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若干启示
——对罗德里克《处方前诊断》的思考

■陈 哲 洪嘉嘉

（1.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2.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引 言

20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硕果累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推动框架模型到八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这一主流的观点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此理论为基础制定了人类发展报告。但是丹尼·罗德里克对此表示了质疑，因为依据华盛顿共识里面的一些观点，当前的世界的经济发展不能存在停止的可能，而且世界上的贫困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过去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从自由贸易转向了进口替代战略，但是华盛顿共识却重新价将贸易保护战略转变为自由贸易战略，如此反复不得不让人怀疑过去的知识并没有进步。在过去半个世纪，我国获得了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成果，但是上述的经济学家却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读。对此，本文通过罗德里克的观点讨论为什么之前的经济学家不能很好的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

1 过去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

无论是大推动模型的学者，还是提出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他们似乎没能彻底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持有的观点是片面的。东亚这些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获得了发展，南美国家采取自由贸易发展却不如之前经济管制，所以总结东亚各国是通过放松经济管制的方式取得经济增长的说法并不成立。作为外向型经济代表的中国台湾，制造业贸易保护水平高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墨西哥，这是由于经济管理者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灵活运用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所导致。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复杂的，应该使用不同的方式解读。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经济学家在被问及经济政策的时候，答以“进口替代”或“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的口号等明确的行动要求远比说“我们不知道”和“要看情况”的情况要获得更热情的对待。所以经济学家要抵制类似的诱惑，不能使用预先包装好的解决方案替代细微差别和怀疑，以及过度自信、趋之若鹜，以及倾向于忽视相互矛盾的证据。在可见的未来，自由贸易不再看做是经济增长有力的工具，政策制定者更愿意容忍为实现和保持高增长而采取的促进工业的措施。

2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在韩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案例中，可以得出以下经验：生搬硬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对理论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为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的进口替代，然后不得不采用自由贸易政策补救，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所提供的信息太过于“漫画性”，只是反映了部分的规律，不能代表全局，过去经验的总结也不能解决当下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罗德里克和豪斯曼、贝拉斯科制定了一个“增长诊断”框架，该框架勾画了一个系统的过程，用以确定多边机构和双边捐助者的约束条件和优先政策改革。增长诊断的基础是，并非所有约束都是平等绑定的，一个明智而实用的策略包括识别工作中最严重的约束。研究人员在每个节点询问，如果假设的约束确实是约束性约束，经济将发出何种诊断信号。例如，在一个像新古典增长模式那样受到资本供应限制的经济体中，资本成本将与投资成反比，无论是汇款还是外国融资的增加都将点燃国内投资热潮。资本最密集或最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将是增长最慢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一个受投资需求制约的经济体中，如在机构和增长模式中，贫穷的私人投资将主要对商品市场的盈利冲击作出反应，而消费将对外国资本流入作出反应。尽管证据很少能决定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在实践中，往往有可能将一长串的失误减少到一个相当短的最严重的罪魁祸首名单上。生长诊断的第二步是确定缓解对上下文合适的约束的补救措施，并识别潜在的第二最佳并发症。举一个突出的例子，通过减少进口壁垒，进行补贴，可以缓解过度的内向性出口、建立自由贸易区和许多其他方式。恰当地选择补救措施很可能会在成功和失败之间产生差别。然而，这一步骤的重要性和所涉及的独创性往往被依赖教科书解决方案或“最佳做法”的趋势所掩盖。正如我将在下面阐述的那样，我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愿意用非正统解决方案进行务实的试验。

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是以持续的方式执行这两个步骤：依次确定最具约束力的限制，并用适合当地的补救办法消除这些限制。诊断需要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在理论和证据的使用。它没有教条主义、进口蓝图或经验主义的空间。

3 来自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相比起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一骑绝尘，这是因为我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不迷行经验主义和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我国经济决策人敢于尝试各种理论，敢于实验，也勇于承担失败。罗德里克看来，我国并不能简单归类计划经济或者自由市场经济，采取的经济政策是既是折衷又是务实的，我国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种战略和循序渐进的方法，一次只针对一个约束条件，首先是农业，然后是工业，然后是外贸，最后是金融。它采取了务实的、通常是非正统的解决方案，以克服政治制约和次优的复杂情况。例如，为了使政府收入不受价格改革的影响，它依靠双轨定价，即政府生产配额和控制价格保持不变，但额外的生产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在家庭和合同责任制下，允许农民和企业保留其利润，给予他们在没有明确私有化的情况下生产和投资的动力。“中国式”的联邦制在某些特定层面上明确地将中央政府与地方和地区政府分开，这样就可以激励政策竞争和制度创新。同样，这些政策都不容易被定性为自由市场或中央计划。相反，他们是在改变激励和政治约束的边界上运作的。我国的政策改革进程包括诊断约束的性质，以创新的、试验性的方式确定可能的补救措施，而对哪些措施有效或适当没有什么先入之见。

4 对经济发展诊断理论的思考

政策学习就是更新一个人的先验知识，正如罗德里克中所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政策评估的实验方法，尽管是在超特定的背景下并不总是明显优于其他经验方法，因为它们的问题在于结果是否可以外推到其他地方和时间。如果宏观发展经济学家必须谦虚他们已经知道的，微观发展经济学家必须谦虚他们可以学到的。理想情况下，诊断和随机实验应该是互补的；特别是，诊断应该指导选择哪些随机实验值得进行。任何发展失败都有数百个潜在的原因。如果所评估的干预措施不是补救其中最重要原因的候选措施，那么它就不能通过一个简单的相关性测试。然而，诊断工具的研究仍然出人意料地不足。

考虑一下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程度的挑战。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信贷限制、学校质量差、教育回报率低、健康问题和许多其他潜在原因。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通过无休止的干预来解决。此外，潜在的限制和适当的补救措施可能是在不同的设置中有所不同。把视野缩小到一系列可行的补救措施，需要结合理论推理和明智地利用先前的调查和经验工作。在这一领域大量的随机现场试验已经证明在特定的干预措施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关于学校补贴或补救教育的干预措施，例如已经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被复制。然而，我们对于如何着手确定最适合、最可能在特定环境下最有效的教育干预措施，却几乎没有什么指导。在减少腐败或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等其他领域，我们在诊断上得到的帮助更少，而这些领域只得到随机者的零星关注。当然，在发展经济学的随机试验中，最好的试验是通过一些诊断过程得到信息的，但奇怪的是，微观发展经济学家往往不太清楚在给定的背景下，找出最严重的失误所需采取的步骤。他们也不清楚如何将大量潜在的解决方案缩小到少数最有可能有效的干预措施的范围。

5 结 语

发展经济学家常常陷入相信“一个正确的方法”的陷阱，一个普遍的不发达的金融工具，现在更常见的是一个了解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的最佳方法。结果是反应过度，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修正主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多元化具有巨大的价值。每个开发模型都是一个局部表示，在某些环境中是相关的，而在其他环境中则不是。每一个经验性结论都是其产生的特定背景的产物。避免过去的时尚和周期的最好方法是放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产生发展的圣杯，而是投资于学习如何驾驭这些变化的现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根据手头的情况从中进行选择。诊断学是下一个前沿领域，为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领域。当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不仅教授一系列模型和实证应用，而且还教授一种方法来确定哪些模型和应用与什么样的环境相关时，发展经济学的领域将真正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