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鲁人“俗俭啬”

郭海燕

“俭啬”可谓是汉代史学家对先秦鲁国风俗的一种共识。司马迁有言，邹鲁滨洙泗，“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史记·货殖列传》）；班固在谈及各地风俗时亦曰，鲁地“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书·地理志下》）。

翻阅先秦典籍，不难发现，鲁国确如司马迁、班固所言，盛行节俭之风。《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庄公命人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红漆，在椽子上雕花纹，大臣们认为庄公违背了节俭的传统，大夫御孙更是将节俭提升到道德的高度来劝阻庄公。他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认为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浪费是邪恶中的大恶，庄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先人的大德中注入大恶。鲁国的正卿季文子，曾辅佐宣公、成公、襄公三代君主，执掌国政30 余年，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史书称他“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国语·鲁语上》）。孟献子的儿子仲孙它很瞧不起季文子的做法，认为他有损国威。季文子却表示，国内老百姓吃糠咽菜、衣衫褴褛的还有很多，自己怎能置百姓不顾，只顾贪图享乐呢？后来孟献子知道了这件事情，怒而将仲孙它幽禁了七天。仲孙它闭门思过之后，改过前非，厉行节俭。在季文子的倡导之下，鲁国朝野出现了简朴之风。《鲁语·国语下》记载，鲁国公父文伯虽为朝廷官员，其母却亲自织麻。当公父文伯提出异议的时候，其母却说：“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教育他生活不要过于安逸。

俭，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倡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论语·学而》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在治国方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孔子一向宗周重礼，但他重视的是礼的内在精神，而非形式，当其弟子林放问何为礼之本时，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论语·述而》中也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奢侈了就容易越礼违礼，节俭则会让人感到寒酸，但与其越礼，则宁可寒酸。在孔子看来，有些做法虽然不符合古礼，但可以节约，那么也可以接受并提倡。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用麻布来制作礼帽，符合礼的规定。现在人们用黑丝绸来制作，较之以前更加节省，所以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孔子思想中提倡节俭是一贯的，从他对弟子的教育中也能体现出来。他时常教育弟子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对于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清贫生活的弟子颜渊，他十分喜爱和器重。到了西汉时期，许多鲁国人仍然保留着这种节俭的传统。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到的曹邴氏，虽然富至巨万，却处处节俭，“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鲁人的俭啬风气主要是受鲁国重农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鲁地处内陆，不像齐国那样具备鱼盐之利，但境内多平原，土壤肥沃，而且汶水、泗水等横过全境，灌溉便利，是一个适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区。司马迁也说，此地“宜五谷桑麻六畜”（《史记·货殖列传》）。另外，鲁国是周文化的主要继承者，而周人本是以农业立国的。《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先祖弃，“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于是帝尧封弃为“农师”，帝舜赐号曰“后稷”。之后，周人一直延续着重农的传统。武王灭商以后，周公之子伯禽代替周公就封鲁国。伯禽坚持用周的习俗、制度来治理鲁国，使得鲁国也形成了发展农业的传统。《左传·襄公七年》就记载了鲁国郊祭后稷的情况：“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古代郊祀天地，鲁国亦祭祀其先祖后稷，以祈求农事顺利，由此可以看出鲁人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下面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个简单的考察。春秋以来，虽然随着牛耕和铁制生产工具的推广，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当时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推行新政时考察过一般年景中一家五口的收入状况。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汉书·食货志》）按照李悝的计算，魏国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全家一年可收入150 石粮食，除去租税、口粮、衣服、祭祀，至少会有450 钱的亏空。如果再加上疾病死丧之费和租税之外的其他征敛，一般农民就无以为生了。《尚书·禹贡》中为了“定贡赋”曾将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其中，魏国所在豫州的土壤被列为“中上”，而鲁国所在徐州的土壤被列为“中下”。在魏国，五口之家的经济状况尚且如此，鲁国的情况可能更糟。《庄子·让王》中称孔子的弟子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四十亩”，颜回却仍然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可以想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鲁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辛，收入非常有限。

不仅如此，农业发展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先秦时期，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更为明显。先秦时期的鲁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有研究者统计指出，春秋时期鲁国发生的灾害种类有10 种，如水灾、旱灾、虫灾、火灾、霜灾、雹灾、地震等，达71 次，平均3 年左右就有1 次灾害发生，占春秋时期灾害总和的53%。这些自然灾害多发生在夏、秋二季，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1]。清孔广森也认为：“《春秋》所书地震，皆自鲁言。”[2]无论哪一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会不同程度地对农业生产产生破坏作用，从而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因此，储备粮食成为应对灾害、稳定国家发展的首要方式。《淮南子·主术训》曾说：“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也就是说，耕种三年，除了吃的以外，还要留够一年的粮食储备。西汉尚且如此，遑论先秦时期灾害频发的鲁国了。

正因为鲁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普通民众生活十分困苦，而先秦时期的鲁国又“数被水旱之害”，所以鲁国人民养成了“好畜藏”的习惯，在丰收的年月储备好一定的粮食，以备饥荒灾年之用，生活中也是处处节俭，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吝啬。久而久之，“俭啬”于是成为鲁国的一种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