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地与文明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侯文蕙 译

曾经，拓荒者的马蹄没入草原的花海。而如今，只要能找到一块40英亩大的野地，可以让草原植物姑息残喘，那就值得庆幸了。人类创造了文明这个人工制品，所使用的原料就是野地。

野地作为原料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因此，由它生产出的文明也多种多样，这些文明之间的差异就是文化。世界文化多姿多彩，也是对野地多种多样的一种反映。

然而现在，人类历史面临着两种急剧的改变：一是野地在逐渐消失，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越来越少；二是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步，必然会带来世界文化的大融合。这两种潮流不可逆转，而且似乎不应当被逆转。问题在于，在这两种变化面前，我们是否能够稍稍做一些改进，使某些可能在变化中消失的价值被保留下来。

对于正在辛勤工作的铁匠工人来说，铁砧上的原料就是他要征服的敌人；同样，对于拓荒者来说，野地就是铁砧上的原料，是他们要征服的敌人。

然而对于一个正在休息的劳动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高瞻远瞩，就会喜爱和珍惜这个原料，正是这些原料铸就了他生命的定义和意义。在此，我大声疾呼，希望有关人士能保护最后的野地，将那些地方当成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品保存。这样，以后人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启发和教化，从那里明白自己文化的起源。

残余的野地

我们创造美国时所依靠的野地大多已经消失了。在不同的地区，被保护的野地的大小，以及被破坏的程度，都有着实际的差距。

长着高禾草的草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曾经，拓荒者的马蹄没入草原的花海。而如今，只要能找到一块40英亩大的野地，可以让草原植物姑息残喘，那就值得庆幸了。这里拥有上百种植物，而且美丽纷呈，然而从祖辈那里继承了土地的人们却多半不认识它们。

不过，德·瓦加曾经从牛肚皮底下看地平线的短禾草大草原，虽然历经牛羊的践踏和农夫的不合理开垦，但依然尚未全部消失，分散成几个小块，大约有一万亩。1849年，一些淘金人来到了加州，如果政府愿意在纪念墙上刻下他们的名字，那么这些大草原是否也愿意见证曾经的大迁徙？

湖泊沿岸的州曾经有原始松树林，海岸平原曾经生长着巨大的硬木林，然而如今再也没人见过这些景色；现在，哪怕只有几英亩这样的林地作为实验地，我们都会感到万分欣喜。我们的枫树林和铁杉树林也已所剩不多，只有几片1000英亩大小的林子。阿帕拉契山硬木林、南方硬木林，以及阿第伦达克山脉的云杉森林，还残存着为数不多的野地。可是它们也即将遭遇被砍伐的命运，不久之后，旅游的道路就会延伸到森林中。

海岸线是消失最快的野地之一。曾经太平洋和大西洋广阔的海岸线，如今已经变成了农舍和旅游的道路，五大湖未开发的海岸线，只有苏必略湖还有较大的残余。海岸线是最具有历史性的野地，也是最接近消失边缘的野地。

在落基山脉以东的北美地区，只有苏必略国际公园被划为野地保护区。那里面积较大，位于明尼苏达州和安大略省的奎提科。这个地区雄伟壮丽，遍布湖泊河流，大部分位于加拿大地区。然而最近，它的完整性遭受着巨大的威胁，水上飞机可以提供服务的钓鱼区越来越大，此地的管辖权也出现了纷争。属于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究竟是归州森林所有，还是归国家森林所有，整个地区都可能陷入权力纷争之中。而因为野地产生的纠纷，让人遗憾不已。

在落基山脉穿过的各州，有许多面积大小不等的国家森林，它们都被划为野地保护了起来。那里不许修建道路和旅馆，而且禁止任何伤害野地的行为。这些原则得到了国家公园的认同，但是国家公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保护范围。总而言之，这些土地是野地保护工作的重点，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报道的那么乐观。旅游需要扩展道路，使得野地不断流失；为了对付森林火灾，道路必须通畅；地方资源维护队四处鼓吹，劝说各单位建造新的道路，尽管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做；战争期间，由于木材缺乏，必须修建许多运输道路，尽管这样做违背了法律；而当前，滑雪电缆和滑雪旅馆正在山区疯狂兴起，尽管那些地区已经被划为野地保护区。

在所有对野地的侵略手段中，最狡猾的要数控制掠食动物，比如说为了保护大型猎物而将狼和狮子全部消灭的做法。果然，大型猎物，比如鹿或赤鹿大量增加，几乎将草地全部啃光了。猎人被鼓励前往野地，猎杀过多的猎物。然而那些地方太过偏僻，汽车不能直接抵达，现代的猎人们不愿意去那里。为了吸引猎人，修建道路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野地因此不断被道路分割，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落基山脉覆盖的范围广泛，从西南方的刺柏植物到俄勒冈州的茫茫林海，各种森林形态应有尽有，但这个地方没有沙漠地带。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是因为某些美学认为只有湖泊和松树才算“风景”，这种看法是幼稚的。

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依然有广阔的地区尚未开发。在那里，没有名字的人沿着没有名字的河流流浪，孤独而神秘地在神秘而孤独的山谷中死亡。

虽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经济价值极低，甚至有负面的经济价值，但它们应当被保护起来。也许有人会说，不必刻意地制订保护计划，因为总会有足够的野地被保留。然而最近的历史事实证明，那种说法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即便野地得到保留，野地上的动物群是否能够存留？如今，北美驯鹿、许多种大角羊、纯种的北美野牛、极地灰熊、淡水海豹、鲸鱼等等，都处于消失的边缘。假如那些标志性的动物消失，野地还有什么价值呢？当前，很多社会组织准备开发北极的荒地，将工业化进程在那里推进。目前并没有正式的措施出台，保护极地以北的野地。那里的野地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已经开始逐渐减小。

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是否能够发现并且抓住机会，改变当前的状况？答案无人知晓。然而拓荒者却常常嘲笑那些能够维持拓荒活动继续进行的努力。

供休闲娱乐的野地

在漫长的岁月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搏斗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行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搏斗渐渐消失了，但我们将搏斗变成了体育活动和比赛的一种形式，这完全是出于本能。

以此而论，人与动物的搏斗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现在这种搏斗在某些活动——比如狩猎和钓鱼中依然保存着。

公共野地最先是利用野外活动的形式，使那些原始而粗狂的拓荒经历和生存技巧得以永久保存。

这些技巧中的部分已经变得普及，其中的一些为了适应美国国情而发生了微弱变化。但就其本身而言，依然是世界性的，比如狩猎、钓鱼、徒步旅行等等。

但和山核桃树一样，有两种技巧是美国特有的，虽然别人也试图模仿这两种技巧，但只有在美国大陆，它们才得到了完全的发挥和释放。我说的这两种技巧便是乘独木舟旅行以及和驮运货物的旅队一起旅行。但目前，它们的普及性正在急剧萎缩。哈德孙湾的印第安人已经拥有了小汽船，登山者都装备了福特汽车。对我来说，如果必须依靠独木舟和驮运货物为生，那么我也可能会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毕竟这两种劳动过于辛苦。但我们进行野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消遣，这些机械品的大量出现让我们不由得感到沮丧。当四周被汽艇包围时，你扛着独木舟在岸上行走显得徒劳无益；把你的驮运牲畜带到假日旅馆的草地上吃草无疑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如果要这么做，那么待在家中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野地是一个保护所，保护着那些原始的旅行艺术，尤其保护着乘独木舟和跟随驮运队伍旅行。

也许有人会有不同意见，质疑保存这些原始艺术的必要性。我不想同这些人争论。对于它们，你如果没有深刻的了解，那么一定是迂腐的。

欧洲也有狩猎和钓鱼活动，但同美国相比，它们缺乏依靠野地保存下来的东西。如果可以选择，那么欧洲人会避开在森林中露营、做饭或工作。他们会将琐碎事都交给仆人去做，所以，他们的狩猎更像野餐，而不像拓荒，对于技巧的考验表现在狩猎或钓鱼的物质收获上。

有人认为野外休闲活动“不民主”，并对此进行谴责。在他们看来，野地能提供的娱乐能力非常低，无法与高尔夫球场和观光营地相提并论。这种观点所犯的最根本的错误，就是用量产的哲学对抗量产的事物。娱乐价值并不能用数字衡量，它和人们的心灵体验程度成正比，也和人们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相异程度成正比。以此评判，充斥着机械化的野外休闲活动毫无乐趣可言。

在森林和山区进行的野外休闲活动，机械化程度已经高达十分之九。如果人们对于较少的事物总是怀有同情和尊重，那么最后的十分之一应当在野地得到珍惜。

供科学研究用的野地

有机体拥有保持健康的能力，即内在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也是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

有两种有机体，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和过程受到了人类的影响和控制：一是人类本身，受到医药和公共卫生的影响；二是土地有机地，受到农业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影响。

我们试图控制土地健康，但收效甚微。众所周知，如果土壤的肥力流失殆尽，或者流失的速度大大快于形成的速度，或者水利发生异常，那么土地有机体便生病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失常，但我们认为那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土地处于病态的症状。虽然人们在不断努力，可是仍然有动植物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尽管人们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但害虫依然在四处作乱。我们找不到更加简单合理的解释，因此必须将它们纳入土地的病症。这两种情况的频繁发生，让我们不能将它们当作正常的生态事件而漠不关心。

我们对于土地失调的处理方式非常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同样体现在我们对于土地失调的认识上。因此，当土壤中的肥力流失殆尽，我们便在土壤中添加肥料，或是改变土地上的动植物种类。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野生动植物不仅造就了土壤，也在维护着土壤。比如有人发现，生长过猪草的土地上的芋草收成格外好，但原因不清楚。我们并没有想到，这种联系看起来没有关系，却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

土拨鼠、黄鼠或老鼠的数量激增，我们把它们当成害虫，不断地用毒药控制它们，但我们从没有真正寻找它们激增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动物造成麻烦的根源必然在动物本身，但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它们的激增是因为植物群的紊乱，而很少有人会沿着这条线索做更深入的研究。

在许多造林地区，曾经一棵树可以制造三四根原木，但现在只能制造一根或者两根，原因是什么？有思想的林务官知道，原因并不在树身上，而是与土壤的微生植物群有关。破坏土壤、植被容易，但如果想要恢复土壤、植被，需要花比破坏时多得多的力气。

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许多处理方式都是表面文章。为控制洪水，我们修建了水坝，但这和造成洪水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为了防止土壤肥力流失，我们修建了拦沙坝和梯田，这和造成土壤肥力流失的原因没有关系；为了保证猎物和鱼类供应，我们建立了保护区和孵卵场，但这不是它们会产生供应不足的原因。

总之，一系列的证据表明，当土地生病时，可能是由于某些器官出了问题。而那些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大多只能起到局部缓痛的作用，却不能根治疾病。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当作治疗手段。人们正在积极开展土地修复工作，可是关于土地健康的科学却依然没有出现。

要建立土地健康的科学，必须有一块运转正常的土地作为参考，需要知道健康的土地有机体是如何运转的。

我们有两个现成的案例：一是东北欧，虽然那里的人类生活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土地机能依然在比较平稳地运行。在进行研究时，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地区。

另外一个案例是野地，这也是最完美的案例。野地自给自足，在度过了无数个春秋后，始终保持平稳。它的组成物种几乎没有消失，也没有发生过某个物种失控的情况。自然给予土壤的生成速度和它们对于土地的侵蚀速度基本一致。关于这一切，古生物学都能为野地做证。在研究土地健康方面，野地具有独特而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在亚马孙河地区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机能；研究每一个生物群落，就必须研究它们赖以生存的野地和被开发的土地。我们一直都在忙于拯救失去平衡的野地研究区，无暇顾及其他，而且这些地区也在日渐缩小，无法维持全方位的稳定性。以国家公园为例，虽然它们的面积多达百万英亩，但依然无法维持掠食动物的平衡，或是修复动物疾病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黄石公园，狼和美洲豹已经消失，从而导致鹿群的激增，大量的植物被摧毁，特别是冬季牧场的植物。而且由于疾病传播，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虽然最大的野地机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只要给J.E.韦弗一小块野地，他就能了解草原植物比农业经济作物更加抗旱的原因。韦弗通过研究发现，草原的植物在地下非常具有“团队精神”，它们的根系四处蔓延，紧紧抓住各层的土壤。但农业经济作物的根则集中在某一层土壤，甚至毫不涉及某些土壤，因此水分积累不足。韦弗的发现为大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学原理。

同样，只要给托格雷迪亚克一小块野地，他就能知道森林土壤中的松树为何比田野中的松树高大。因为在森林土壤中，松树的根不断往地下延伸，扎得更加深。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得知健康的土地有何种表现，除非能将野地和生病的土地做对比。早期西南方旅行者曾经说，山中的溪流非常清澈，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有可能是在恰巧比较好的时间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案例可以作为参考，直到有人在奇瓦瓦山发现了合适的参照河流。这些地区从未被放牧过，因为放牧者害怕遇到印第安人，所以这条河流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候，也只是变成了乳白色，钓鱼者依然能看到鳟鱼。而且，这条河岸边长着许多苔藓。要知道，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河流岸边只有大圆石，而且树木非常少见。在马德雷山建立一个跨国试验站，开展研究保存工作，修复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土地的机能，是一个可以惠及两国的可行性计划。

总而言之，无论野地是大是小，都可能具备一种价值：可以为土地科学研究提供样本。野地最主要的用处不是休闲娱乐，这也不是它唯一的用途。

供野生动物生存的野地

仅仅依靠国家公园，无法保证大型的肉食动物繁衍生息。公园里已经没有了狼，灰熊也岌岌可危，大角羊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数量急剧减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答案非常明确，有的答案尚不明朗。对于活动广泛的狼等动物来说，国家公园显然太过狭小。而且由于许多暂不知晓的原因，很多动物无法在封闭的空间中生存下去。

那么如何为野生动物扩展空间？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造公园外的荒地，将它们变成濒危动物的公园。然而国家公园并没有这么做，灰熊濒临灭绝便是一个悲剧的例证。

1909年，我第一次来到了西部。那时，灰熊在山中非常常见，而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却不常见，甚至在几个月的旅行中都见不到一个。可是现在，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随处可见，灰熊却几乎看不到了。它们朝着加拿大边界退缩。根据官方报道，美国境内现有6000只灰熊，5000只都在阿拉斯加。能够见到灰熊的州只有5个。在有些人看来，只要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还有灰熊存在就足够了。但在我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阿拉斯加的熊非常独特，将灰熊交给阿拉斯加保管，如同将快乐交给天堂保管，可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到达天堂。

想要拯救灰熊，就必须拥有一些广大的土地。那里不能有道路和家畜的痕迹，或者说家畜造成的伤害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修复。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下分散在各地的牧场。政府部门愿意这么做，但是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失望。林务署在蒙大拿州设立了一个灰熊保护区，但他们也在犹他州的一个山区牧场发展牧羊业，尽管那里已经是犹他州灰熊仅存的地方。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野地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你想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除了满腔热情之外，你还要有保护自然资源的长远眼光和历史洞察力。只有懂得进化轨迹的人，才懂得珍惜进化的载体——野地，才懂得珍惜进化的杰出成就——灰熊。假如教育能真正被吸纳接收，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提供了巨大的意义与价值。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也许会和刘易斯与克拉克一起乘船在密苏里河游历，或许和詹姆斯·卡本·亚当斯一起在内华达山攀登。而无论是哪一代人，都会重复一个问题：灰色的大熊在哪里？假如我们回答说它由于自然资源保护者的疏忽而消失了，那么这无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野地的捍卫者

野地资源只会不断缩小，而不会向四外扩展。对于现有的野地来说，我们可以延缓甚至阻止野地被侵蚀，将它变成休闲娱乐的场所、科学研究的试验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场所。但是想要创造新的野地，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的野地保护计划只能算得上是亡羊补牢，希望将野地的退化尽可能地降到最低。1935年，人们成立了野地学会，以“拯救美国最后的野地”为目标。塞拉俱乐部的成员们也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然而仅仅依靠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无法因为国会制定了一项关于野地的法令而沾沾自喜，就此感到满足。如果自然资源保护部门里没有眼光长远的人士，那么它们就无法预料到哪些行为可能对野地造成新的侵害。除此之外，野地保护也需要热情的人们，需要他们在观察着每一个角落，并且时刻准备着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做斗争。

在欧洲，想要寻找野地只能到喀尔巴阡山脉和西伯利亚地区。每一个具有预见性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都为此而痛心疾首。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拥有的这种土地的奢侈品格外少，但拯救仅有的几块野地的活动正在那里蓬勃开展，虽然这有些迟了。

总而言之，能够认识到土地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否具有谦卑的认知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肤浅的现代人脱离了土地，自以为是地找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整天高谈阔论历经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历史是由许多连续展开的旅程累积而成的，而且这种旅程的起点相同。人类不断回到这个起点，重新整装待发，开始新的征程，寻找新的价值观。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为什么原始的荒野才能为人类最清晰地定义开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