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与卢汉铁路

陈忠海

闻名遐迩的近代作家、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商场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曾拿着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存款证明”，试图承揽一条12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项目，结果遇到了更老练的对手，最后空手而归。

弃官经商

说起刘鹗，一般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刘鹗是近代小说家，江苏镇江人，字铁云，号老残，他写的《老残游记》被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本小说自问世后，至今一共被印行各种中文版本180多种，还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8种语言在海外广为流传，仅日语译本就有1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世界名著之一。

除文学外，刘鹗还纵览百家，对文字、数学、医学、水利、算学都有研究，尤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著《铁云藏龟》是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的著作，历来备受推崇。刘鹗还精通音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大名琴中，有一张唐琴“九霄环佩”，就是他的藏品。

可以说，刘鹗是近代少有的通才和奇才，不过他却不擅长考试，别人“高分低能”，他是“高能低分”，连考了两次科举都落榜了。科场不行，刘鹗选择行医，后来又经商。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刘鹗先后给河南巡抚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作幕府，其间由于帮办治黄工程成绩突出，被保荐到总理衙门，以知府衔任用。没经过科举这一关而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刘鹗应该庆幸和知足。

然而，刘鹗无意于官场，他更喜欢商场。他毅然放弃了不断看好的仕途，辞官下海，应聘到富公司任职。富公司是一家英资企业，买卖做得很大，生意一度占英国在华投资的40%。富公司正谋求在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开矿权，他们看中刘鹗精熟官场、人脉丰富的优势，重金聘请他为中方代理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买办。

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不僅管外交，还负责洋务、军备等，刘鹗长期在总理衙门做事，上下都很熟悉。而且，刘鹗的父亲刘成忠与王文韶、李鸿藻等人是同年进士，关系密切，王文韶是直隶总督，后来做过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做过吏部尚书，他们二人都位高权重。在王文韶、李鸿藻等人的关照下，下海经商后的刘鹗依然长袖善舞，帮助富公司在山西取得了开矿权，刘鹗任富公司山西矿产经理。后来，刘鹗还帮助其它外国公司到河南开矿，成立豫丰公司，刘鹗亲自为该公司草拟章程，外国人开办的四川麻哈金矿、浙江四府煤铁矿等都活跃着刘鹗的身影。

除了开矿，刘鹗还为外商争取筑路权而积极奔走。早在1895年前后，当时刘鹗还没有完全脱离总理衙门，一边上班一边暗中给外国公司办事，他探听到一个重要信息：一度被搁置的卢汉铁路建设项目又要启动了。卢汉铁路北起北京南郊卢沟桥，南至汉口，设计全长1214公里，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一项“超级工程”。1889年，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就上奏朝廷，建议修建卢汉铁路，认为此铁路对民生、军事都有重大意义。朝廷批准，计划南北分段修筑，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为修这条铁路，朝廷专门把张之洞调任为湖广总督。但这条铁路耗资巨大，只修建了约100公里就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只好被迫停工。张之洞到汉口上任后，看到短时间内解决铁路资金问题无望，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投资相对较小、见效更快的项目上。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此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清政府内部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应以蠲除痼疾，力行实政为先”。1895年 7月，清政府谕令总理衙门：“兴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在这种情况下，被搁置的卢汉铁路项目又重新启动了，仍分南北段建设，分别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负责，清政府谕令二人：“卢汉一路，限以三年必成。”

铁路“大招标”

修建规模如此巨大的工程，最大问题当然是投资。为修卢汉铁路，张之洞曾反复向清政府争取，清政府在异常艰难的财政里每年拨出200万两作为工程款，但这笔钱还没拨下来就被人盯上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俄患日亟”，奏请先在东北修筑关东铁路，卢汉铁路的专款就这样被挪用了。

虽然没有钱，但清政府给了政策。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谕令：“至由卢沟南抵汉口干路一条，道里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清政府举办的洋务主要有官办官营和官督商办两种形式，铁路是重大基础性建设项目，不仅事关经济，也关乎国家战略安全，所以此前一直主张官办官营，现在允许商办，是一项重大的政策突破。谕令还说对这项工程“官不与闻”，等于给了最大的自主权，勾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谕令也定了一道门槛：有能力拿出1000万两银子，否则免谈。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勉强只有1亿两，这笔钱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1/10。

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招标”，虽然门槛很高，但应标的人也有不少，经过初选，基本符合条件的就有4个：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监生吕庆麟和作家刘鹗。这几个人都说自己有实力，集股1000万两没有问题，但清政府不敢轻信，万一建到一半时资金出了问题就麻烦了，所以必须“验资”。许多大臣还坚持只能集内资，万不能集洋股、借洋款，免得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被洋人操纵。所以，即使有1000万两银子，也要看看有没有外资混在里面。“验资”这道程序很重要，清政府把这项重任也交给了王文韶和张之洞。

刘鹗一直关注着卢汉铁路项目，摸清所有情况后，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王文韶是自己的“老关系”，刘鹗还跟王文韶的侄子王稚夔交往密切，王文韶必定会为自己争取；担心的是，张之洞这个人不太好对付，他是最坚决反对集洋股的人，而刘鹗所谓的1000万两银子只是上海履祥洋行开具的一份证明书，该洋行证明刘鹗有一笔1000万两的存款，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份“存款证明”。那时清政府没有金融监管方面的法规和体制，洋行开具这样的证明并不难，也不必为此担负任何连带责任，所以这份“存款证明”其实说明不了什么。

刘鹗于是暗中活动起来，他先去天津找王文韶帮忙。王文韶在官场素以“为人透亮圆到”著称，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其言甚滑”。刘鹗虽是“老关系”，但王文韶也不愿意为其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背书。王文韶让刘鹗去汉口找张之洞，言下之意，张之洞如果没有意见他也没意见。

但是，刘鹗一走，王文韶就私下里给张之洞写了封信，先说应标的这4个人里“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觎办铁路之人”，后又说刘鹗也“渺茫”，能不能靠得住不好说。王文韶这话就相当于否决了其他3个投标者，没有否决刘鹗，但也没有肯定，将来出了问题自己也有退路。这时，对卢汉铁路也很上心的直隶海关监督盛宣怀来向王文韶询问刘鹗的情况，王文韶表示“不知其人”，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此地知音寻不着”

1896年3月，刘鹗拿着那份外国洋行开具的“存款证明”来到汉口，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对于刘鹗的实力和资质，张之洞其实已经有了意见，刘鹗还未到时，张之洞就给王文韶写信说：“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言下之意，对刘鹗十分怀疑。

刘鹗把那份“存款证明”呈给张之洞，张之洞不能不审查，于是向上海道发去公函，请协助查实。上海道不敢怠慢，派专人询问了履祥洋行行主贝履德，之后向汉口复函：“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鹗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卢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鹗在别埠有无召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这份复函揭示了刘鹗争办卢汉铁路的真相：他其实并没有1000万两银子的存款，只是想先把工程揽下来，再拿着这个项目向外国银行贷款，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

情况搞清楚了，按理说，张之洞应该通知刘鹗让他放弃，但张之洞却没有撵刘鹗走，因为他还另有打算。原来，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属官办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连年亏损，“已糜五百万”，成为了张之洞的心病。张之洞一心想把汉阳铁厂这个包袱甩出去，既减轻地方负担，又为自己的政绩止损，而偏偏这时来了一位“接盘侠”，这个人就是盛宣怀。盛宣怀一向热衷办洋务，又深得李鴻章等人的支持，想法很多。盛宣怀也想承办卢汉铁路，张之洞暗示，铁路可以给他办，但必须同时把汉阳铁厂接过去，由官办官营改为官督商办。这笔私下交易本来没有刘鹗任何事，但张之洞知道盛宣怀本质上是个商人，擅长讨价还价，所以张之洞不急于否决刘鹗，而是想拿刘鹗这个“竞标对手”去给盛宣怀制造压力，让盛宣怀不要乱提条件。

就这样，刘鹗在汉口待了两个多月，其间既没有人告诉他事情已无望，也没有人给他带来希望，他一直苦苦等待，想一走了之，又不甘心。直到这年七月，刘鹗从朋友处探听到张之洞的真实意图，知道自己继续待下去已无意义，这才准备北归。这时张之洞让人捎话给他，称卢汉铁路“暂时不能有成议”，刘鹗失望而去。与此同时，张之洞就审查应标者一事正式复函总理衙门，结论是“四商皆不可靠”，张之洞建议清政府“派熟悉商务、家境殷实之员为总理”，来主办该铁路，虽未点名何人，但暗中助推盛宣怀。盛宣怀那边也积极活动，清政府基本属意由盛宣怀组建铁路公司，采取官督商办模式全面承建卢汉铁路。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过了1个多月，心里大概已不愿再提“卢汉铁路”这几个字的刘鹗，突然接到汉口方面好友姚锡光的通知，称张之洞急召他来武汉，商量铁路之事。难道事情有了转机？刘鹗抱着满心希望再次南下，又见到了张之洞，刘鹗表示“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急于承接工程的心理表露强烈，但张之洞仍不急于表态，给人的感觉是“似迎还拒”。刘鹗有点纳闷：既如此，何必又把我叫回来呢？

刘鹗不知道的实情是，张之洞与盛宣怀的交易出现了波折，盛宣怀抓住张之洞急于解决汉阳铁厂问题的心理，不断向张之洞追加条件，一会要加大新设铁路公司总理的职权，一会又要兼办银行，张之洞渐起烦心，于是召回刘鹗，还是用刘鹗来压盛宣怀。盛宣怀的消息很灵通，马上也赶到汉口，重新跟张之洞谈条件。张之洞本意并不是真的打算让刘鹗办铁路，刘鹗二次赴汉口自然也不会有实质收获。

直到9月，逐渐了解全部内幕的刘鹗才悻悻而归。临行前，刘鹗登上汉口龟山脚下的伯牙台，作诗一首：“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桐焦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诗写得意味交融，但内容却苍凉无奈。直到这时，人们大概才又想起眼前这位商场不得意的人原来是一位才情超众的大作家。

失意后的宣泄

1898年6月，清政府新成立的中国铁路公司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卢汉铁路的资金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正式复工。1906年4月，连通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建成通车，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同验收，并将卢汉铁路更名为京汉铁路。

此事在刘鹗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他久久不能释怀。当初为争办铁路，刘鹗四处活动，除了向王文韶等人行贿外，他还试图贿赂同乡、清政府掌管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段话：“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邪蒿”是一种性温无毒的水生植物，但因为名字中有“邪”，所以和孔子说的“盗泉”一样为历代文人所不齿。

从翁同龢到张之洞，尽管能力、政绩各有褒贬、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他们都很清廉。刘鹗贿赂翁同龢，自然被严辞拒绝了。张之洞也以清廉为人称道，平时生活全靠俸禄，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人再穷，二三十两银子还是能拿出来的。”然而，对于这样的官员，刘鹗不以为然，他在《老残游记》中写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鹗强调自己“亲目所见”，想必其中一定少不了翁同龢、张之洞等人。

《老残游记》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的上述观点却受到众多质疑，因为它带有很大的偏颇性。清官虽不能与能臣划等号，但清廉本身是优点而非缺点，至于贪官，无论能力多强、多能干，也终究于法不容，说他们“公然不敢为非”更缺乏依据。刘鹗要反省的恰恰是自己，也许想干一番事业，其中也有为国做事、为民谋福的成分，但通过非正当手段终究不是正途，失败了怎能怨天尤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