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也无能为力的事

2020-03-03 02:38莲子医生
中外文摘 2020年2期
关键词:心梗谈话病房

莲子医生

某天早晨八点多,一个急性心肌梗死、支架植入术后并发再梗死的男病人死了,四十多岁,五十不到。

认真说来,这样的病人在心内科不算年龄大,算是“很年轻”的,理论上来说应该预后——也就是预期恢复效果比较好才对。不过,理论上的东西毕竟停留于理论,并不总能在现实中成立。

这个病人突发胸痛的时候凑巧我当时查房路过,所以也被拉去参与了抢救,眼看着这个人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因为这个人早就已经被同事默认会死了。

这么说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医生怎么可以认为病人会死?

医生难道没有同情心?

医生为什么不尽力去救人,还在那儿私下地议论某个病人可能死?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我们从来不会“不怀好意地”议论病人,而是光明正大地讨论病情。

这里涉及一个医疗业界内部很清楚的东西,叫做疑难危重病例讨论。

凡是科室内收治的疑难病例、危重病人都要进行科室内部讨论,对于一些难以明确诊断或者治疗方案暂时不能肯定的复杂病例,可能还要请院内相关科室甚至是全院大会诊。如果说全院大会诊还不能明确一个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那么就可能请上级医院的专家进行会诊,或者需要请病人转诊上级医院。

急性心肌梗死,这个病重不重?

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很重,会死,而且死得很快。

简单粗暴了一点,不过就是这样。

对于医生来说,判断一个病重不重,基本上就是看它会不会死人,是不是很容易死人。

我觉得托赖于这个时代的信息传播效率,绝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心梗”这个词,哪怕并不懂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该知道一点——心梗会死人。

如果说人是车,心脏就是引擎,引擎坏了,车还想动吗?心梗了,人就好不了!

这个急性心梗手术后的病人死了,不是因为病重,比他病情更重更急的多得是,而是因为他自以为“很有主见”,自以为“很会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这个病人入住开始,他就演示了一个完美的病人如何作死的范例。

我们暂时把时间退回几天前。

门诊收了个病人上来,在住院卡上写着大大的ACS。ACS,急性冠脉综合征,包含心肌梗死、心绞痛几种疾病。

这是很危险的病,病人入院之后我们科室立刻进入了加急运转状态。

因为当时病人胸痛表现并不十分强烈,而他本人又要求参与谈话,因此医生再三确认后,让病人和家属一起来到了办公室进行术前谈话。

医生:“你这个病是急性心梗,非常严重,广泛前壁梗死,需要立刻手术。”

病人:“我以前身体好得很!怎么可能心梗!我就是胸口有点疼!你说心梗,有什么证据?”医生解释了如何诊断心梗并提供相应检查化验报告。

这一次的解释用了半小时,大部分时间在被病人家属纠缠无关问题,例如抽血多少钱,为什么这管血比那管血贵……

这时候我听得很着急。

因为急性心梗是一个等不起的病,越是早诊断早治疗,病人获益越大;越是拖,就不只是钱和疗效的问题了,那可能会猝死。

随着谈话的进行,病人一家的情绪变得更加急躁,床位医生劝说其不要激动,情绪激动容易加重病情。病人家属:“我看不懂!还不是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病人:“你讲要怎么搞吧。”

医生:“你这个病需要立刻手术,放支架!”

然后医生用模型讲了大概手术过程、目的(感谢我科有精巧的模型)、可能的并发症,又用了半小时。

病人家属经过了一系列的询问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血管堵了,你们要放个东西,把它撑开!那你能不能撑开了就把东西拿走,不放在里面,就便宜了吧?”

怎么说呢……

这个病人家属你很有想法,但这不是目前的技术手段可以办到的。

目前来说,要支撑住狭窄阻塞的血管,我们就必须要把支架留在那一段,把它撑起来。

经过了大约一小时的术前谈话(相对于我科经常进行的术前谈话,这个时间过长了,一般急诊手术都是十分钟左右),这时候病人的胸痛明显加重,被送回病房,家属继续和医生谈话。

家属:“手术大概要多少钱?”

医生:“现在没有看到血管情况,不能定论,先交个两万块钱,如果多了就退给你们。”

家属:“支架用进口的和国产的有区别吗?”

医生解释了十分钟。

家属:“用进口的你们是不是回扣多点?”

医生:“今天我科有十二台手术要上,如果你还不能决定是否手术,台次不能安排,下个病人上去后你就要再等。病人不见得能等得起。”

家属抱怨了几句,意思是医院真黑,然后终于签字手术。

然而,下一台手术已经开始。我科只有一台机器,所以这个病人只能继续等。因为胸痛更厉害了,家属大骂医院耽误治疗。

急诊手术安排在能排到的最早台次,支放了三个支架后,病人症状缓解,安返病房。

“安返病房”这几个字是所有手术医生最大的期待。

病人手术顺利,平安地返回病房,可以预期的就是之后的逐渐好转了。

那么我们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这个病人算是从死亡隘口拽了回来。

等等!

有突发情况!

所有支架术后病人按例一律入住CCU(监护室),病人家属表示反对,一天一千块钱谁住得起?!

必须不住!

于是病人躺在平车上,在走廊进行漫长的等待。

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床位医生、主治医师、主任医师、科副主任先后与病人家属谈话,言辞恳切,从病情到费用都说得很清楚,包括如果发生并发症的话CCU 和普通病房的抢救成功率的区别等都说了,但病人及家属坚持不住CCU。

一群人就这样堵在走廊上大声嚷嚷,病人还躺在旁边的平车上,我作为记录谈话的人,内心十分无奈。

“做个手术不就好了吗?住什么贵病房!都被你们把钱花完了!”

“术后病人最好在CCU 监护几天,平稳后转去普通病房。”

“普通病房才十几块钱,CCU一千!你们抢钱啊!”

类似于上述对话重复多次,总之无论如何病人一家就是不松口——不管是病人的家属,还是病人本人,他们都觉得“医生在吓唬我们”“医生为了多赚钱故意把病情说得比较重”“手术都做了还能有什么差别”。总而言之四个字:坚决不住。

我科已经尽力进行沟通,最后给予全程谈话录像及签字。

病人“按照其本人的要求”安返普通病房。从这以后,病人就开始每天要求出院,抗议心电监护,签署拒绝治疗同意书后撤去心电监护,拒绝口服双抗血小板药物和其他药物,理由当然是贵。签署拒绝治疗同意书后停用口服药,病人非常想当然地给自己安排了几天后出院。在住院期间非但不安静休养,反而还跟家属一起在病房里吵吵嚷嚷的,打扰其他病人休息,被多次提醒警告后才稍微安静一点。

如此这般,经过了每天谈话、每天签字的“治疗”之后,病人在几天后的早晨死亡了。

我曾经看着他入院,看着他上台手术,看着他安返病房,看着他拒绝治疗,也看着他心跳停止。

只是此刻我很难有一点点的同情心。

他曾经有那么多条活路,我们也曾经尽心尽力地想要让他走到好的路上,可他偏偏要走错的那条路,我能怎么办呢?

我国法律并不允许医生强制病人接受某项治疗,也不允许医院拒绝收治某位病人,更不允许医院强制让病人出院或者转院。

“你们必须充分尊重病人的意愿。”

是的,我们必须尊重病人的意愿,我们给出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提供了治疗方案,我们只是不能替病人进行选择。

即使我们明知道病人选的是死路,只要他这么说了,他签字了,我们也只能看着他往死路一步步走远。

这并非现有的医疗技术无法挽回的死亡,却是任何时代、哪怕包含了未来科技都无法拯救的死亡。

可笑的是,病人家属正在纠集人手哭着喊着要给病人“讨回公道”。

医生当然想要救回所有病人。

可是,如果你一心要死,我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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