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划时代”的纽带：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良性互动

华 诺，周竞风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98）

2019 年1 月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1］；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提出了这两个“划时代”。两个“划时代”会议勾勒出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

从第一个“划时代”到第二个“划时代”，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2］没有党在制度建设、制度执行上的不断突破就没有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不能得到充分展示。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372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和政府长期坚持不懈推动制度建设并在制度执行力的提升中不断创新、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全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三个方面制度优势，进一步指明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和要求。全会准确传递了党和国家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是新时代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新征程。

“两个划时代”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又一脉相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准备材料中指出：“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4］回顾新中国40 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纽带，正是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相互关照、互动发展，因此，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提供某些有益借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第一个“划时代”看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互动关系

（一）改革开放先声——思想解放引领体制机制变革

改革开放前夕，党和国家事业处于徘徊期，“两个凡是”成为历史转折的重大障碍。变革的思想迷障。打破这种徘徊不前局面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并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思想路线之争……犹如思想解放的春雷，炸开了‘两个凡是’的乌云”［5］，历史的转折号角由此吹响。“大讨论”的结果，不仅“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6］190，并且“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成为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7］。思想解放的洪流一旦开启，体制机制的变革就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先召开一个长达36 天的工作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和思想交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8］，其标志性成果是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精华——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团结一心、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奋斗。邓小平的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长期以来思想层面的枷锁被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30 多天中央工作会议所打破，思想解放的共识迫切需要现实层面给予积极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可谓是正逢其时。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9］，此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被改写，并改写了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旧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制机制改革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推动下不断推进，可以说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率先打破僵局，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领域的渐次变革。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前期是思想解放率先冲破认识藩篱，引领了体制机制的变革。

（二）改革开放推进——体制变革顺应思想解放

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推进，体制变革又呈现出顺应思想解放的鲜明特征。

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进而发展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体制变革顺应思想解放突出表现为“包产到户”的实现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都明确不允许实行“包产到户”，但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的实践效应，原有体制面临着变革的历史必然。1979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在“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10］185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开始放宽对“包产到户”的限制；时隔一年，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否定了实行“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认识，肯定了“包产到户”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并具有部分的合法性；不久，《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改变经营形式的“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文件并把当时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定性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部分。这样历经艰难的农村“双包”责任制得到了应有“名分”，并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落了户。从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犹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漫卷了我国整个农村大地。我国农村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1］。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伴随着思想禁区打破而不断突破。城市改革主要表现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和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酝酿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被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审慎探索商品、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也主要侧重于通过简政放权等来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0］6，进而要求各部门要重视市场、重视经济规律的作用，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由此，大型国有企业开始试点简政放权，“到1980 年6 月，试点企业已由1979 年底的4 200家发展到6 600多个”［12］39，简政放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企业经济责任制也在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方针下不断推进。1981年10月，国务院转发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相关规定，并将落实经济责任制与企业简政放权改革相结合，使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以实施经营责任制为主的商业体制改革也同步进行。虽然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但其初步成效为后来正确认识并发挥市场作用提供了实践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3］164，缺一不可，改革开放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在经济体制改革广泛开展的同时，也同步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单行道”，因此改革最初重点集中于党的体制机制改革，党的组织队伍建设则成为关键切入点。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这两个重要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作出新的规定。同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体制完善健全的必要性；提出选拔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要求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6］327；并寄希望于一代代领导人接续致力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标。

（三）改革开放新阶段——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相互呼应

从改革开放前期的思想解放引领体制机制变革，到改革开放进行时的体制机制顺应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的互动关系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主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在顺应思想解放同时，也要求思想层面进一步解放，为深入改革减少障碍；思想观念不得不回应体制层面革新的诉求。与此同时，新的更先进的思想也在酝酿之中；新观念的出现既回应体制发展的需要，又为体制机制执行、推进提供社会环境支持；这样不断解放的新思想和不断变革的体制机制就形成了良性互动。在20 世纪90 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新阶段，良性互动产生的巨大效益十分明显，但良性互动不是天然可得的。就在此前的20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思想上面临新束缚，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性质有所质疑；同时，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借机抬头，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成为体制机制变革推进的阻力。改革开放事业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变革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必须从思想理论层面上证明改革开放的合法、合理性，从而达成社会各界关于改革开放的共识。

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就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良性互动的突破口。谈话中明确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高举了改革开放旗帜，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3］894。邓小平提出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作为判断“资”姓“社”问题的三个标准，并强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本质。对于另一个争论的关键词——市场的作用，邓小平解释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这就从本质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邓小平激励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372。当时社会各界都盛赞“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疾吹遍神州大地，驱散了思想的迷雾，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12］189。思想禁区的再一次打破是顺应体制机制变革的深入，为其减少阻力而引发的；但伴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体制机制变革进程也被要求进一步深入，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产生的效益便会显现出来。

党的十四大就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召开的，会上通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重要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要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13］3，这为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1992年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体制机制顺应思想解放而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体制机制变革在顺应思想变化的同时，其目标性和引领性更加突出。固有思维模式和固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被不断打破，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进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实现良性互动，在巨大互动效益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被充分展示出来。

在第一个“划时代”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贯穿着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互动，即由前期的思想解放引领体制变革到体制变革顺应思想解放，再到思想解放与体制变革相呼应的三种互动模式。通过审视这三种模式，可以看出思想观念对于突破旧体制机制、建立新体制机制的重要性；可以看出随着体制机制变革的深入，思想必须进一步解放；可以看出只有思想解放进程与体制机制变革程度相互呼应、良性互动，才能确保思想不断解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了确保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就要在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促进思想解放和体制机制变革的良性互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坚定党的刀刃向内、自我革新意识引领体制朝不断回应群众关切方向变革；以回应人民关切的制度体制保障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为制度执行、推进提供思想层面的认同与支持，以此来形成思想不断解放和制度不断完善的良性循环。

二、在第二个“划时代”中推动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良性互动

（一）自我革新意识

第一个划时代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带领人民开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也是党带领人民开创的。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新局面，需要党始终保持全面的先进性，其中思想上的先进性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只有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只有党的路线方针正确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在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143，党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可以为党提供绵延不绝的生机活力。但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不是靠喊喊口号就可以的，具备刀刃向内、推动自我革新的意识是关键。“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45，历史多次证明，党内一部分人一点点的思想污染都可能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巨大挫折，所以不是因为有了精神污染、落后思想才要自我革新，而是就算没有也要自我革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地位，只有坚定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意识，才能以自我革新带动全方位体制机制的变革；以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带动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以自身领导、管理效率的提升带动整个国家执行制度能力、效率的整体提升。

回顾党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对于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国际指示的认识，还是建设改革时期对于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市场计划关系的认识等，不难发现一次次的自我革命、观念变革贯穿其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注重实际、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全面从严治党到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再到在全党全国上下推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举措，无不体现了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更新执政观念、引领时代潮流的自觉意识。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未曾停下自我革新的脚步。我们党深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属性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代都不能丢；深知故步自封、教条僵硬一定会亡国亡党；深知只有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才能应对社会变革带来的全方位挑战；深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全面深化改革一样永无止境，党的自我革命与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一样紧紧相连、密不可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党的优秀品质，时刻坚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14］；时刻强调在自我革命、斗争中永葆共产党人政治底色，“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14］，而这一切都证明着我们党自我革新的可能性。

党的生机活力来源于其先进性，永葆先进性就要不断自我革新。而党的自我革新会引起各领域包括社会思想观念层面、体制机制层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间良性互动的一个突破口。

（二）回应人民关切

利益与制度密不可分，体制机制的变革就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所以制度代表谁的利益就决定了制度在实际中回应哪些人的诉求，决定体制变革最终是为了哪些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5］，这种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特点，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险阻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代表并维护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样，对体制机制的变革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性便是体制变革中不变的红线。党的自我革新要求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要求的是变革那些随着时间推移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部分，并建立不断回应群众关切的制度机制。

党的自我革新带动体制机制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中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体制机制要不断回应社会关切，就要求在具体执行中总结经验、及时反馈，形成循环。而回应群众关切在实践中就直接表现为，根据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来调整革新一系列具体的体制机制。“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16］，政策措施代表人民利益是大前提，但不是说仅仅理论上代表就可以，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根据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在政策上及时予以回应才是制度政策能否在实践中体现生命力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强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变化作出及时回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过程就是制度根据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而调整的一个典型。其实，关于生产关系的最好实现形式，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前期就鲜明指出：“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7］，这种“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的理念就是我们党制定制度始终为民的生动写照。从认定不合法的“大包干”运动到被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现如今农村“三权分置”制度，一系列动态政策演变中不变的是制度回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变化而变革的规律，是党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人民性立场。这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方面的优越性。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此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8］成为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对此，党中央一面坚定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一面突出强调要“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19］，确保制度在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中沿着人民性立场方向完善。

以党的自我革新意识带动体制机制沿着不断回应群众关切方向变革；以党的人民立场作为体制机制变革的导向，通过在制度执行中了解、回应群众反馈，审视并带动治理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制度就在回应群众关切中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也在回应群众关切中得到提升。

（三）营造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

党的自我革新意识带动体制机制在不断回应人民关切中完善，不断健全的制度机制又为形成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提供制度支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也应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效果的衡量尺度之一。毛泽东等党的多位领导人都曾强调要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0］，对此，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说说而已，从来都敢于让群众发声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早在新中国成立开始就提出，至今仍在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证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6］276，生动活泼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主张，也是他规划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遵循之一。一个求真务实、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是党、国家、社会各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必要条件；努力创造一个求真务实、生动活泼的氛围更是为了解放思想，为了实事求是，因为只有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实现！

“物质层面的成果可能是相对容易认同的，观念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成果则往往有不同的看法”［21］，那么如果改革开放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无法保持一致，长久下去物质层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巩固。所以既要重视现有物质层面的改革发展成果，更要重视观念层面的改革成果，以期为物质层面的改革成果提供思想保障。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国内“不同的思潮都会打着为改革出谋划策、关心改革发展前景的名义出现”［22］；而且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潮还可能趁机渗透到国内并与不同的利益诉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采取躲避或禁锢的消极态度，既无法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也不利于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因此，首先要把形成最大共识作为在改革开放前提下营造生动活泼社会氛围的努力目标和方向；其次，必须坚持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并通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这一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确保党在营造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的同时，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马克思主义作为真正的哲学，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就会为人民指引未来社会前进方向，激励人民群众去实现社会理想，最终发挥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还可以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用，确保人民群众在“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23］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妥善处理矛盾，成为政治立场坚定且思想活跃的现代公民。

三、结束语

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互动关系贯穿于改革开放40 多年的伟大历程中，促进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也成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的线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紧扣第二个“划时代”总目标，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通过党的自我革新意识带动制度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中完善，突出强调在回应群众关切中体现制度的优越性和执行力；提出通过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等来形成生动活泼社会氛围［24］；基于良好的社会氛围带来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为制度的执行、推进提供支持；形成思想与时俱进、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的良性循环，既体现对前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总结，也为下一个划时代总目标的实现增力。十九届四中全会既是中国之制的里程碑，又是中国之治的新起点，而后必将展现出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良性互动的巨大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