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作品的读者接受对其创作策略的影响

高 频，杨振岗

（1.兰州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2.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办公室，甘肃 兰州 730030）

哈金是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一名重要作家，广受关注但又颇具争议。哈金之所以被关注并引发争议，都因为他的作品在不同读者群体中的文学接受存在着极大差别。面对同一个文本和叙事方法，不同背景读者的阅读感受、文本阐释和文学批评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一现象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所以哈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通过考察哈金在各个阶段的创作策略，再结合不同读者群体对其作品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一、初期的迎合式写作及不同读者群体的接受情况

当代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称：“文化实践与政治权利是交织在一起的。”[1]其实，考察各个时期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里面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能看到中国国家形象的踪迹，而哈金的作品中中国国家形象则更加凸显。

哈金的出生和成长都在中国，并在中国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定居。哈金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用英语写作，写作之初，他一心谋求作品能在美国出版，并能获得美国读者的认可。当时东方主义正当其时，美国主流思想界将哈金的身份界定为从社会主义中国出逃到西方的“幸运者”。美国主流读者对哈金的作品一开始就有了隐含期待，如果作品符合这个期待，就会受到欢迎；反之，则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面对这样的语境，迫于生存的压力，哈金选择了迎合式的写作策略，换言之，就是将自己量身打造为东方主义的代言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自己在母国中国的“真实故事”。哈金的作品一面世，就在美国主流读者群中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当然，也有一些清醒的评论家指出，哈金作品中的所谓“真实性”全部都是刻意为之，艺术处理手法粗糙，而且他们认为哈金讲述的中国故事，和之前听过的同类故事相比，乏善可陈。但这种真知灼见被强大的叫好声淹没，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虽然哈金一直用英语写作，但因为他是华裔作家，写作的主题和背景基本上都是中国，所以他的作品出版后不久，就引起了中国出版界的关注，陆续有中译本出版发行，尤其在台湾，哈金所有作品几乎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样，哈金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汉语读者的视野。在创作之初，哈金迫于生存和语境的双重压力，将注意力全放在迎合美国主流读者上，至于中译本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后会有什么反应，在当时他是无暇顾及的。哈金作品的争议性，其实在他当初选择迎合式写作策略时，就已经注定了。

（一）美国读者群体的惊喜和追捧

美国主流读者是哈金心目中的隐含读者，也是他刻意迎合的对象，所以哈金在创作时，采用东方主义的政治叙事模式来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他的作品选题广泛，结合作者个人的经历，将故事的场景置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在红旗下》以东北农村生活为背景，《等待》的故事背景在中国部队医院和乡村间不断切换，《辞海》描述中国普通士兵的生活，而《新郎》中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小城镇。虽然是英语写作，但哈金非常刻意地在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中出现明显的中国痕迹，经过这种处理，美国读者在阅读时，就能感觉到其作品具有很强的“中国性”和“真实性”。这种在英语语言上进行异化处理的手法，是许多具有外国背景的作家所惯用的技巧，从较早的康拉德、纳博科夫，到后期的胡塞尼，他们的作品中都用了异地处理手法，哈金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从中获益。

因为美国主流读者群体认为哈金是从社会主义中国成功出逃到西方的“幸运者”，并没有受到任何利益的诱惑，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作者纯粹受良知驱使，在到达“自由世界”后，用英语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自由世界”的读者呈现所谓的“最真实”“最鲜活”的中国故事。

当有人问及他的作品中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刻意丑化时，哈金首先承认他是丑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但又解释他丑化的那个“中国”不是民族和地域意义上的中国。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国家观：“谈及国家，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国家跟个人的关系怎样界定。国家完全是artificial的，是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应该对它有那种神圣感和神秘感。我们把国家当成唯一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仰，国家经常成为我们唯一的、完全的。最后就把国家神话化了。”[2]他发表这些观点主要是为他身为中国人却丑化中国寻求合法性和正义性，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确定了他迎合美国主流读者群的写作动机。

（二）中国读者群体的愤怒和质疑

哈金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并不多，目前仅有《等待》《池塘》《南京安魂曲》以及《通天之路：李白传》等几部作品进入中国大陆读者视野。一般来说，中国大陆读者对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有极大好感，比如伍诗绮的《无声告白》和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都受到欢迎。但同样作为华裔作家，哈金作品的中译版进入中国大陆后，在广大读者群体中引起的却是强烈愤怒和质疑。最典型的是学者刘意青对《等待》的批评，她从民族感情和历史真相的角度出发，批评哈金对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对中国政府形象的丑化。随着哈金作品的不断引进，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不断有评论家从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哈金对“东方主义”的刻意迎合，并认定哈金出于某种特定目的，故意对中国建国后各历史阶段进行混淆描述，表现出极大的不诚实[3]。评论家郜元宝从艺术价值角度进行考量，认为哈金作品的叙事题材陈旧，文学创作技巧拙劣。又因为哈金作品的故事背景与中国当代文学中颇具影响的“伤痕文学”有高度重合部分，郜元宝将两者进行了对比，并不客气地认为，与“伤痕文学”中的许多作品相比，哈金的作品在主题发掘和对历史的反思上都相差太远，属于不合格的文学作品[4]。

总体而言，哈金作品的中译本在中国大陆读者群体中的接受和流传是失败的，其“东方主义”的叙事和历史重构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质疑。相比许多华裔作家的作品受到母国读者的喜爱，哈金的作品影响力在中国则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稳定的阅读群体。在文学评论界，哈金的境遇更加悲惨，最初还有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渐渐连批评和质疑都不屑，在许多华裔文学作品选集和作家介绍中，甚至有意无意将其忽略，这与哈金在美国的成功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隐含读者的调整及过渡期的中立写作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读者的接受程度对创作者的写作会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力，哈金的创作也不例外。哈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当时，他的个人生计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写作基本上成了谋生手段，所以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一边倒式地迎合东方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写出的作品，肯定能受到美国主流读者的认可，因为本来就是为美国读者量身打造的，但却在中国大陆读者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哈金作为一名华裔作家，作品又致力于讲述中国故事，所以在创作中，不可能无视中国大陆读者群体的负面情绪。而且，如果想成为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家，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就不能以迎合特定读者群体为自己的写作策略。因此，在之后的创作中，哈金不得不将中国大陆读者群体纳入了隐含读者之中，并将读者群体的隐含期待做了调整，放弃一味迎合东方主义的写作策略。这一特点在2000年后出版的《战争垃圾》《自由生活》和《南京安魂曲》等作品中显露无遗。

哈金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创作《战争垃圾》的目的，就是想写一本美国和中国大陆读者群体都能接受的作品。哈金第一次将故事的主要背景搬离中国大陆，讲述了一个志愿军翻译在美军战俘营中的故事。这部作品中不再出现东方主义式的政治叙事，更没出现歪曲中国当代历史的描写。但哈金在塑造了人物形象时做了非常讨巧的处理，主人公俞元虽然是中国人，但同时又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都让美国读者感到极为亲切。这部作品出版后，又一次获得了美国的主流大奖——国家图书奖。从创作者的角度视之，哈金的这次妥协是成功的，一如既往地赢得美国主流读者的认可，又没有像之前《等待》等一系列作品触怒中国大陆读者群体。

2007年出版的《自由生活》和2010年出版的《南京安魂曲》则走得更远。在《自由生活》中，哈金第一次将故事背景直接置于美国社会，直视美国移民家庭面临的各种压力，试图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出发，做一些深度的探讨和理性的思考。在这部半自传体的作品中，从主人公武南的身上处处都能看到哈金的影子。虽然举家从中国来到了美国，周边的社会完全陌生，举目无亲，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武南始终没有放弃当一名诗人的梦想，在艰辛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坚持写诗，因为他只有在写诗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令人欣慰的是，武南最终生活境遇的改变，也恰恰是因为他坚持写诗。《南京安魂曲》更是彻底摆脱政治叙事，基于真实历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冒死救助中国难民的故事，严厉谴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并赞美以美国传教士明妮为代表的国际援华人士的英雄行为。略去作者的身份，单独考察《南京安魂曲》，无论从取材、立意，还是从叙事视角及历史阐释，各方面都与其他中国作家的抗战题材作品无太大区别。

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家的追求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的国家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各种交流也猛然增多，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都被世界各国熟知，中国再也不是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引起了外界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关注，随之而来的，各个读者群体对华裔作家的作品也有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期待，这个变化给华裔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身为华裔作家的哈金，自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此之前，迫于中国大陆读者群体的强大压力，哈金已经调整过一次写作策略，彻底放弃了20世纪90年代为东方主义代言的写作方式，在《战争垃圾》《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等作品中，对其母国中国开始进行相对客观的描写和正面的阐释。然而，在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增的外部形势下，读者群体都不再希望具有中国背景的作家仅仅讲述跟中国有关的陈年往事，而是期待华裔作家能写出与之前不一样的作品，让他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且，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点上，美国读者群体和中国读者群体虽然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因为两个群体似乎都特别期待华裔作家能从自己的族裔出发，通过自身生存感受出发，描写作为一个他者的生存状态。中国香港移民作家伍诗绮的《无声告白》在中美两国都大受欢迎，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另外，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美国读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向往中国，很大一部分美国读者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文化，他们除了阅读英译的中国经典人文作品外，也特别期待华裔作家能从最新的角度阐释中国传统文化。

哈金作为一名华裔作家，自然对这一变化有很深的感受，而且决心再次调整写作策略，追求做一名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家。他在一次访谈中声称：“‘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因为大家都将在同一起跑线上，都面对无法最终实现的理想。今后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你写出接近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作品，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家。”[5]57

在这种想法的主导下，哈金不但完全放弃了东方主义代言者的身份，而且也不再试图在美国和中国读者群体的不同期待中艰难地寻找落脚点。外部形势的变化，再加上自身的反思，最近几年，哈金毅然选择回归中国传统，开始怀着极大的尊重和崇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并试图结合自己多年的英语创作经验，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介绍给全世界。哈金在这个新策略下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通天之路：李白传》（The Banished Immortal:The Life of Li Po），全书用英文写成，2019年由美国神殿出版社出版，2020年2月中译版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通天之路：李白传》出版后，一般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林语堂于1947年写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angpo），但如果做深入考察和全面对比，就会发现《通天之路：李白传》与《苏东坡传》有极大差别，尤其是在创作背景和写作动机上有极大不同。林语堂写《苏东坡传》时，中国积弱积贫，在美国读者眼中是一个愚昧和落后的国度，他们在阅读有关中国的作品时，往往带着一种居高临下和猎奇的心态。在这种背景下，林语堂出于民族自尊心，决定对美国人进行中国启蒙，努力扭转美国人的中国观，所以他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恬淡的生活方式介绍给美国读者。而哈金写作的当下，美国乃至全世界读者都对中国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并且有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愿望，他们期待的目光落在了具有中国背景又有英语写作能力的华裔作家身上，希望他们能通过文学作品，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其他各方面做最全面的介绍和最权威的阐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目前华裔作家的独特价值。

反观哈金的整个创作生涯，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一位极度重视读者接受的作家，并能随着读者接受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目前美国乃至世界读者对与中国相关的高质量作品的强烈兴趣给华裔作家带来了极大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作为对读者接受极其敏感的哈金，显然已感受到读者的强烈期待，而且这种期待还给他带来一定压力，因为他在创作访谈中坦承，只有从事此类写作，他才有可能“作为作家继续存在下去”。无论通过哈金个人的主动表达，还是对其创作生涯的观察研究，我们都可以断定，以《通天之路：李白传》的出版为契机，哈金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创作活动中，将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发掘与正面呈现，作为一名在海外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哈金将选择回归民族，回归传统，主动追求创作“伟大的中国的小说”，并试图做一名“中华民族的伟大作家”[5]57。

四、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用英语创作的哈金，其创作生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写作时，其写作动机就是屈从东方主义，迎合美国主流读者，虽然作品获得美国读者群体和评论界的认可，但重构历史的写作方式受到中国大陆读者的强烈质疑。

哈金是属于对文学创作有严肃追求的作家，并不是一味进行政治投机的写手，他尊重作品的读者接受，并能不断做出相应调整，所以在第二阶段的创作活动中他放弃了迎合美国读者的写作策略，开始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母国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一策略下创作的作品不再引发争议，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成为各国读者向往的对象，哈金再次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利用华裔身份和英语写作优势，加入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作家的创作努力。哈金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做了两次创作策略的调整，主要原因是受到读者接受的影响，这种影响或以压力的形式出现，或以期待的形式出现，作为创作者的哈金都能敏锐地认识到，并能做出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