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尺牍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

摘 要： 李商隐的尺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即对偶工巧、用典精切、辞藻惊艳、声律谐婉、深幽诗境，其骈体尺牍雍容华贵，继承六朝徐陵、庾信，回归典丽化；其散体尺牍崇实尚简，复归汉魏古文，呈现简古化，从总体艺术风貌上体现出他是传统文学旧垒的坚守者，反映出晚唐黑暗的社会环境里下层文士们的创作心理特征，即怀才不遇的愤懑、自媒自炫的苦吟和嗜文成癖的解脱。

关键词：李商隐 尺牍 艺术特色

一、引言

李商隐（812—858）是晚唐首屈一指的骈文大家，尺牍在其一生的骈文创作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根据当代学者刘学锴、余恕诚编订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现存各体文章352篇，其中骈文329篇。在这329篇骈文中，李商隐致达官显宦或亲朋故旧，用于社会人际交往或交流思想感情所做的尺牍有69篇（骈体文66篇，散体文3篇），创作数量虽然不多（约占其文章创作总量的16·9%），但艺术上极富特色。其创作特点主要有：对偶工巧、用典精切、辞藻惊艳、声律谐婉、深幽诗境。他继承了六朝骈文精美典雅的艺术形式，发扬了北周庾信骈文清刚峻拔的艺术风格，并沿袭初唐四杰开启的骈文诗化创作道路，对中唐陆贽骈文的议论化、说理化创作方法也有所借鉴和吸收。他的骈体尺牍风格典丽，散体尺牍风格畅达，在创作中他往往融会骈散，更将身世之悲慨、心灵之愁思融入其间，使其尺牍富有浓郁的诗意悲情，超越了尺牍文体的应用性和程式化，与其诗歌一样成为承载情怀和抱负的艺术作品。故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分析李商隐的尺牍，尝试探索李商隐的尺牍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力图揭示出李商隐复杂隐曲的创作心理，期望专家学者指正。

二、对偶工巧 骈散结合

骈文之“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马部》解释：“骈，驾二马也。” a清代段玉裁注释：“并马谓之俪驾，亦谓之骈。” b原义是二马并驾一车，引申开来是文字对偶的意思，而对偶是骈文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如现代学者张仁青所说：“骈文中除每段之发句、收句，及段中之转接句、补足句，可用散句一至数句外，通篇皆以字句相對，平仄调和为则，如两马并驾而驰然，此骈文命名之义也。”c对偶之法，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归纳出四种基本方法：“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d这四种对偶方法在李商隐的骈体尺牍中，都得到了严整工稳的运用。

先看言对。《文心雕龙·丽辞》中解释：“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 e即两句相对时不用典故，这需要作者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才能做到“言对为美，贵在精巧”f。李商隐工于文字锤炼，他的尺牍中的例句如：

盛烈殊勋，以光于帝载；徽音清论，复播于仁谣。——《上令狐相公状二》

春畹将游，则蕙兰绝径；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上尚书范阳公启》

这些言对或叙述事迹，或抒发感情，都能做到准确传神，含蓄凝练。

再看事对。《文心雕龙·丽辞》中解释：“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g即两句相对时使用典故为对，而用典的标准是“事对所先，务在允当。”h李商隐深谙用典之道，他的尺牍中的例句如：

心作灵台，潜运黄公之略；手为天马，暗开玄女之符。——《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盐车款段，徒逢伯乐而鸣；土鼓迂疏，恐致文侯之卧。——《上河东公谢辟启》

前句中的两个典故均出自《史记》，以“黄公之略”赞美李执方具有深谋远虑，“玄女之符”形容李执方握有玄妙兵机，两个典故均切合李执方的武将身份，而且“心作灵台”“手为天马”是言对，言对与事对结合，非常工整。后句中，前典出自《战国策》，后典出自《礼记》，用“伯乐”“文侯”这两位爱才的古代贤人明君来颂美柳仲郢，表达自己渴望得到幕主赏识的心情，而且人与人对、事与事对，将自己的望荐之情表达得深婉得体、不迫不露。

再看正对。《文心雕龙·丽辞》中解释：“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i即要用两个对句表达一个相同的意思，以做到“并贵共心”！ 0，这就需要作者精心结撰，避免拖沓烦琐。李商隐的尺牍中有许多出色的正对，例如：

攻文当就傅之岁，识谢奇童；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上令狐相公状一》

荐祢衡之表，空出人间；嘲扬子之书，仅盈天下。——《上尚书范阳公启》

这些对句虽然前后两句表达的意思相同，但却毫无堆垛之感，体现出李商隐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再看反对，《文心雕龙·丽辞》中解释：“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 ！ 1即用意思相反的两句组成对偶，但相反之中却有相成之趣，因为其“幽显同志”！ 2，所以创作的难度要高于正对。而李商隐往往因难见巧，创作出许多精彩的反对，他的尺牍中如：

虽娄公说汉，不问乎褐衣帛衣；而孔子观周，亦资于一车一竖。——《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书生十上，曾未闻于明习；刘公一纸，遽有望于招延。——《上令狐相公状三》

这些反对运用意思相反的典故，前一句表达感激对方援助之情，后一句表达希望对方举荐之愿，而又通过反对的方式将自己难言的隐衷、复杂的心情委婉曲折地传达出来，可谓婉曲达意。

除以上四种基本的对偶方法外，李商隐的尺牍中使用的对法还有多种，例如数字对：

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当国；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启》

昔日及门，预三千之弟子；今晨即路，隔百二之山河。——《献华州周大夫十三丈启》

“人名对”：

柳邯年尤乳抱，李北海因与结交；裴逖迹困泥途，王右丞常所前席。——《上李尚书状》

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童子之诗，每嗟漂泊。——《上河东公启》

“同类对”：

罗含兰菊，仲蔚蓬蒿，见芳草则怨王孙之不归，抚高松则叹大夫之虚位。——《上河东公谢辟启》

梁园竹苑，素多辞赋之宾；淮圃桂丛，广集神仙之客。——《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成语对”：

引锥刺股，虽谢于昔时；用瓜镇心，不惭于前辈。——《上汉南卢尚书状》

十万横行，樊哙常思破敌；三年有勇，仲由且使知方。——《上许昌李大夫状一》

“色彩对”：

白露初凝，朱门渐远；丹霄不泯，白首知归。

——《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行吟花幕，卧想金台；未离紫陌之尘，已梦清淮之月。——《上尚书范阳公第二启》

叠字对：

司寇栖栖，反叹为佞；啬夫喋喋，谁为非贤？

——《献舍人河东公启》

前腾郢路，却望汉皋；俯缘逐逐之姿，番阻迟迟之恋。

——《上汉南卢尚书状》

李商隐的尺牍不仅对偶精工，更兼“骈散兼行，得错综之美”！ 3。清代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曾指出：“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 4近代学者孙德谦《六朝丽指》亦指出：“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 5李商隐不拘泥于骈文惯用的四六句式，在骈文中缀以散句虚词，并不断地变化句式，借鉴散文疏宕洒脱、参差错落的气势美，丰富了骈文的艺术表现力。他的尺牍中运用散句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在篇首，用散句交代事情，例如：

今早七弟远冲风雪，特迂车马，伏蒙荣示，兼重有恤赉，谨依命捧受迄。——《上崔大夫状》

祗承人回，伏奉诲示，并赐借骡马及野戎馆熟食、草料等。——《上河阳李大夫状》

二是在篇中，运用散句或虚词，借以展开议论、抒发感慨，例如：

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况张懿仙本自无双，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僚……付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则恩优之礼，何以加焉。——《上河东公启》

伏以无褐无车，古人屡有；馈飧受馆，诸侯不常。皆才可持危扶颠，辩或离坚合异，尚有历七十国而不遇其主，旷五百岁而方希一贤。道之难行，运不常会，苟至于此，知如之何！——《上李尚书状》

李商隐在骈文中运散于骈，在散文中又能以骈入散。他在行文中不拘一格，将四六骈句引入奇句单行的散文中，使得他的散文既充满气势，又含纡徐曲折之美；既富有激情，又增珠圆玉润之韵，所谓“散文雄健如世俗之伟人，骈文闲逸如出尘之高士”！ 6。李商隐的散文正是兼容二者之妙，他的散体尺牍中，经常运用骈体对偶句式，创造出抑扬顿挫、声情兼美的表达效果，例如：

儿冠出门，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别令狐拾遗书》

盖尝于《春秋》法度，圣人纲纪，久羡怀藏，不敢薄贱。连缀比次，手书口咏……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与陶进士书》

五年读经书，七岁弄笔砚……百经万书，异品殊流……愚之道可谓强矣，可谓穷矣，宁济其魂魄，安养其气志，成其强，拂其穷，惟阁下可望。——《上崔华州书》

李商隐既能驾驭精美典雅的骈文，又能写作质朴通俗的散文，并且融会骈散、富有生气，他的骈文具有散文的风骨，而他的散文不失骈文的韵致，清峻而不浮靡，挺秀而不纤弱，精工而不呆板，雅丽而不放荡，虽表面华辞丽藻，实则继承了北周的庾信清刚劲健的风骨，达到了《文心雕龙·风骨》所推崇的“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7的境界，体现了骈散兼容、情韵谐美的艺术魅力，故近代学者黄侃赞许道：“樊南四六，上承六代，而声律弥谐；下开宋体，而风骨独峻。”！ 8

三、用典精切 渾化无迹

骈文的又一基本要素是用典，《文心雕龙·事类》称之为“事类”，并解释道：“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9 孙德谦《六朝丽指》指出：“文章用典，于骈体为尤要。”@ 0典故包括两类，据张仁青解释：“凡印证历史中事实及前人言语入于文者，皆曰典故，前者谓之‘用事，后者谓之‘用词。”@ 1李商隐学识宏富，尤精用典，宋代吴炯《五总志》记载：“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时谓为獭祭鱼。”@ 2李商隐在尺牍创作中，娴熟地使用多种用典方法，既承袭、化用前人的言语为己所用，以达到点石成金、脱胎换骨的艺术效果，又征引、借用历史典籍中的故事说明自己的用意，以达到状难言之隐情、抒婉曲之衷肠的写作目的。他的尺牍，虽然用典繁密，但大多数能够紧密结合文章的思想内容，做到刘勰所说的：“融化排斡，如自己出。” @ 3

用典方法，张仁青《骈文学》第四章中列出常用的四种：明用、暗用、正用、反用。这在李商隐的尺牍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谓明用，即“征引典实，或明言其人，或明引其事”@ 4，例如：

殷奉伊尹，则谓之元圣；周事吕尚，则命为太公。——《贺相国汝南公启》

这里以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吕尚比拟周墀，这两位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而周墀恰在此时拜相，李商隐以此恭贺周墀，表达对他的祝颂和赞美，确是雅致妥帖、用典得宜。再如：

卫玠谈道，当海内之风流；张华聚书，见天下之奇密。——《献相国京兆公启二》

前句出自《晋书·卫玠传》，用东晋名士卫玠风流潇洒、美名远扬的典故，比拟杜悰的文采风流。后句出自《晋书·张华传》，用西晋诗人张华雅好藏书、庋藏奇珍的典故，比拟杜悰的渊博嗜古，以此表达对杜悰的揄扬之意，可谓极尽褒美、准确贴切。

暗用，即“征引典实，须浑然天成，莫测端倪，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又如着盐水中，无迹有味”@ 5。暗用需要作者对典故进行一番剪裁融化，才能使读者在不明典故内涵的情况下仍能领会文章的意旨，李商隐在这方面独擅专场，他的尺牍中的例句如：

西园公子，恨轩盖之难攀；东道主人，仰馆谷而犹在。——《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前句化用三国魏曹植《公宴》的诗句：“公子敬爱客……清夜游西园”，后句化用《左传·僖公三十年》的成句：“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前者指代李商隐本人，表达对李执方的敬慕；后者指代李执方，赞美他的风范，兼顾主宾双方，表达婉转得体，显示出高超的用典技巧。再如：

便当焚游赵之簦，毁入秦之屐，束书投笔，仰福嘉招。——《上尚书范阳公启》

这里“游赵”，暗用《史记·平原君列传》战国时期的侠士虞卿游说赵孝成王的典故；“入秦”，暗用《战国策·秦策》战国时期的名士苏秦入秦游说秦惠文王的典故，这一“焚”一“毁”，表明李商隱不屑效法游士说客之举，情愿从军报国的志向。行文至此，读者即便不明典故的本义，也不会影响对句意的理解，用典之妙，令人惊叹。

正用和反用，即“文家隶事运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前者谓之正用，后者谓之反用”@ 6。李商隐的尺牍中，经常使用正用来描述情境，或表明心迹，例如：

去年远从桂海，来返玉京，无文通半亩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上尚书范阳公启》

这里“半亩之田”，出自南朝宋江淹《与交友论隐书》的成句：“半亩之田”。“数间之屋”，出自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诗句：“草屋八九间”。用这两个典故，把李商隐当时清贫自处的生活境况描摹得逼真如现。再如：

著撰不工，王隐文宁逮意；懒慢相会，嵇康志有所安。——《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前句出自《晋书·王隐传》，用西晋王隐虽好著书但却文辞鄙陋的典故。后句出自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用嵇康懒慢官场、睥睨世俗的典故。前者借以谦称自己的文章缺乏文采，后者则表明了自己不屑流俗的精神，在这一抑一扬中，将李商隐的淡泊情怀和耿介操守体现得淋漓尽致，收到了相反相成的表达效果。

李商隐的尺牍中，有时反用典故，本着遗形取神的创作原则，将典故的原有含义加以改造，扩大或深化典故的内涵，用以说明复杂的问题或传达婉曲的心意，例如：

德异颜回，箪瓢不称于亚圣；行非刘实，薪水每累于主人。——《上令狐相公状四》

前句出自《论语·雍也》，谦称自己虽贫如亚圣颜回却愧无颜回那样的美德。后句出自《晋书·刘实传》，形容自己虽似刘实游学四方，却做不到刘实那般自食其力。李商隐面对自己的恩主令狐楚，彼此地位贵贱悬殊，故在看似自谦的表白中含有人生无限感慨，反用典故，将自己羞赧无助的心情表达得婉转惬意、丝丝入扣。再如：

幸李公之阍者，不拒孔融；读蔡氏之家书，未归王粲。——《上李尚书状》

前句出自《后汉书·孔融传》，用东汉显贵李膺的门人拒接孔融的典故；后句出自《三国志·王粲传》，用东汉名士蔡邕欲将家中藏书尽归王粲的典故。这里以“不”“未”反用典故原意，凸显李执方的恩遇非同寻常，因而李商隐向其郑重表达的谢意也就显得情深义重。

骈文因大量使用对偶、典故，故以铺陈见长，而不适于叙事、议论、抒情，清代孙梅《四六丛话·叙论》指出：“四六之文，议论难矣，而叙事尤难。”@ 7而李商隐的骈文融合南梁的徐陵、中唐的陆贽这两家骈文之所长，取徐陵之善叙事，取陆贽之善说理，将典故与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运用灵动笔法，注入疏宕文气，化板滞为流畅、凝重为俊爽，在尺牍中娓娓而谈、感发人心，例如：

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付唯克从志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

——《上河东公启》

这里李商隐委婉陈词，辞谢幕主做媒。全篇流露他对幼小儿女的怜爱，显示他与亡妻伉俪情深、不忍续弦。篇末以展禽、阮籍这两位历史上著名的正人君子为榜样并自勉，表达自己坚定的自洁信念。此时李商隐已步入人生暮年，饱经世事、阅尽沧桑，可贵的是他依然保有修己为人的善良心愿与自洁灵魂，而这深心善感通过婉曲之词、恰切之典巧妙道出，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李商隐的骈体尺牍用典繁复，他的散体尺牍也巧于用典，而且运用自然、不着痕迹，例如：

私自恐惧，忧若囚械，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乐，曰：“此后不能知东西左右，亦不畏矣！”——《与陶进士书》

这里“东西左右”一语，化用《后汉书·逢萌传》的语句：“诏书征（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 8虽是用典，但如同脱口而出，浑化无迹，情感与典故融合无间，没有一点斧凿痕迹，也丝毫不影响读者阅读和理解，显示出李商隐在用典技艺方面高度纯熟，几乎已达清代薛雪所推崇的“水中着盐，饮水乃知” ”@ 9的艺术境界。

四、辞藻惊艳 声律谐婉

骈文古称“丽辞”，是中国古代最重文采的文体，所以藻饰是骈文的四大要素之一。李商隐的骈文，在藻饰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前人评之为“繁缛”# 0“浓丽”# 1，清代朱鹤龄盛赞道：“义山四六，其源出于子山，故章摛造次之华，句挟惊人之艳，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 2李商隐骈体尺牍中的藻饰，主要表现在色彩、形态、夸饰、铺排等方面。

色彩藻饰，是李商隐的尺牍中经常使用五色缤纷的词汇，使文章从整体上显得色彩鲜明，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例如：

白露初凝，朱门渐远；丹霄不泯，白首知归。——《上河阳李大夫状一》

然犹斧藻是思，丹青不足。……不谓恕以萧稂，加之金雘。——《献相国京兆公启二》

形态藻饰，是李商隐在尺牍中往往借助于景物描写，营造出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既渲染了感情氛围，又扣动了读者心扉，例如：

隘傭蜗舍，危托燕巢。春畹将游，则蕙兰绝径；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上尚书范阳公启》

行吟花幕，卧想金台。未离紫陌之尘，已梦清淮之月。依仁佩德，白首知归。——《上尚书范阳公第二启》

夸饰藻饰，是李商隐在尺牍中有时使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表示祝贺之义，或表达致谢之情，而且运用得巧妙自然、分寸得当，收到刘勰所说的“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3的艺术效果，例如：

相公以五月十九日登庸。清庙降灵，苍生受福，动植之内，欢呼必同。……为群生之司南，作九流之华盖。……百家无抗礼之人，六艺绝措词之士。——《上座主李相公状》

付惟尚书有夫子之文章，备如来之行愿。……庶使增辉，龙宫发色。流传沙界，震动风轮。……曝身布发，以候还辞，无任恳迫之至。——《上河东公第二启》

铺排藻饰，是李商隐在尺牍中运用精致的铺排、叠加的渲染，这种艺术手法多用来向达官显贵歌功颂德，或干谒陈情，创造出典雅而富丽的艺术风格，例如：

方今圣政维新，朝纲大举，征伊、皋为辅佐，用褒、向以论思。大窒浇风，廓开雅道。缧囚为学，重见程生；掌故受经，复闻晁子。——《献舍人彭城公启》

卫玠谈道，当海内之风流；张华聚书，见天下之奇密。自顷出持戎律，入践台司，暗合孙、吴，乃山涛余力；自比管、乐，亦孔明戏言。——《献相国京兆公启二》

总之，李商隐的尺牍兼采并用多种藻饰方法雕章琢句，同时又将复杂的情事、难言的衷曲与浓丽的辞藻结合在一起，使三者相得益彰，避免了刘勰批评的“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 # 4之弊，将骈文藻饰升华到“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5的艺术境界。

骈文与律诗，是中国古代最为讲究音乐美的两种文体，而声律是构成骈文音乐美的首要因素，故《文心雕龙·声律》指出：“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6李商隐作为杰出的诗人，于声律最为擅场，他的律诗平仄协调、珠圆玉润，他的骈文抑扬顿挫、和谐悦耳，在他的骈体尺牍中，声律之美主要体现在押韵和平仄两方面。

押韵，主要有句句押韵、隔句押韵、一韵到底、中间换韵四種，在李商隐的尺牍中，这四种用韵方法都得到了妥帖运用，例如：

上述这些例句，无论句尾或句中皆押韵精当，且平仄相间、错落有致，如水晶如意般环环相扣，节奏鲜明，和谐悦耳，极富韵律美感，充分展现出音乐的节奏感和旋律美，收到了刘勰所称的“辘轳交往，逆鳞相比” # 7的艺术效果。

五、融情入文 深幽诗境

李商隐是晚唐独树一帜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情绵邈” # 8“沉博绝丽” # 9而著称，他的骈文亦以情深辞婉、哀感缠绵而获誉。李商隐生前曾在《樊南甲集序》中称自己所作骈文：“哀上浮壮，能感动人。” $ 0 《旧唐书·李商隐传》也称许其：“尤善为诔奠之辞。”$ 1 孙梅评李商隐的骈文：“李文丽而恻怆自见。” $ 2所谓“恻怆”，就是以抒发哀感、表现悲情为文章情感的主旋律。刘学锴在标举李商隐的祭文和一部分抒情尺牍的成就时，曾经以“诗语”“诗情”“诗境”来论说李商隐骈文在抒情方面的特点，并指出：“樊南文中的诗语、诗情、诗境，从根本上说，皆源于商隐特有的‘诗心。这种‘诗心，主要表现为互有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生悲剧特有的关注和深刻体验……一是义山独具的感伤气质和个性。” $ 3因而，以浓郁的感情（尤其是身世之感、不遇之痛），用精切的典故、华赡的辞藻，和含蓄深婉、细腻曲折的笔触，来娓娓抒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悲情，就成为李商隐骈文（包括骈体尺牍）抒情性的主要特征。

李商隐骈文中的悲情，来源于他怀才不遇、遭逢坎坷的悲剧命运，因此在他的尺牍创作中，只要是涉及有关身世遭际的话题，立刻会触动他内心深处郁积的情愫，把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言又不欲言尽的真情实感灌注在字里行间，如朱鹤龄所说：“唐自大和以后，阉人横暴，党祸蔓延，义山厄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 4运用骈俪句式，出以繁密典故，来表现他那深幽婉转、抑郁曲折的内心世界，而且这种内心世界，看似谦卑柔韧实则百炼成钢，看似精神囚徒实则精神贵族，具有一种凄美悲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例如他在尺牍中，经常诉说自身的遭遇：

某簪组末流，丘樊贱品。疏忽三载，邅回一名。岂于此生，望有知己！——《上郑州萧给事状》

某顽鲁无堪，退缩有素。赋成谁荐？食绝唯歌。……属人生之感慨，逢世路之推迁。——《上河南卢给事状》

某穷辱之地，早受深知，遂以嘉姻，托之弱植。虽冶长无罪，堪成子妻之恩；而吕范久贫，莫见夫家之盛。——《上易定李尚书状》

某早奉辉光，常蒙咳唾。……而契阔十年，流离万里，《扶风歌》则刘琨抱膝，《白头吟》则鲍昭拊膺。重至门闱，空余皮骨。方从初服，无补大钧。穿履敝衣，正同东郭；槁项黄馘，乃类曹商。——《贺相国汝南公启》

上述这些典丽精工的语句，都是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使读者体察到李商隐怀才不遇、天涯飘零的悲慨与无助，诚如他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 5正因为他在尺牍中抒发的悲情源出至情真性，所以凄恻哀婉，打动人心。

李商隐的尺牍，不仅富有浓郁的抒情性，而且具有一种深幽隽美的诗的境界，正如他的诗歌作品，追求深婉细腻、含蓄曲折的表达方式，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哀婉、沉博绮丽的诗境。李商隐的尺牍基本上使用骈体，骈文在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章体裁中，是形式上最为考究的一种具有唯美主义特征和价值的文体，它以对偶工巧、用典繁夥、辞藻华丽、声律谐美为主要的艺术特点，这使它与诗歌语言的含蓄精炼、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特点密切相关。因此，骈文在发展历程中，适当地吸取诗歌语言的形象性和韵味，从而营造出诗歌的意境，就成为自六朝徐陵、庾信，至唐代“初唐四杰”以来骈文创作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艺术追求倾向。李商隐沿着徐庾、四杰开创的骈文诗化创作路径，在这方面的造诣可谓戛戛独造。他在尺牍创作中借助形象的描绘和抒情的吟咏，创造出蕴含诗的意境的语句俯拾皆是，例如：

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上令狐相公状一》

今春华已煦，时服初成，竹洞松岗，兰塘蕙苑，聚星卜会，望月舒吟。——《上李舍人状五》

文革锦茵，终成虚饰；杯勺匕箸，谁与为欢！孤烛扁舟，寒更永夜，回肠延首，书不尽言。——《谢邓州周舍人启》

其或绮霞牵思，珪月当情，乌鹊绕枝，芙蓉出水，平子《四愁》之日，休文《八咏》之辰。——《献相国京兆公启二》

上述这些骈辞俪句，或清新俊逸，或秀韵天成，或凄婉深邃，或浑雅圆融，描绘出深幽清婉、引人入胜的美丽诗境。然而在这隽美诗境的表面下，深藏着的却是作者深沉凄怆的人生感慨和流溢在字里行间的浓郁悲情。这种寓悲于美、愈美愈悲的艺术风格，已经成为李商隐有代表性的《无题》等诗歌作品的鲜明特征。而在李商隐的尺牘作品里，由于他将诗情、诗境融会其中，使得尺牍也具有了诗的情韵与意境，因此虽称俪语，实为诗章，使人流连吟咏、亹亹不倦，从而超越了尺牍文体的应用性和程式化，达到了艺术美文的高度。

六、结语

李商隐的诗歌在晚唐诗坛异彩独放，他的尺牍也在晚唐文坛秀峰挺出，而李商隐的尺牍产生在晚唐时期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这就从整体上决定和影响着李商隐的创作道路和审美倾向。

晚唐时期，唐帝国日渐走向衰落，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从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这威胁唐王朝统治的三大痼疾，导致社会动荡、兵连祸结，人民生活日益穷苦，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唐帝国就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在这种昏暗的社会状态下，大批出身寒微的文人，处境愈发艰辛，仕进前途渺茫。自中唐以后，科举制度日益窳败，以致被权豪势要把持，广大寒士则晋身无门，仕途之路近乎断绝。现实的冷酷与无助，迫使众多科举不第的文人们另谋出路，例如温庭筠、罗隐、曹唐、罗虬、李山甫、 唐彦谦、谭用之、陆龟蒙等著名文人，都是终生未第的布衣流落之士，而李商隐、韦庄、郑谷、吴融、杜荀鹤、胡曾、皮日休、聂夷中等文人虽终获及第，却也是辗转幕府、飘零半生。他们或投身幕府，以求衣食；或漂泊转徙，寄寓宦门；或隐居荒野，孤贫终老；或浪迹天涯，传食四方；甚或参加农民起义，横遭非命。他们群体性的不幸遭际，印证着晚唐社会的衰颓和不可挽救，他们是晚唐社会的零余者和边缘人。

晚唐的社会环境决定着文人的心态，晚唐下层文人一方面从思想上认清了社会黑暗的现状，另一方面为自身坎坷的遭遇而抑郁感伤。表现在个人行动上，他们往往风尘仆仆、奔走权门，致书献诗、干谒不倦，显示对求仕进、图抱负的永不衰竭的热切向往，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又能感受得到大厦将倾、难以实现自身理想的悲哀无助。因而，审视晚唐下层文人的普遍心态，发现他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即：感伤哀怨、悲苦凄凉的末世衰飒的人生心态，批判现实、挑战传统的愤世嫉俗的创作心态，摇尾乞怜、托庇四方的谦卑无助的生存心态。晚唐文人的这种普遍心态，自然会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创作中去，所谓“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自宋玉以来沿袭千年之久的悲士不遇的主题，战国到秦汉之间，多是通过辞赋这一文学形式歌咏表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通过抒情小赋和咏怀诗来表现，到了晚唐时期，这类主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下层文人对自身遭际的抒写，而且这些内容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创作的尺牍当中。晚唐时期的尺牍，作为被当时的文人广泛运用、借以寻求仕进、展开人际往来的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就在众多文人的笔下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形成了晚唐尺牍的独特艺术风貌，反映出晚唐黑暗的社会环境里下层文士们的创作心理特征，即怀才不遇的愤懑、自媒自炫的苦吟和嗜文成癖的解脱。

李商隐作为晚唐文学的代表人物，从他的全部生活、创作活动及其成就来看，他承担起传统文学旧垒的坚守者的使命。中晚唐新兴的文体，例如长短句词、传奇小说、变文俗讲，他对此从未有所染指。他毕生致力创作的，依然是诗歌、骈文、古文这些传统文体。在诗歌领域，他力矫中唐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所引领的功利主义创作倾向，回归唯美主义艺术创作；在骈文领域，他摒弃中唐陆贽的骈体公牍开创的通俗化、实用化书写模式，回归六朝骈文的典丽化，创作出情深辞隐、典雅富丽的艺术作品；在古文领域，他不随中唐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所标举的雄强奔放的文风，而是回归汉魏古文，崇实尚简。李商隐在文学世界里的坚守，显现出他在历经坎坷磨难的人生道路上，是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去抒写内心世界的动荡与搏斗，正如董乃斌所说：“是一场灵魂的自救运动。” $ 6正是这对自身遭遇的不懈咏叹，使得他在晚唐国运日渐衰颓、士人心态总体趋向哀伤和无助的历史环境下，为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下层文士群体，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时代的悲歌。

李商隐一生中奔波仕途、飘零幕府，伴随着他与众多的权力人物周旋往来，尺牍创作也贯穿了他的一生。创作时期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至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前后长达二十五年，从创作时间和艺术风格来讲，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从唐文宗大和六年至开成五年（832—840）。这一时期李商隐处在青年，充满热情地展开仕途进取，因而他的尺牍主要是致幕主、亲戚、文友等，内容上除了叙旧之外，往往畅谈胸怀，渴望大展抱负，故而尺牍的艺术风格是气凌飞霜、笔挟英锐。中期：从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宣宗大中四年（841—850）。这时期李商隐正处在人生的盛年，虽然在仕途上屡经挫辱，生活上也多有磨难，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文学才能高度自信，对日后的仕进前程充满热望，因而他的尺牍所致人物，有座主、亲戚还有高官显贵，对象最为广泛。内容上除了诉说自身遭遇，更多的是向对方自荐才能、表露心迹，显示出不甘现状、急切进取的精神风貌，故而尺牍的艺术风格是壮怀峻烈、文思泉涌。晚期：从唐宣宗大中五年至大中十年（851—856）。这时的李商隐已步入中年，由于人生的磨难，他的思想和言行逐渐转入深沉和务实，因而他的尺牍主要是致幕主、亲戚等，内容上依然是以追求仕进为主旋律，但身世之悲、心灵之痛时常洋溢在笔端纸上，故而尺牍的艺术风格是悲情凄婉、化工笔境。

李商隐的尺牍创作，围绕着他一生追求仕进、追求理想、追求实现自身抱负为创作主题，并以此激励着他不屈奋进。虽然，在晚唐可悲的社会环境下，李商隐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赢得命运的改观，但他以自己的悲剧生命历程写就的尺牍却永远流传后世，为中国古代尺牍文学增添了一座凄美悲壮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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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程文，文学硕士，徐州技师学院航空学院教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