在隆庆末年，穆宗在位，而此时高拱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仅为内阁次辅，高拱的地位是高于张居正的。且因高拱在穆宗未登基时给予过穆宗很大的帮助，所以穆宗还在潜邸时曾“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6]5638，以表示穆宗对高拱的信任。在穆宗称帝后，依然十分信任高拱，尤其表现在隆庆三年高拱回来后，穆宗不但让其入阁为大学士，还让其执掌吏部，这是“明兴所仅见也”[1]。王世贞也认为“高以吏部为凤池，至进首辅亦不忍舍。出而斥陟，入而执允，直足寒心”[17]《内阁》208，足见穆宗对于高拱的信任。其次，此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为孟冲，而冯保仅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孟冲的地位要比冯保尊崇。孟冲是以管理饮食的尚膳监的身份讨好穆宗，并得到穆宗的信任的，不久又在高拱的举荐下进入司礼监担任掌印太监，因此孟冲与高拱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并不输给冯保与张居正。

既然不论在内阁的势力还是在司礼监的势力，高拱与孟冲的联盟都优于张居正和冯保的联盟，那么既然张次辅能与冯秉笔勾结，操纵阁臣任免，避免他人入阁，那高首辅与孟掌印如何不能影响穆宗，使内阁增员？且在徐阶为首辅时，高拱也曾借口徐阶“结言路而必逐其藩国腹心之臣(高拱)”来攻击徐阶，而徐阶则言“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使得高拱“颊赤语塞”[8]79，不复言此事，并在李春芳等人的陪同下到徐阶面前谢罪。世易时移，从上面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断，阁臣不增员，本就是穆宗之意，而奏疏的批复“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也是冯保按照穆宗的意思所写，而非受冯保诓骗的结果。因为在穆宗看来，高拱本就是和他共患难的裕王府老臣，张居正也是潜邸旧人，且他们之间的联合，确实做出不少政绩，如俺答封贡、平叛两广等，对于他们主政穆宗还是比较放心的。

此事的另外一个佐证就是随后在高拱的力荐下，高仪入阁，“(高拱)乃上疏力请内阁添人，盖欲有人旁视，而彼或尚少有顾忌也。上允之，于是乃推尚书高仪入阁办事”[2]639。由此可见，高拱其实是可以影响内阁的人员变动的，而非所谓张冯勾结就可以阻止阁臣的变动，继而内外相依，制衡高拱。

(二)有关高拱阻止科道官弹劾张居正之事的探讨

在曹大埜弹劾高拱“大不忠”十事被穆宗外调以后，高拱认为此事是张居正幕后主使，众科道官也打算借此弹劾张居正。但高拱却为之“开脱”，言：“上病甚，一闻此说，将何如处？”[2]638希望众人以穆宗身体为重，不要上疏弹劾张居正，众人随即作罢。赵毅先生认为此处存在疑虑，因为高拱是一贯“快意恩仇”，对政敌毫不留情的②，且当时距离穆宗去世还有较长时间，所以空有一个所谓替“君父”分忧的理由是不够的。而岳金西先生则针锋相对地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件都是由当事者的性格决定的，高拱为君父分忧是合理的，是“求仁而得仁”的结果。

窃以为，此处确实存疑，是高拱对自我的美化和对政敌的攻击。首先，多处史料均记载高拱“天资刚愎”[13]4191、“负气凌人”[6]5653，“有所忤，触之立碎”[8]84，曾和时任首辅的徐阶争斗，并“先后赶走阁臣陈以勤、李春芳、赵贞吉、殷士瞻”[7]19，足见其骄狂。其次，既知张冯勾结欲加害于己，且已付诸行动，却能在有机会反击的时候如此按兵不动，着实难以理解。所谓忧心皇上身体云云，实难让人信服。穆宗又不是一直处于病危不能受刺激，且发生曹大埜弹劾高拱事件后，穆宗很快就亲自做出处理，让其外调，可见并非不能理事。

最后，若张居正谋害高拱之事败漏如此，达到人所共知，引起公愤，言官皆要上疏弹劾的地步，何以约谈科道官吴文佳、周良臣、刘浑成、王璇此四人便使此事消弭于无形？难道此四人足以代表整个言官集团？还是此四人乃高之心腹，见高拱受弹劾，欲借此事反击张居正，但高拱认为时机未到，仅以此事不足以打倒张居正，所以说服四人放弃这个机会，以待将来。高拱本身就是一个久经官场的政客，且“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18]31，永远都是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而绝非“一味甘草”。高拱此时虽抓住了张居正的短处，但此时并非最佳时机。穆宗患病，忧心主上或许是其阻止言官上疏的原因之一，但若贸然进攻恐有变故，这才是高拱放弃弹劾的主要原因。

除上述几处外，在《病榻遗言》中，高拱屡次提及他早就知道张居正和冯保已经结盟，并打算对付他，那他又何必将其驱逐冯保的计划告知张居正，让张居正有与冯保勾结、思考解决问题的时间？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同时，在王大臣案件中，高拱谈到杨博归乡的原因是“居正以博泄己意，遂深恨之，乞致其去云”[2]656，但是在《明史》里记载是“疾作，三疏乞致仕归”[6]5659，《明实录》亦记载杨博是因病而去，非它故。而在穆宗去世时，高拱记载张居正竟然面露喜色，被高仪所见云云，则绝非一个“深有城府，莫能测也”[6]5643的政客所为。凡此种种，均应是高拱的臆断或者对张居正和冯保的刻意抹黑，而非实情。

三、结语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的回忆性著作，是其在回到家乡后对以往旧事的回忆与总结，其中也夹杂着其个人对于时事的判断以及出于愤恨而对张居正和冯保的刻意丑化，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但瑕不掩瑜，此书的价值依然是巨大的。对于《病榻遗言》来说，作为当事人的高拱即使其记载略有偏颇，但其所见所闻，能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有效补充，对于我们探索历史、了解历史是十分有帮助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它。

注释：

① 可参考《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刘台传》《吴中行传》《赵用贤传》《艾穆传》以及《沈思孝传》。此五人或为张居正的门生，或为其同乡，然因其公然上疏反对张居正，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② 可参考《明史》卷二百十五《欧阳一敬传》，其中记载欧阳一敬和胡应嘉曾经攻击高拱，最终迫使高拱离职归乡，而在隆庆三年高拱再归内阁掌政后，“一敬惧，即日告归，半道以忧死。时应嘉已屡迁参议，忧归，闻拱宰相，亦惊怖而卒”，可见时人对高拱睚眦必报的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