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韩喜平 宋浠睿

摘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仍然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积极启示。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植根于民生史观的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研究价值，以便汲取有益思想资源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

关键词：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1-0102-08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面对外国列强的经济掠夺与国内动荡的社会局势，晚清政府早已无力顾及民众生计，整个中国社会深陷在民生危机之中。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力倡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中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民生也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以及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孙中山毕生以关怀民生为奋斗目标，他说，“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自从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来，有关民生主义的争论一直存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研究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对于我们加强新时代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近年来，理论界不仅深入研究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具体内涵及其重要价值，而且深入研究其方法论基础，以求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研究状况、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一、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与历史贡献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民生主义占据着核心地位。民生问题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落实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孙中山强调，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理论归宿，“民生主义如果能够实行，人民才能够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为主;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主要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问题。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明确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在孙中山看来，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民生问题如此严重，固然与农业发展落后和外国经济压迫有关，但土地分配问题才是根本，因此，只有“平均地权”，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孙中山说：“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他认为，土地本来就是自然存在物，将其看作社会公有也是当然之事，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家控制，然后将占有权和经营权出让给农民，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能够杜绝土地买卖造成的兼并问题，从而保障“耕者有其田”，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只有实行土地增价归公政策，才能保证土地收益为全民共享，以便有效协调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就此而言，可以说“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主张，反映了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最基本问题。

在經济发展方面，孙中山提出了节制资本、振兴实业和对外开放等具体主张，其中节制资本是基本前提，振兴实业是现实途径，对外开放则是重要手段。孙中山认为，节制资本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和利用外国资本三方面内容，并且三方面相互联系，目的是“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可见，孙中山主张节制资本，是为了避免国民经济命脉被垄断资本所掌握，所以要求凡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如金融、交通和能源等产业），必须由国家来经营管理。

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只有不断振兴实业，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才能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实业根本既定，民生事实方能发生，利国福民无逾于此。”事实上，孙中山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虽然由于民国政府经济、政治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建设人才的缺乏，他的主张并未转换成现实，但却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探索。同时，孙中山非常前瞻性地将对外开放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他说“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于是，孙中山明确指出，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孙中山还阐明了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以及坚持平等互惠、互助共赢的基本原则。

社会教育问题也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关注的重要方面。孙中山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并将教育普及问题列入民生主义“四大纲”，主张“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第一件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人，此四万万人皆应受教育”。这是一种基于人权平等的教育理念，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对于原因，孙中山解释说，实行民生主义本身即为“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业，老年的人有养活。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由此出发，孙中山一方面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废弃百艺，惟文是务”，遏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新式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积极号召兴西学、办新校，发展新的国民教育。当然，发展教育是为改造社会提供必要条件，只有革命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因此，孙中山反复告诫学生“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并且将学生看做是革命的先锋力量，教育学生要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发奋为雄、立志救国，“以图救国家之危亡”。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于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主张的阐释，并未简单停留在社会经验层面，而是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了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生主义本身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

孙中山民生主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却无力改变当时中国社会“民穷财尽”的基本面貌。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积极倡导民生主义，准确把握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使得改善民生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人民性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将民生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但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形成同样受到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现实启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使人民得到幸福。这与民生主义的思想要旨一脉相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方向。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当代社会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当我们再次检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时，深深感到对我们今天搞好民生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以民为本乃兴国之宗旨”，“关注民生乃当今之要务”。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执政党制订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首先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不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眾路线，始终认为“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视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久的力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认识等各方面的局限，孙中山民生主义并不是非常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性。这在国民革命时期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就已看出。周恩来在批判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时曾鲜明指出，“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以至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思想在三民主义旗帜的掩盖下凸显着法西斯主义特征。董必武也从思想层面上直接指明，“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之，不难发现：一方面，孙中山民生主义以国民生计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对策，体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所处时代以及自身认识的局限，这一思想又表现出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相关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贯彻在革命事业中就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难免陷入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一生都保持着开放的理论视野，始终能够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研究员指出，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社会主义的先驱，早在中国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在将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就真诚地推崇社会主义。孙中山说：“我坚信，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人民才会更幸福，痛苦才会减轻。”在中后期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更以“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希望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就此而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确蕴含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孙中山本人也明确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孙中山却并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实施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号召通过阶级斗争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的基本主张，而是主观地认为中国并没有大资本家，也就间接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只有形式上的类似，并无实质内容的一致，充其量只是《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民生主义植根于民生史观，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性质使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二是对马克思及其社会理想的认识问题。孙中山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给予很高评价，有时甚至将共产主义视为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民生主义主张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希望实现的不仅是“共产”，而是一切事权都要以“共”为原则。但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孙中山却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是主张通过改良方式实行“土地共有”和“资本共有”来和平解决经济问题，并且认为，由于中国“受病不深”，反而具有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优势。因此，孙中山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力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达致社会主义的目的”。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社会并没有实行共产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只有“民生”才是一切社会活动之因。事实上，孙中山思想中的“民生”指的是人类求生存的意愿，这里的“民”是一个统称，包括不同阶级、不同经济地位的所有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现实中存在的只是有着不同政治身份、经济处境的个人，这些个人在决定自身本质的社会关系中所彰显的生存意愿是各不相同的。而“孙中山撇开了人的社会性，撇开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抽象地去理解所谓社会一民生问题”，最终必将南辕北辙，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三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孙中山一生尤其注重考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十九世纪末，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帝国主义过渡，劳资关系极度紧张。面对这一局面，孙中山深为感叹：“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为了避免在中国发生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孙中山主张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来防止两极分化。他指出，注重公平分配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孙中山的本意是以社会主义来预防贫富悬隔，避免将来的社会革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中，孙中山虽然对劳工阶级抱有同情，但却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阶级，而是强调“我们革命就是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作”，主张实施一种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战略。

进一步考察可见，以上问题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更为根本的矛盾的具体体现，此即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阶级问题，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明确强调：“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针对孙中山的此类观点，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方面“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体现出其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另一方面却又“在主观上设计避免在中国出现同样性质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阶级压迫及其相关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阶级理论则是马克思社会政治思想的内核。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正如有学者所言，“阶级分化的压迫、不平等和对抗性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却在根本上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也就看不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根本区别，以至于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不但无法实现中国反封建、反专制革命的彻底性，在国民党权贵阶层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中也使得民生主义的社会改造目标体现为一种表面化的人文主义情愫，无法承载中国社会整合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重任。

三、新时代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价值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起点。纵观百余年历史，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一生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設与改革事业正是对孙中山社会理想的继承。在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基于中国现实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了政治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站起来”的历史新境遇。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的政治论断，昭示着新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更加凸显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对历史的考察可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虽然在政治革命方面是不彻底的，但其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光辉理想，如毛泽东所言，一直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在新时代，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深入研究，必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发展。

首先，孙中山民生主义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并且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原则较为契合，因而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具有积极启示。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就曾明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观点阐明了“主权在民”的国家理念，所蕴含的“民本”思想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固有因素。我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就已明确将“民”看做国家社稷的根本，如：《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荀子也用“水舟之喻”形象表达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的朴素真理。封建社会中期，宋明理学家进而提出“民心”“民生”等概念，将相关问题的指向进一步具体化，如：程颐指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朱熹说“仁义之道，万世之所长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朱熹集卷七十三》）。由此可见，“民本”“民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为丰富的理论资源。而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主体，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毛泽东进而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既秉持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诉求，又超越了封建社会“君民对立”的狭隘意识，用民主革命的现代理念将民众的利益落实在“国民革命”的政治范畴中，体现了唯物史观人民性的历史主体性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具有积极影响，也同样启迪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建设。

其次，在民生主义体系中，孙中山提出了节制资本、振兴实业、对外开放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具体主张，这些观点将发展经济提升到社会建设的首要位置，符合现代国家的发展理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等基本路线有着较为一致的实践指向。事实上，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封建帝制，更在于这是一场国民革命、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像以往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只是围绕着政权的斗争与冲突，而是带来了新的国家发展理念。虽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旧军阀所篡夺，孙中山并未掌握国家政权，人民也并没有当家做主，以至于颇具现代意义的具体主张无法推行;但是，民生主义诸多经济主张及其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就现代国家理念的核心要素而言，只有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科学技术视为决定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才能走向现代化道路。

最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核心观念，对防止贫富分化的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尝试，与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诉求。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相协调，不是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有冲突。”在孙中山看来，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能够保持和谐一致，社会才可能进步，否则将会因贫富悬殊而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从某种意义而言，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体系涉及到了现代政治哲学中公平、正义等核心理念，而且不是概念探讨式的涉入以及道德说教式的宣扬，而是将之融合在具体措施中，试图通过制度建设达成治理目的。当然，民生主义对“民生”的重视以及对防止贫富分化等制度建设的思考，就其主要目的而言，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维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本身难以回避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思维逻辑。但是，这些政治主张力求“通过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措施，为国计民生，为共同富裕，为防止两极分化提供现实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现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洞悉历史逻辑与时代精神的战略眼光。因为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只有通过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才能使之不断实现;也只有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总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把握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在深重磨难之中的时代呼唤，把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意识和意志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并力图付诸实际践，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我们落实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思想中提取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