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应无恙
——谈谈自然演进与“天下无病”的生命图景

2020-03-02 23:20刘东黎
绿叶 2020年5期
关键词:现代医学医学人类

◎刘东黎

我看着那些岁月如何驱驰,熬过了冬季,便迎来了春天。——梭罗《瓦尔登湖》在本世纪初,曾有位学者前去拜访100岁的哲学家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开创了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诠释学。做过德国哲学学会主席,更以其长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这位老先生1900年出生,活到了2002年。

探问他有什么“长寿秘诀”。百岁哲人回答:“唯一的长寿秘诀,就是50年来未看过医生。”——即便在他自己拄了几十年拐杖的情况下。他还把自己的健康“归功于做化学家的父亲”,说从小父亲就通过各种实验,向他展示药物的副作用和危害, 所以他拒绝任何化学药品,并坚持不与医生和医院打交道。

伽达默尔并不反对现代医学,恰恰相反,他认为医学或能成为挽救现代科学危机的一个突破口,成为撬动人类知识转型的阿基米德之点。生物化学导向的医学范式之种种弊端,正促使现代医学向整体医学的思维上靠拢。伽达默尔的哲学整体观,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医学发展的尴尬处境。

2016年底,扎克伯格声明出资至少30亿美元,来创立Bio hub研究中心,希望以此“治疗、管理并预防一切疾病”。大致在同一时间,微软也表示计划在2026年前“解决”掉癌症。Facebook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也承诺,捐资数亿美元来对抗癌症。还有两位慈善家贡献了14亿美元给布罗德学院研究中心及斯坦利精神病学研究中心,试图攻克精神分裂及遗传性精神病。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商业精英一直有类似的情结和野心,渴望在健康和疾病领域能有所建树。

有人说人类的身体好比机器。机器、电脑等不会进化,然而生物体是会进化的。人类虽然逃脱了进化的束缚,但人类仍要依赖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地理化学系统。现代医学和上述硅谷或华尔街精英们对疾病问题的解决思路,依然在以物理学的解释范式统括生物学的个性存在,依然抗拒着伽达默尔的“整体医学观”,依然不具备终极的本体化意义。

治疗可以“精准”,濒死可以“冷冻”,人类努力破译和解码着“大自然放置在疾病里的真理”(福柯语),“天下无病”的生命图景似乎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然而在现实中,人类根本无法摆脱疾病的纠缠。

人类基因组测序后这20多年来,似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人类铲除自身疾病的曙光,产生的新药物和治疗方法也少得可怜,患有癌症、过敏症、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在这几十年间,科学家针对特定基因进行了持续的试验,增删编辑,结果试验动物的寿命确实较大程度地延长了,有些还增加一倍以上。然而经过基因工程处理而得以寿命延长的动物,产生了不少生理缺陷,有的矮小丑陋,有的不能生育。极少数没有缺陷的,生存能力总感觉弱不少,不能在实验室以外的环境中正常、自由地生活。

每年在美国出生的50万例早产儿中,大多数都接受常规抗生素治疗,哪怕许多情况下没有感染证据。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科学家开始担心,这些药物可能会损害婴儿发育中的肠道菌群,并增加之后患病的风险。

自以为受现代医学庇护,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死亡。大部分死亡在现代人类看来,都是非正常死亡。而人又是必死者。在疾病的意象里,有一个“膏肓之谜”:像小鬼一样的疾病就躲在这膏肓之间,使所有高明的医生都无力回天。

“膏肓之间”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绝对空间,喻示医学存在着永恒的盲点,无法抵达全知、全能、全善之境,就像我们视觉神经连接视网膜处其实有一块视觉盲点,无论往哪儿看,都会有个古怪的洞一样。但是大脑自动填平了这个洞——将双眼的输入结合在一起,假定邻近位置的视觉性质类似。这意味着我们视觉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假的,是由潜意识创造的,是欺骗自我的假象。

科学试图解释世界是如何来的,生命又是怎样诞生的,组成万物的是什么,同时也诚实地表达了“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同样,科学也并没有在人类的身体里发现这个“膏肓”究竟在什么位置。

我们可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早就知道自己的个体,乃至种族,都终将死亡的物种;医学无论如何进步,也无法做到包治百病。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除了让濒死的痛苦略为延长外,根本无力阻挡死神的脚步。在人类对健康的所有执念里,一半是希望,另一半,只能算作是奢望。

人类不能铲除自身的所有疾病与痛苦,包括来自外界的各种侵袭。有研究证明,病毒可能有数百万,甚至数万亿种,但是迄今人类只命名了6,828种病毒,已知其中250种会感染人体。自然界无所谓健康不健康,它只要整体管理平衡就好。对人而言,完全的健康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攻克疾病”“消灭癌症”之类,最终只能是一个无物之阵,因为“疾病”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客观化的对象,也就无法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分期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个人行为方式,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具体到自然环境因素,比如气候环境(温度、湿度、风雨雷电等),地理环境(江河、湿地、土壤、水质等),天体运行状态(日食、月食、朔日、望日等),环境污染、环境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等,其致病的共同特点是,可直接作用于人体生理结构和机能,使之发生异常变化,引发躯体性疾病。人类患上的现代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等,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对抗,或者逃避了自然影响、自然选择后导致的,而且这些疾病,又是人类基因组正在缓慢衰败、累积有害突变的征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出现,甚至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突变载量递增”。

曾经暴发、流行过的传染病,通常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产物。比如这二十多年来,在全球多国暴发的某些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等,都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较大关系。自然变化在先,人体顺应自然的变化在后,总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总归要来,而且这种滞后性,又为追溯源头增加了难度。

病痛有害也有益。一次大的疾病流行之后,对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产生严重影响;当然,群体的免疫水平会有所提高。一年之中偶尔患几次感冒的人,比起从不患感冒的人反而不易患癌症。身患慢性疾患之人,日常更注意身体的保养,其猝死率远比那些平素非常健康的人要低,因其身体更具有韧性,不易遭受突然的死亡。

有医生观察到,某种过敏性鼻炎,实际上是一种水代谢性疾病。它的周期性发作,可能只是对肾脏排泄功能不足的一种代偿。医生想办法努力控制住鼻炎,不让其发作,反而可能导致尿频、腰痛等肾脏疾病的症状。

某些残疾形成后的病理稳态,可以视作某种相对健康的状态,如果打破这种病理稳态,反而可能对机体有害。曾有一位耳聋了几十年的病人,突然听力意外恢复,竟然再难以适应有如新生般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出现了很严重的身体问题。

现代医学一再降低疾病门槛,将疾病表征当成疾病本身,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诊断标准一再放宽,甚至肿瘤病理诊断标准也不断放宽,医学进步反而使得健康人越来越少。甚至正常的精神应激反应与状态,也变成了疾病,如焦虑症、多动症、行为异常、肥胖、睡眠障碍、脱发等,都成了重要的医学和疾病特征。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时候,有些疾病的定义,只是在为医疗和医药开发拓展市场而已。

在自然界里,进化这件事本就是如此。因环境变化,一项功能丧失,另一项功能往往便应运而生,经过漫长孕育,终于取而代之,一切都是动态的、有目的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人们看清这一点后,健康指标的数学化开始不断被质疑。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基于观测的结果而形成的解释系统。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曾向我们解释“感受性”在物理与感官之间的互不兼容,“头疼时的痛感、酒的香味、傍晚暗红色的天空”。这些描述一经表达,我们立即心领神会,然而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传导给对方那些物理因素,正如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他人对于颜色、声音、气味、疼痛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

生命的物质体现,不能等同或归因于生命本身;生命所有的组成部分之和,也不能就认定为生命整体本身。现代医学将超出“正常”生物参数范围的情况定为疾病,却将人类健康推向了另一种无法真实测知的境地。

疾病可以导致心脏增大超出正常范围,但运动员的心脏常常超过正常大小并伴有心动过缓,却不是病态;再比如说,人们可能遭遇假阳性和假阴性的诊断;还有更普遍的,很多人血糖或血压在“不正常”范围,但机体功能却很正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可能会有由权威解释者所建构、以自身愿意相信的方法和途径来解释的模型,直到它被更适用的版本所替代。

海德格尔认为,对象性绝不能囊括自然丰富的本质,这是一种自作聪明,反将世界和人类自身带入险境。不止于医学,扰乱自然系统之行为,比如热带雨林砍伐、大气组成改变、海洋酸化,也令我们自身处于生存的危险之中。在医学范畴,患者更不应是一个“待解决”的难题,一个被客观化了的对象,等待着被执行“对象化”的处理。

雅典国王忒修斯从克里特岛归来时,共搭乘了30艘船,被雅典人留下来作为纪念。随着岁月流逝,船板逐渐腐朽,当地人不断使用新的木料替代,以求历久弥新。最后,这些船的每根木头都被相同材质换过了。

那么,这些船还是原本的忒修斯之船吗?如果是,但它已经没有最初的任何一根木头了;如果不是,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的呢?

赫拉克利特也曾提出相似的悖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切都是动态的,无论是河还是人,实际上都已经不同。在人体内,至少栖居着100万亿个细菌;在这个蓝色星球之上,从山川湖海到无形空气,每一立方厘米中都包含了亿万个细菌。在每一个瞬间,人与自然都在发生着寂然无声而又斗转星移般的变化。

生生灭灭,变易不居,这就是自然。人类从来都不是主宰,也许我们说不清楚人类是基因还是微生物的载体,但最起码,我们从来都不仅仅是社会文化中的自己。生命系统的随机性、坚韧性和可进化性,随时在向我们提示着生命体复杂的活动规律。

用一种技术性目光去看待作为现代技术“对象”的患者,逐步忘记了患者作为人的“存在”,治疗效果也就是不确定的。未来医学要怎样面对在生命研究中混沌中的秩序?

疾病很痛苦,但是痛苦背后,延伸着一条觉悟之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曾有人发问,所有秘密之中,最伟大的是什么?问题的答案是: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然而那些还活着的人,就好像会不朽一样在生活。

基因图谱之外的生命图景,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都说不清楚。就从基因测序出发的精准医学研究来说,基因特征又不过是可测量的一种暴露因素而已。在众多因素之中,基因是否可以超越其他因素而胜出,就连这一点,都依然是未知数。

千万年来,我们这个肉身在茫茫时空里,划过了怎样的命运轨迹?只能是沧海桑田,苦楚难言。直到20世纪,人类医学才取得了一点成果,行之有效的药物普遍得以应用,外科手术和术后护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预防接种等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得以加强。人类控制了鼠疫、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结核病和其他传染病,人类平均期望寿命显著延长。

但毕竟,医学是一门以群体利益、长远成功率为重的纯科学,与此同时,“医学又是自然科学中最人文性的, 也是人文科学中最科学性的”。现代医学要有意识地保持清醒,警惕一切对自然、对生命、对存在本身的干预手段。有时会想,人类用了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传染病作战,这百年来才初见战果。面对流行不到100年的慢性病如癌症等,也许我们太急于解决问题了。

一切试图跨越不确定性边界的人,都是痴妄的。一百年前的奥斯勒医生就认定“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可能性的艺术”,无奈之余,所以才有特鲁多大夫的教诲:“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现代医学必须走出自然的数学化趋势与统计学崇拜。如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生命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人更是生命中有灵性的一群,是生灵,不能简单地降低为生物,不要轻易地去干涉,对于生命与生灵,没有过多的干预,它们会更幸运、更自在。在大数据时代里我们要重建自然与健康的关系,就不要忘记百岁哲人的劝谕——伽达默尔在专著《健康之谜:科学时代的治疗艺术》中,指出人类必须在“星辰之移动、大海之起伏、森林之勃发、田野之生机”中,去寻找人类医学和健康的奥秘。医学比哲学更接近整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医学探求都联动着物理、生理、心理、生物和生命的多个层级,贯通病毒、细胞、基因等品类,乃至人文、灵魂、信仰等全方位的价值领域。

天地无垠,四野寥廓。生生灭灭,无非自然。时下的疫情终将过去,而“后‘新冠’时代”之概念,已历史性地置于眼前。现在开始认真思考这些命题,已然带有了几分急迫之感。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类的真正危机就在于:我们存在于一个“存在本身被极度遗忘、远远抛弃”的时代;这种难以言说的荒诞感,才是我们最终无力承受的生命之轻。现代医学只有、也必须向生命哲学适度延伸,跳出直接、功利和实用理性的价值诉求,阻止工具理性过度染指自然与生命,以寻找自然与疾病的真谛为志业,并以此探求医学与健康的终极关怀,叩问生命与存在的彻悟与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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