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在武汉

陈莉莉

“今天出太阳了。”2月9日，志愿者小凯给朋友发去了一条信息。

“出太阳，武汉就会好了。”他这么说。

接下来一些天，武汉经历了一场暴风雪，2月16日、17日、18日连续放晴，出了好几天的太阳。

有着些许暖意的阳光沐浴着武汉。“天气舒服得就像疫情没有到过这里一样。” 小凯说。

街道上依然空旷无人，在水里扑腾的鸭子更显出此时的珍贵。鸭子所在的那个湖的旁边，就是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天佑医院。

小凯的朋友在中国另一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已经复工，过着每天去办公室、下班回家撸猫的日常生活。他觉得相比湖北很多地方，尤其是武汉，也许他现在的生活可能也只是侥幸。“如果我们的城市遇到这种疫情，也不一定能好到哪里去。”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直至这场灾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那些亲人尸骨早已化为灰烬的人来说，这场疫情永远都在。

对治愈者来说，他们庆幸没有成为牺牲品，成功逃脱了病毒的魔爪。

《南风窗》在武汉采访了新冠肺炎患者、非肺炎患者、滞留者以及封城时期回武汉者，他们构成了“疫情时的武汉现场”。

这场疫情，每个人都在注视它，每个人也都在它的注视之下。

不 走

2月19日上午10点45分，蒯郝家有个消息，“通过半小时的努力，高春来的‘大号在第四天自然分娩”。自然排便—蒯郝在第一时间把这事告诉了在纽约的女儿，“大家格外高兴，都松了口气”。

他认为这应该是“昨天晚上，在家里转了32圈，今天上午转了45圈，然后经过30分钟努力的结果”。

这天中午，蒯郝精心做了几个小菜，以示庆祝。

封城以前，蒯郝和高春来的运动量较大，只要身体允许，每天至少要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时高春来的大便是正常的。

高春来今年52岁，是一位肺癌脑转移者，一直在配合治疗。她的爱人蒯郝58岁，他们俩的独生女在纽约。

转折来自新冠肺炎的暴发。医疗资源有限，非新冠肺炎患者很难得到基本医疗救治。

2018年年底，久咳不愈，高春来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高春来依靠靶向药物治疗，2020年1月初，高春来的病情再次进展，医生告知目前所有对症的靶向药均耐药（此前第一代靶向药耐药，如今第三代也耐药），只能采取放化疗减轻病人痛苦。

自确诊癌症晚期起，高春来就被医生下了时日无多的判决书，但她的家人总觉得只要坚持配合治疗，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当一家人为高春来即将入院接受放化疗做着准备时，武汉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

1月23日武汉封城，高春来询问医生是否可以去医院接受放化疗？因为担心去医院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医生说不建议，如果来要做好防护。高春来又问，可不可以延迟去医院，医生回复“请多保重”。

高春来与医院商定暂不住院，2月5日去医院先打一针安维汀抑制脑部肿瘤发展（预计药效可维持一个月），等待疫情缓解后再去医院。此时正值疫情暴发，高春来又犹豫了—她接受治疗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是武汉最顶尖的医院之一，也是承担着抗击疫情的重要定点医院，那里的发热科人满为患。

高春来决定再等几天去医院。

2月9日，当蒯郝联系肿瘤科医生落实去医院治疗事宜时，同济医院的消息是，肿瘤科已封闭，暂不收治病人，医生及病房均服务于战疫工作。管床医生让蒯郝联系省肿瘤医院，看能不能在那边执行既定的医疗方案。联系后，蒯郝获知肿瘤医院在统一上班时间里，不收新的病人。转而咨询梨园医院肿瘤科，“因为梨园医院要冷门一些”，蒯郝收到的答复是一样的。

在汹涌的疫情下，“他们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甚至可能被遗忘了，他们成了新冠肺炎战役中隐形的死伤者”。

在近期住院看来是毫无希望了。

“每当想起这个，我就感到无力和心酸。”高春来的女儿夏天说。“命运真的弄人，最初妈妈在知道自己耐药后曾经一度想放弃治疗，她说如果要在放化疗的痛苦的副作用中苟延残喘地活着，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夏天也知道，“妈妈是怕拖累我和爸爸。现在她想要去医院治疗了，其实她是有求生欲的，可现在却无路可走，医院不收治，武汉也出不去”。

夏天说，“妈妈现在并不要求住院放化疗，只需要去医院做一次抽血，然后打一针安维汀，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难以满足。”

夏天前些天看到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女孩的经历，住不了院、出不了城，想要安乐死。夏天边看边哭，她想到了妈妈，想到其实武汉、湖北甚至全国还有很多这样的性命垂危的非新冠肺炎患者。“想到他们的治疗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中断了，但病魔却不会放慢脚步，他们在等待中一点点耗尽对生命的希望。”想到，在洶涌的疫情下，“他们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甚至可能被遗忘了，他们成了新冠肺炎战役中隐形的死伤者”。

夏天说她知道武汉现在医疗条件和人力有限。“可是，还是恳请政府不要放弃像我妈妈这样的病人，可不可以使用那些没有被设置为定点医院的医疗机构收治这些患者？他们也有活下去的机会和权利。”

高春来关心的是，医院什么时候可以接诊。“现在所有医院都不接收其他疾病患者，这些病人出路在哪里？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困难，是一大群老百姓所遇到的困难，不能一刀切，要兼而有之。”

陆续有医院接收重症病人的消息出来，蒯郝第一时间打过去，都联系不上。蒯郝现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饭，让高春来好好吃饭。

2月19日中午这顿庆祝的午餐，刚吃了一点，高春来又吐了。高春来不想吃了，蒯郝就劝她说，现在既没医又没药（已耐药，仍旧吃），饭菜就是医药，食物就是免疫力，必须吃。高春来就硬吃。

夏天想通过一些渠道反映问题，寻找机会。蒯郝想了想，拒绝了。主要理由是，现在环境恶劣（疫情），医疗资源短缺，就医手续繁琐（起码要做CT检查），“目前我们能撑则撑，争取迎来正常的医疗秩序时，再就医”。他说，“现在我们一家人统一了思想，再不为苦苦寻医焦虑了。我尽心照料好病人，努力改善生活，加强运动，提高免疫力，静候开城的佳音。”

苦不苦？想想住院抢救的时候，就不苦了。遭罪不？比起身上插10根管子时，“舒服”多了。

1995年，蒯郝因工作努力、出色，从湖北鄂州调到了省会城市武汉，那年他33岁。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时，蒯郝和高春来也动过回黄冈蕲春老家的念头，“开上车就可以走，两个小时也就到了”。最终还是没有走。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5年，他说武汉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想守在这里。这些年，他经历了武汉大大小小的事情，“谈起武汉，至少我很自豪。比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我们在全国的地理中心；我们没有北京的风沙，上海、广州的暴风，重庆（四川）的多震”。

正是因为有了武汉的底蕴，他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觉得见怪不怪，比如上海、北京，以及巴黎、纽约。1998武汉遭遇特大洪水，武汉徐东大街泛舟抓鱼，那条街就在蒯郝现在居住的小区门前。

16岁那年，蒯郝从家乡去随州读书时，途经武汉。那是蒯郝第一次到武汉，“太繁华了，大马路上居然可以走10辆车（十车道），车水马龙，看得眼花缭乱”。

那时他不会想到40年后，他在这座城市里的2月，会每天听到死亡的消息，仿佛恶魔“咚咚咚”的敲门声。那些敲门声，有高春来的癌症病友，也有新冠肺炎感染者，他们在这个时间里密集地离世。

也有让人安慰的消息，“女儿的初中同学一家三口，均病愈出院”。

蒯郝说他不怕死，他怕他的爱人高春来得不到照顾。

之前高春来咳嗽时，蒯郝会摘院子里的枇杷叶子煮水给她喝，每次一喝，高春来就不咳嗽了。“现在消杀严重，也不敢摘了。”而且高春来的基础病是肺癌，本就咳嗽，“怕也说不清楚”。

疫情结束后，蒯郝最想恢复原来的生活：那就是上半天班，其余的时间料理妻子。“虽然料理妻子很难很难，但我愿意。我要还债，她照顾我和这个家庭30多年了。”

回 城

王俊有两个孩子，老大一岁半，老二两个月。2020年2月初，他从湖北肿瘤医院申请去了武昌方舱医院，他是一名医生。

王俊背后是庞大的医护群体，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武汉。他要在方舱医院工作到3月底，也可能延长。

王俊的老家是湖北襄阳，2月3日他从老家开车回武汉。之前他已从武汉回到襄阳准备过年，在老家实施居家自我隔离。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他回武汉也需要开证明，到高速路口，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我去支援前线。

那天白天，王俊正常出了個门诊，当天晚上，政府说建方舱医院。凌晨零点半，他接到科主任的信息，说医院接到通知，要建方舱医院，需要肿瘤医院支持，王俊说他没问题。

但是家里人不太同意。第一批去雷神山医院，王俊就想去，但是家里人不让。“我老婆觉得孩子太小了。”

这次，王俊是自己先答应院方，再跟家人说的。“我早点去，早点回，等结束后，我就回家好好陪陪你们。”

王俊出生于1988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参与到国家公共健康的大事件里来，他当时对院长说，我们满腔热血去，平平安安回。

方舱医院里的工作，与王俊以前工作的氛围、内容、环境不一样。

肿瘤医院一个病区最多是50多张床位。有两人间、三人间、四人间，还有VIP间，一个病房就一张床。医生有正规的办公室，可以办公敲电脑，不需要穿厚厚的防护服，不会有时时刻刻都高度紧张的精神压力。标准的医院里有呼叫铃，有中心供氧，方舱医院里什么都没有。

工作内容也略显陌生。比如说在用药方面，阿比多尔这种药，作为肿瘤医生，王俊以前没怎么使用过，而且“相信很多医生都没有用过”，那它应该怎么用，预防怎么用，治疗怎么用，对王俊来说，都是新内容。

方舱医院的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有些医生是纯西医，没接触过中医。

在病人的管理上，王俊以前的病人主要是肿瘤病人，“我们要给予化疗、靶向、免疫、内分泌等治疗，现在这些病人，我主要做的是解释说明，以及做一些心理上的工作”，治疗上专家组会制定诊疗方案，侧重点不一样。

以前王俊更多是和家属谈患者的病情，但是在方舱医院，没有家属陪同，在这里的沟通，就是直接跟患者本人沟通。方式、内容，都有变化。

王俊背后是庞大的医护群体，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武汉。他要在方舱医院工作到3月底，也可能延长。

与王俊一样逆行的还有物资运输者。

作为卡车司机，有3年的时间，杨小辉主要的运输路线是从江苏连云港到湖北武汉。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杨小辉刚从武汉回到连云港的老家两天，此后他被要求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

武汉没“出事”以前，从连云港运输物资到武汉，单趟收入8000元左右，路上大概会花去2000元的高速费。

2月18日晚，杨小辉从江苏省连云港拉了一卡车制造口罩的设备到武汉市蔡甸区，单趟收入1.8万元左右，不需要高速费。这是杨小辉隔离14天后的第一趟运输，与以前相比，“路上看不到人和车。服务区没有一个车”，杨小辉这时“忽然有点害怕”。

他其实在1月27日（大年初三）时就想运送物资到武汉的，那时在建的火神山医院需要一批空调，但是他尚未解除“隔离”。那时单趟收入是1.7万元。相比10天前，单趟价格回落，对杨小辉来说，“这意味着武汉正在变好”。

他习惯并喜欢这条线路，他决定以后还经常跑这条线路。

他将卡车停在武汉市蔡甸区口罩厂里，以1块钱一个的价格买了200个口罩。

逃 离

“工作什么的都无所谓了，就是不想客死他乡”，恐惧感支配着来自山东济南的王猛。

1月23日凌晨，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时，王猛立刻起身带着妻子、儿子，准备开车回山东老家。当时他们在妻子的老家—距离武汉50公里左右的孝感，“对路不熟，只能依赖导航，就从孝感被导航导进了武汉”。他是逃离者，又是闯入者。现在他被困在武汉，“每天都要被自己逼疯了”。

他的经历被同伴们知晓后，被调侃是“自投罗网”。

“武漢人对自己的城市有谜一样的自信，影响了我的判断。”王猛说，即使宣布封城后的那两天，他在武汉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不戴品罩的人。这让他认为这座城市可能很快就要解封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没那么紧张。

时间越往后走，他越坚定地认为，“我们被武汉给遗忘和忽视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我们这批人回到当地估计也是过街老鼠，估计人家都害怕，见面都躲着”。

他加了一个“滞留者”的微信群，入群的原因就是想早日回家，后来从急切地回家变为了麻木地只求生存，现在他去做了志愿者，每天有收入，“还满足了为社会作贡献的虚荣心”。

他决定以后再也不来湖北了，群里也有很多人说“以后再不来武汉了”。

自武汉“封城”起，因各种原因滞留在武汉的人不在少数。相对来说，王猛的境遇没有那么糟糕，毕竟他是到湖北来探亲。更多滞留者则来自命运中的一次偶然，纯属巧合。

要回江西赣州的孙逸是从西安经武汉转机；要回云南昆明的王树是经武汉转火车；从北京开车回深圳过年的杨新，路过武汉时决定停下来歇一晚；来自广东中山的杨真一家四口到武汉自驾游；来自河南的杨艳到武汉陪父亲看病；籍贯山西在英国留学的杨娜来武汉看男朋友。

他们都认为自己不属于武汉。他们想着早点离开，快点离开。他们对自己滞留于此的原因充满悔意，他们说“假如、如果”，恐惧感也随之而来。王猛说解封以后，回到老家，他就买彩票。

2月18日，距离湖北省公示的复工日“2月20日”还有两天，王猛在群里说：“即使将来武汉解封，大家都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了，这个群也不要解散，大家一起回味人生的这段时光。”

这次与武汉相互胶着的经历，对王猛来说，是真切地体味“疫情之中，没有局外人”。它更新了他的记忆，完善了他对社会、国家的认识。

统计数据不断刷新，每一个个体，都被疫情影响着、改写着。作为疫情中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见证历史的同时，也不经意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王猛期待着“城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如同《鼠疫》里说的那样：“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

求 生

外婆感染去世，外公感染住在武汉协和医院。妈妈感染，住在武汉七医院 ICU。爸爸感染，住在武汉七医院。奶奶感染，住在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姑姑感染，住在方舱医院。

家里没有可以照顾她的健康的大人，作为密切接触者，10岁的叶晓晓需要去酒店集中隔离。

“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收拾行李，走到酒店，办理入住的。”叶华兴回忆女儿离家隔离时的场景。

叶晓晓家人的故事是她的老师讲给社区工作者王秋霞听的。50岁的王秋霞，眼泪渗了出来，王秋霞以为老师会跟她一起来隔离，所以才同意收下叶晓晓。

但是叶晓晓来了，老师没来。

叶晓晓成为那栋楼里年龄最小的隔离者。

叶华兴是一个武汉本地创业者，在这场浩劫中，他说他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悲凉画面，也看到了无数温暖人心的场景。“是人性的光芒让我们仍能有得以前行的力量。”

王秋霞说，刚来的时候，“小女孩每天都哭，嗓子都哭哑了”。哭完以后写作业，别的隔离房间里可能还会传出电视机的声音，她的房间里很安静。

叶华兴是安排好家里所有人的住院和女儿的隔离以后，才去住院的。说自己家人的遭遇，他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唯有一次是他去武汉七医院取核酸检测结果时，医生没说具体原因，就说结果不准确，让他排队再做检查，而结果需要5天后才可以取到。他质疑诊断流程的合理性以及核酸的准确性，他说幸亏他刚刚41岁。“我还年轻。但是太多人等不起。”

他为在武汉七医院ICU病房里的爱人四处寻求生的可能。

一个同学给他发来了瑞德西韦“受试者招募广告”，要求严格，他的爱人符合所有的试药机会，因为有时间要求，他必须加紧一切步伐，但是她所住的武汉七医院不在试药的试点里。最终一家试点医院同意接收，但是她自己放弃了。因为需要转院，而她已经用上了呼吸机，她对叶华兴说，“不折腾了”。

2月14日，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呼吁康复后的新冠肺炎患者捐献血浆，叶华兴开始新一轮为爱人求救。“跪求康复病人的血浆，AB型。”

他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叶华兴是一个武汉本地创业者，在这场浩劫中，他说他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悲凉画面，也看到了无数温暖人心的场景。“是人性的光芒让我们仍能有得以前行的力量。”

疫情暴发以后，叶华兴经历了几乎每个患者都要经历的难：确诊难、床位难。家人因感染去世，爱人在ICU，与此同时，他要面临大人感染、孩子无人照顾的担忧。

但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希望。

“多难兴邦，希望这次的考验，也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教育，再出发时，有更多的沉淀和积累。感恩所有在灾难中向那些无助的人们伸出援手、给予他们温暖的人们；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曙光，让人们相信，光明终会到来；也许他们此刻依然艰难，但他们已不再恐惧，不再孤立无援，不再被病魔恐吓所屈服。”叶华兴发过来这样一段文字。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王俊、杨小辉，其余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