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 《论权威》首次对权威思想作了系统阐述，是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的理论源头。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光辉历程中，党中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掌握规律，丰富发展了权威思想。新时代重温经典，就是要坚持《论权威》的权威原则，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重要前提，凝聚思想认识、贯彻制度落实、聚焦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关键词： 权威思想;《论权威》;中国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5.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韩宗丽.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当代启示[J].克拉玛依学刊，2020（5）40-45.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巴枯宁主义者对任何权威和集中的极端否定、对无政府主义的极力宣扬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破坏分裂，恩格斯为革命斗争需要写下《论权威》这一著作。文中恩格斯以批判巴枯宁主义为主要目的，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阐述了何为权威、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揭露了反权威主义者内在的反动本质，为当时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文章篇幅虽短，但逻辑严谨、论证精辟，是第一次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重要著作。

一、恩格斯权威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权威的概念及本质

针对巴枯宁主义者对于任何权威和集中的极端否定和简单定罪，恩格斯指出：“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一方面，权威表现为客体对主体意志的服从，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服从性。权威主体与权威客体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够失去其中任何一方，否则，权威关系将不能存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关系总是表现为一种意志服从关系，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等。对权威主体而言，体现为一定的强制性，对权威客体而言，则表现为服从性，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权威的存在以客体对主体的服从为前提。权威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意志意愿行事，权威落实体现在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服从，若无服从，便无权威可言。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是否异于权威客体的本人意志，对权威的服从可分为“被迫服从”和“自愿服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表现为强烈的对抗性。由于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的阶级对立，权威主体的意志有异于权威客体，在此情况下，对权威的服从中被迫服从占主要因素。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得到破除，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但都呈现为非对抗性。无产阶级执政下，权威主客体意志逐渐趋于一致，“强迫服从”逐渐缩减，“自愿服从”逐步提升。

（二）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在《论权威》中，恩格斯结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具体分析深刻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1.权威存在的必要性

从生产斗争实践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生产逐渐社会化，人独立的分散活动逐渐被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活动所代替，其中组织联合活动的关键便是权威。首先，在社会组织中，一定的权威是进行联合活动的先决条件，越是复杂的联合性活动越需要权威;其次，社会组织联合活动中的问题往往通过权威得到解决。在社会活动中，面对一些突发状况或是个人无法解决的情况时，“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现为服从”，无论是主管领导的某项命令还是出台制定某项制度，问题的解决总是与权威密不可分。

从阶级斗争实践来看， 阶级斗争需要权威，恩格斯提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1]。一方面，阶级政权建立前需要权威，在权威的支撑下，通过组织领导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使一部分人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意志，才能建立政权，实现统治。另一方面，政权建立后仍需要权威，“获得胜利的政党必须凭借权威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

2.权威存在的长期性

巴枯宁主义者把权威局限理解为政治权威，把权威视为绝对坏的东西，认为废除了国家以及政治权威，资本就会自行灭亡，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恩格斯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权威的存在具有长期性。人们的联合活动分为与生产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两种，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内的联合活动属于后者。与生产直接联系的权威，社会永远需要，而与生产间接联系的权威，即政治權威却非永远必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伴随国家消亡的权威只是政治权威。但权威仍然会长期存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控，在经济领域以及社会领域仍需要权威存在并且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简单管理职能。”[1]

（三）权威与自治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1]权威与自治之间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这里的相对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权威与自治是相反相成的东西。没有一定的权威，个人的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没有权威下的自治和自由会使社会陷入无序，造成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社会混乱。第二层是指权威和自治是有一定范围的，其范围会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社会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联合体，为使大规模的联合活动有序开展，权威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四）反权威主义者的反动本质

在《论权威》中，恩格斯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和集中，认为废除权威是进行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可实际上，革命恰恰是最具有权威意义的东西。反权威主义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不知所云，只是拼命反对“权威”或“集中”等字眼，他们散播错误观念，影响扰乱无产阶级运动。另一种则是他们知道政治权威在革命中所发挥的极端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反对权威，具体来讲，他们所反对的权威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其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运动。这两种情形究其本质都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具有反动本质。

二、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权威思想对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权威思想与维护党中央权威紧密结合起来，并在结合中国实际的过程中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深化。这既对奠定党的领导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礎有重要意义，也深刻彰显出恩格斯权威思想的旺盛生命力。

（一）恩格斯权威思想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在党内未能形成稳定有效的中央权威而屡受挫折。在长时间的摸索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党内形成正确有效的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提到，革命无疑是天底下最权威的东西。在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通过革命权威捍卫党的权威。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2]的重要论断，强调武装斗争是我党的唯一出路，要以革命权威捍卫党的权威，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权威思想。同时，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以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抗战爆发后，面对党内个别同志自由散漫、自成体系、个人主义之风盛行等违反党性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正式从中央层面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随后，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党中央权威的核心地位正式树立起来，并得到根本维护，为全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为能够坚持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质保量完成既定任务，就必须不断巩固政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对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实施标准，反对一切有碍党中央统一领导以及有损党中央权威的言行。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对于权威和自治的理解，创造性的提出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相应扩大地方权力，鼓励地方多办事、勤作为，使其能够因地制宜、灵活施策，从而调动地方积极性，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其时，权威思想在党内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具体，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初步显现出来。

（二）恩格斯权威思想中国化的深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强调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以此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实现了恩格斯权威思想中国化的深入推进。“文革”期间，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制度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国家各项事业遭遇严重危机，党中央权威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此种状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拨乱反正，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明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提升党中央的公信力，捍卫并强化了党的权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恩格斯权威思想中国化的正确路线。在1979年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强化党中央权威。1988年9月，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中央要有权威”[3]，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而这种秩序必须靠权威组织起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维护党中央权威作出了明确的制度性规定，要求全体党员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此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权威思想均有所发展，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问题上，思想上一脉相承，实践上一以贯之。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不仅是对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党的各个时期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恩格斯权威思想中国化的纵深发展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在世界舞台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要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立足本国实际，面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更需要维护好党的权威，引领中华民族披荆斩棘，迈向伟大复兴。

全面维护加强党中央权威是新时代权威思想的核心要义。在《论权威》中，党的权威是恩格斯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一切权威的基础前提和先决条件，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更需要依靠党中央的全面领导，需要依靠全党全社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展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理论精髓，汲取历届领导集体的宝贵实践经验，全面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求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权威的组织引领功能，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推进权威决策与民主探索相统一，实现了恩格斯权威思想的纵深发展。

三、恩格斯权威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执政考验从未停止，如何维护党中央权威，怎样巩固党中央权威仍是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恩格斯权威思想对我国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夯实执政基础

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注重党的建设既是重要前提，更是根本保障。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向内发力。一方面，我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长期复杂艰巨的诸多考验，亟待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党内仍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严峻尖锐的种种危险，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从“来自谁”来看，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从最初50余人的小党到现今拥有9 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人民群众始终是我党发展壮大的生机所在。从“为了谁”来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从“依靠谁”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4]，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使党的事业焕发出强大生命力。综上所述，人民群众是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评价主体，坚持群众标准，听取群众意见，经受人民检验。真正做到行程万里，人民至上，民心所望，执政所向。

充分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增强政治上的战斗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成为重要时代课题，伴随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步伐的有力推进，我党相继制定出台了系列规章制度，不断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建设，一是要以“两个维护”为首要思想引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二是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建立健全各项政治纪律体系，把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有效成果、经验、措施制度化，上升为党内具体制度法规，更好指导实践。三是加强问题意识，增强纪律建设的实践指向，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项短板，要抓住关键问题，重点施策，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要强化监督问责，过去我们不是缺乏好的政治纪律制度，而是监督问责不到位。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扎紧制度的“笼子”，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做到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维护党内团结统一。

时刻紧抓作风建设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纯洁性。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不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实现长期执政，这是党值得思考和亟待回答解决的重要课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筑牢信仰之基，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政治智慧，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要加强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注重优良传统中蕴含的精神特质，深入发掘革命文化的时代内涵，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前进。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鼓励党员领导干部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在学思践悟中形成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凝聚思想共识，强化理性认同

思想上的自觉推动行动上的坚决。要想把工作做实做好，就必须先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增强对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一是增强对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对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就是要求个体自觉站在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发自内心地认同党中央权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权威也为这个最终目标所服务。二是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的实质核心就是党中央权威，以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为思想基础，强化对党中央权威的服从。三是加强对党中央权威人民立场的认同。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是为了更好维护人民利益，人民自愿维护权威，也是党长期执政、群众基础不断巩固的关键所在。

二是增强对党中央权威的情感认同。恩格斯认为，无论权威是怎样造成的，其中都有一定的服从。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党中央权威的服从建立在一定的情感基础上，也就是对党中央权威的情感认同上。对党中央权威的情感认同，首先建立在建党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识的基础上。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考验，一路走来，初心不改，使命常在。当今中国更是以昂扬自信的姿态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5]。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始终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绝对的党中央权威。其次，对党中央权威的情感认同还建立在对习近平总书记人格魅力、为民情怀的基础上。维护党中央权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本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情怀的政治领袖能够发挥好新时代“掌舵人”的作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使中国这艘巨轮在面对惊涛骇浪时仍旧一往无前、行稳致远。

（三）贯彻制度落实，保障团结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集中要以民主为基础。没有民主的集中，就会发展成独断专行，未充分考虑吸收群众的声音，就会使工作带上严重的主观主义色彩，导致工作失误，此外，也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而造成脱离群众，丧失我党执政根基的严重后果。其次，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民主的方向及其具体实现需要集中为其保驾护航，民主的结果需要集中来得到体现，我党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调动群众积极性，为党的各项活动献计献策，最终目的是能够实现党的各项目标，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之，民主和集中二者不可分割，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运用权威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要践行群众路线，激发人民创新创造活力，正确把握理解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处理好集中与民主间的辩证关系，以制度保障党内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

（四）聚焦行动落实，积极付诸实践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6]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是不断实践不断发展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就失去了科学性和指导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人，共产党人更应当注重实践，积极用所学理论指导实践，彰显理论的内在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7]只有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最大优势向最佳效能的成功转化。

四、结语

新时代重温《论权威》，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思想启示。有助于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有利于保证与党中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做到与党中央同心同向同行。聚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要继承权威思想，坚持权威原则，筑牢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之基，做到思想认识上强化认同，制度保障上贯彻落实，实际行动中坚决维护，确保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274、277、277、277、276.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41.

[3]鄧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56.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      社，2017：162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3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7]隋学礼.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威本质及其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