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景仁诗中的“唐音”与乾嘉诗风

凌 丽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自杨维桢、高启及前后七子始，崇唐尊宋蜂拥而起，然而“唐诗的辉煌，并不意味着从此将滑向衰竭低谷，此中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诗史表明，古近体历经宋元明三代，生意仍盎然，虽然在衍进中屡有变易，可这变易恰是活力增添的一种合理运动”[1]8。故有所谓宗唐、宋之风潮。纪昀有言：

盖明诗模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选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2]

这番论断可以说是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观念由来已久的一种廓清，且纪昀对宗唐、宗宋这两种主张皆有所批判。但依实际创作情况而言，文人们大都以模仿为宗，“假人余焰，妄僭霸王”[3]，而在清代以其自身才力书写诗人之诗并卓绝一时的，以黄景仁为代表。

黄景仁有《两当轩集》《竹眠词》传世，其中许多诗篇与唐宋名家相较竟丝毫不逊色，故在“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4]的清代，黄景仁可谓以其独特的诗人气质鹤立其中，“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5]，其诗“沉郁清壮”[6]，音韵铿锵，令人耳目一新。洪亮吉对此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后始稍稍变其体，为王、李、高、岑，为宋元祐诸子，又为杨诚斋，卒其所诣，与青莲最近。”[7]4则指出了黄景仁诗歌中所具有的“唐音”与“宋调”。翁方纲也称：“仲则天性高旷，而其读书心眼，穿穴古人，一归于正定不佻，故其为诗，能诣前人所未造之境，凌厉奇矫，不主故常。”(翁方纲为黄景仁选《悔存诗钞》序言)所谓的“不主故常”，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来实现自己诗歌创作才能的突破。由此可见，黄景仁虚心受学，综合唐宋诸家所长，潜心研磨，从而最终形成他自己的诗美风格。

一、黄景仁的诗歌理论

黄景仁对唐诗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捧，这在其书札信件中可窥出一斑。如他在《跋林茂之诗》说：“‘茂之诗清华省净，具江左之体。’斯言信非虚美矣。”黄景仁欣赏清新干净的诗歌，正如他评高启诗时，认为高启五古胜于乐府、七古诸诗，其妙在“味清而腴，字简以炼，拟古诸章尤佳……求其意不用字，字意俱用处”。他对字词的简练省净是推崇的，甚至他认为诗之用字直接影响到诗意，这一点确实颇具识见。他对字词句的审美追求，最终的指向是在于诗歌要发之为奇，所以他劝洪亮吉多读古人诗，其目的就在这里，而对于那些“庸庸无奇者，思其何以得传”，则是直接表以轻蔑之意，可见其重诗歌的意韵和奇气。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初步显现出唐诗对景仁思想的渗透。但他不甚重视格律，或者说他对格律的要求并不严格。在前面引文中他提及了江左之体，认为其所言非虚，说明他不反对。所谓江左体，人称骨含苏李体，《诗人玉屑》曰：“引韵便失粘，既失粘，则若不拘声律，然其对偶特精。”[8]即虽然它存在失粘的情况，但因其对仗精工，故多为人所崇尚。如杜甫的《卜居》就存在失粘的情况，全诗如下：“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9]首联“浣花”之“花”字应仄却为平，与尾联“向”字平仄不一致，故为失粘。在《两当轩集》中，黄景仁的某些律诗也存在失粘的情况，如《赠曹以南》：“龙门会上遇耆英，感激真从道谊生。自是江山归巨手，谁教天地老诗名。传经风雨心犹壮，阐谛鱼龙气已平。似我疏狂尚青眼，白云深处伴茶铛。”在颔联的对句和颈联的出句中，颔联的“教”字应平却为仄，与颈联“经”字平仄不对，故也是失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律诗中依然可见，由此可知其作诗虽然追求字句的调度，但也有意识地对近体诗格律进行宽泛处理，达到诗歌用字贴合己意，不以辞害意。这不仅由于其天性好奇，追求个性自由，同时也是其才情天具，故能不为格律所拘而能充分发挥其奇思妙感的表现。

黄景仁重视对诗歌字词句的调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袁枚的影响。袁枚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其性好交游，乐于提携后进，故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等人时常出入其随园中，一起诗文唱和。袁枚与黄景仁的交好，应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冬，黄景仁在袁枚的随园过年，袁枚在题悔存斋词中也提到：“先生至白门，每主于家也。”此外，袁枚也不止一次称赞黄景仁“七古绝似太白”[10]，尤其推崇《前观潮行》，认为“《观潮》七古冠钱塘”[7]109，对其表示由衷的赞赏。当乾嘉考据之风盛行，许多诗人纷纷入了汉学门第，并以考据入诗为盛事，连黄景仁也不能免俗。据此袁枚很不满，他在《答黄生》中，便对景仁近来作诗情况提出了批评和规劝：“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唯深造者，方能知其症结。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11]在这段话里，袁枚不仅大力批判了考据之陋习，同时也提出了诗文非易事的主张。他认为“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都足以使许多诗人望洋兴叹。吴中六士之一杨芳燦也在《与黄仲则书》中说道：“辞赋小道，然非惮毕生之力，不能工也，而好高者，往往失之。”[12]袁枚的这番话不仅让黄景仁如梦方醒，悬崖勒马，继续发挥其才情，同时也让他更加重视对字词句的锤炼和琢磨。如其《禽言》断句“谁是哥哥，莫唤生疏客”，袁枚评之“尖新至此，令人欲笑”[13]64。

此外，黄景仁的诗评也能反映出他的“宗唐”思想。如《诗评》七则：

1.杜固诗之祖，而李东川实可谓祖所自出，后人法门亦遂无所不备。篇幅虽少，而浑然元气，已成大观矣。

2.愚见欲以岑嘉州与李昌谷、温飞卿三家汇刻，似近无理。然能读之烂熟，试令出笔，定有绝妙过人处，亦惟解人能知之也。

3.阮亭云：“欧阳文忠公七言长句高处直追韩昌黎，自王介甫辈皆不及也。”愚谓欧王异派各有佳处，不能较优劣也。

4.王诗得辛味居多,其沈雄处要不减前人。

5.二晁宗苏参黄 ,其沉峻刻炼处,又公然有离立之势，补之篇犹大，按其胜处直入昌黎之奥矣，人多谓附苏而传，讵知有非苏亦传耶！

6.遗山诗学杜兼李，天资才力为后起之劲，微嫌其成句少多，然不害为盘盘大手笔也。

7.伯生沈鬰顿挫，不肯为已一直笔，固是后来之雄，但有过为团刻处，一失之运掉不转尔。

以上诗评可以大致爬梳出黄景仁的观点：

第一，主元气。他欣赏李颀的“浑然元气”，认为与杜甫如出一辙。唐代诗人李颀擅长七言歌行，诗以边塞题材为主，其诗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律尤为诗家所津津乐道，翁方纲认为“东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诗人，莫之与京”。又曰：“东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高之浑厚，岑之奇峭，虽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笼罩之中。至李东川，则不尽尔也。”[14]黄景仁与翁氏想法略有不同，他着眼于“元气”，认为李颀诗中的元气是其能够成为大观的主要原因。可见他论诗主气，他也在《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中提到“文章千古一元气”，显然也是其“春鸟秋虫自作声”的体现。文章主气最早来源于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5]的论断，但在这里景仁则将之具体化了。

第二，主奇情。黄景仁想要将岑参、李贺和温庭筠三人的诗集汇刻在一起，认为读至烂熟方能明白三人作诗的巧妙过人之处，这不仅是他的想法，同时他也照做了，例如《两当轩集》中多有学岑、李、温之处。岑参以边塞诗著称，其诗风淡远与沉雄兼具，黄景仁的歌行之作亦有此风，如《楚歌行》《陌头行》等；李贺诗歌想象奇谲，辞采诡丽，奇峭虚幻而晦涩险怪，黄景仁的《中元》等诗也带有李贺的影子；温飞卿辞藻华丽，与李商隐齐名，景仁的《秋夕》《绮怀》诸诗更可与温、李一较高下。黄景仁将貌似完全没有关系的三人放在一块，认为岑参、李贺、温庭筠三人出笔，有“绝妙过人处”，所以他十分推重，由此可见其诗歌好尚。

第三，主沉雄。对于宋金元诗人，黄景仁则力主沉雄诗风。如针对王士禛崇欧贬王的观点，景仁认为欧、王各具千秋，且他更欣赏王安石的沉雄，富有辛辣之气。唐朝李颀、岑参的诗风也是以沉雄见长，可见黄景仁对沉雄诗风的偏好。此外，黄景仁在论晁补之、元好问、虞集等人时，或称之“沉峻刻炼”，或称之“盘盘大手笔”，或称之“沈郁顿挫”，皆可以看出景仁对此的欣赏和推崇。宋人诗作中的沉雄诗风，其实也渊源于唐人边塞诗的沉雄豪放，景仁对宋诗的关注，其实依然不离其“宗唐”观念。可见黄景仁的这种诗歌好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其诗作中所呈现出的“唐音”正是对此绝佳的反映。

二、黄景仁对“唐音”的借鉴

黄景仁诗歌中宗唐成分较多，他的《两当轩集》中有不少诗歌就直接受到了唐诗的浸染。如他的五七古风格豪迈近于太白，他的《圈虎行》，抒发潦倒不得志的中下层文士的郁悒之思，就与李白的《猛虎行》颇有相似之处；他的《观潮行》《恼花篇》《泥涂叹》等诗也颇有韩愈盘曲瘦硬的诗风；其七律尤其是情诗的缠绵悱恻与李商隐十分接近，“情深人每善言愁”[16]，景仁独具慧眼，故而《绮怀》十六首推陈出新，可与李商隐《无题》诸诗相提并论。前人有言：“仲则诗宗法少陵、昌黎，亦时时染指昌谷。”[17]确实，黄景仁与李贺在创作和身世遭际上是存在共通之处的。时人尝谓“空擅谪仙才尔许，却嗟长吉命如斯”，景仁的多才短命，与李贺何其相似！更重要的是景仁的《恼公》篇确实借鉴了李贺的诗歌。至于杜甫、杜牧等人对景仁的影响，在诗中也有明显的迹象可寻。故以下针对其对唐诗的借鉴方式及其借鉴范畴展开分析。

(一)借鉴的方式

具体而言，黄景仁对唐人唐诗的借鉴方式，大致可分为偷语、偷意和偷势三种。那么何谓偷语、偷意和偷势？皎然《诗式》有言：

语、意、势不同可知矣。此则有三同，三同之中，偷语最为钝贼。如汉定律令，厥罪必书，不应为。酇侯务在匡佐，不暇采诗。致使弱手芜才，公行劫掠。若评质以道，片言可折，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于阃域中之手。吾示赏俊，从其漏网。偷语诗例如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日月光天德”，取傅长虞《赠何劭王济诗》：“日月光太清”。上三字同，下二字义同。偷意诗例如沉佺期《酬苏味道诗》：“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取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偷势诗例如王昌龄《独游诗》：“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取嵇康《送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18]

从皎然的论述中可知，诗人们对前人诗歌的借鉴与模仿的方式都不超过以上所列举的偷语、偷意、偷势这三种情况。偷势最为高明，算是一种脱离于原版的再创造，而偷语和偷意在皎然看来都是最不高明的模仿手段。实际上，偷语、偷意最为人所广学，而偷势却较为少见。而景仁在诗歌里对唐诗的借鉴较多为偷意和偷势，偷语之作亦时而为之。比如说偷语的例子，就是在《清明步城东有怀邵二仲游》中的“二月江南好风景”一句即偷语于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可以看到其所表达的语意几乎一模一样。而偷意和偷势就不一样了。

1.偷意

所谓偷意，词句略异，意思相通。如《题画》诗：“此时弹绿绮，明月正中峰。仿佛逢僧处，春山第几重？”景仁该诗就直接偷意于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一诗，其全诗如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19]我们可以看到，如“绿绮”、“峰”的意象是相同的，“逢僧”与“听蜀僧”所关涉的人物也是相近的，而最后一句的“春山第几重”与“秋云暗几重”仿佛重叠般，都昭示着景仁此诗从词句、意象乃至意境都是对李白之诗所进行的比较彻底的模仿。可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此诗是模仿之作，但黄景仁融入了自己的创造，他将李白原诗八句凝炼为四句，而诗歌意境几乎不变，且还渗透进自己的思想感情，故而使之有“夺胎换骨”[20]之妙，此诗不失为一篇偷意的佳作。

2.偷势

所谓偷势，灵活化用，浑然无迹。如《秋夕》一首：“桂堂寂寂漏声迟，一种秋怀两地知。羡尔女牛逢隔岁，为谁风露立多时。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判逐幽兰共颓化，此生无分了相思。”此诗中间二联所掺杂的情感缠绵悱恻，读来令人心神摇曳，千百年来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21]，皆于此可窥见。其次从“桂堂寂寂漏声迟”来看，它直接借用了李商隐《无题》诗中“画楼西畔桂堂东”[22]131的意象；再者“羡尔女牛逢隔岁，为谁风露立多时”则偷势、化用了杜牧《秋夕》一诗的意境：“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23]杜诗中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被黄景仁提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即同样是遥望牵牛织女星的场景，杜牧仅仅只做简单的陈述“坐看”，而黄景仁则善发妙思，独出“为谁风露立多时”一语，隽妙而情深，惊倒千古诸人，可谓与义山难分伯仲。但实际上该语还脱胎于高启的《芦雁图》的“满身风露立多时”[24]，虽为偷语，但用于全诗中却显得分外妥帖自然。至于颈联“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则又是化用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22]411之语，由此可见一首《秋夕》短短56个字，竟是学了李商隐、杜牧、高启三位大诗人，黄景仁的学习能力以及诗才真教人叹为观止。《秋夕》之所以为“偷势”之作，还在于从诗歌章法以及意境的构造上来看，黄景仁善于学习义山《无题》以及杜牧之《秋夕》之章法，从起兴—借景抒情—更深层次言情并化虚为实—直抒胸臆，水到渠成，故而全篇有宛转徘徊，余音绕梁之感。可见黄景仁在借鉴、吸收唐诗的同时也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诗歌风格，其融合众家之长，而终能炼铸出属于自己的名篇佳句。

(二)借鉴的范围：以《绮怀》十六首为中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黄景仁对唐人诗风的学习与接受多在于单篇数语之中，而真正能够体现黄景仁诗歌中的“唐音”特征的当属其《绮怀》组诗十六首。《绮怀》组诗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对唐诗艺术成功地因袭、改造与转型上，为后人对唐诗的学习和接受提供了一个理解古典诗歌互文性的经典文本。

1.借用共同意象

景仁在对唐诗的吸收和借鉴时，会采用与唐人诗歌中相同的意象嵌入自己的诗句中，并重新生发它的含义以符合诗歌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景仁对李商隐的借鉴力度就颇大，在《绮怀》其三“阑前罽藉乌龙卧，井畔丝牵玉虎回”中，意象“乌龙”和“玉虎”分别借用了李商隐《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的“遥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以及《无题》诗“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由于景物意象是具有共通性，故而在借鉴的时候对于诗境的阐发也是有帮助的，再如其五“绝忆水晶帘下立”一语与李白《玉阶怨》之“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的意境几乎一模一样。再如“栀子帘前轻掷处，丁香盒底暗携时”中的“栀子”“丁香”意象则分别借用了李商隐《河内诗二首》之“栀子交加香蓼繁，停辛伫苦留待君”以及《代赠》之“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以及《绮怀》第十五“银汉红墙入望遥”一句也借用了李商隐《代应》“本来银汉是红墙”中的“银汉”“红墙”的意象等。

2.沿用部分诗语

景仁对唐诗的借鉴还在于他会通过吸收前人部分诗语入诗，来打造自己的诗作。如《绮怀》其二“不用千呼出画屏”即是将白居易《琵琶行》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语凝炼成该句，虽然所表达的意思不能与白诗相比，但也能看出景仁对此所作的努力和借鉴。再如“共搴珠箔数春星”则化用了李白《陌上赠美人》的“美人一笑褰珠箔”，其中“搴珠箔”这一行为是二诗的相通之处；又如“消沉意可渐凝灰”“检点相思灰一寸”则皆偷意于李商隐《无题》“一寸相思一寸灰”之语，语意、情韵等都十分接近。相似的还有“小极居然百媚生”沿袭了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辛勤青鸟空传语”偷意于李商隐《无题》“青鸟殷勤为探看”；“何曾十载湖州别”化用了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而“绿叶成阴万事休”则直接偷语于杜牧《叹花》诗“绿叶成阴子满枝”；“灵妃唤月将归海”一语化用了温庭筠《晓仙谣》之“玉妃唤月归海宫”；“闻道碧城阑十二”化用了李商隐《碧城》“碧城十二曲阑干”；“经秋谁念瘦维摩”化用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示病维摩元不病”之语；等等。

3.化用完整诗句

在黄景仁诗中有不少诗句是沿袭了唐人的完整诗句或诗意，它通常能表现出景仁别出心裁的诗歌创造力。如《绮怀》其一“楚楚腰肢掌上轻”即沿用了杜牧《遣怀》中的“楚腰纤细掌中轻”一句，从字面上来看，只变动了几个字，全意不变，偷语的倾向十分明显；再如“漫托私心缄豆蔻，惯传隐语笑芙蕖”则偷意于李贺《恼公》中的“密书题豆蔻，隐语笑芙蓉”一联，“豆蔻”“隐语笑”皆不变，但黄景仁只将“芙蓉”易为“芙蕖”，变五律为七律，诗句的容量增大了，但全联的意思基本没变，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沿袭诗句，化用诗意。至于“王孙香草年年绿”则化用并凝炼了王维《山中送别》之“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一联，可以看到，诗句中的对象、意象都不变，除了化五绝为七律外，两句诗的意境相差无几，这也是黄景仁借用、化用技巧的高超之处。除了沿袭前人诗句外，景仁还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和突破，通过化用诗句和诗意，来为己所用。如“何须更说蓬山远，一角屏山便不逢”则显然是化用了李商隐的“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本来李商隐之诗锦绣在前，前人早已赞赏不已，但黄景仁却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若说蓬山远，那么就连屏山一角都看不到了。语意新鲜生奇，意境通脱，虽然脱胎于李诗，但竟另有别开生面的妙处，这是黄景仁借鉴且创新之处。值得注意的是《绮怀》第十五，几乎全篇都是化用了李商隐的诗句，如“似此星辰非昨夜”化用了“昨夜星辰昨夜风”，“缠绵思尽抽残茧”又是化用了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而这种化用比较含蓄隐晦，从诗意的阐发来看，黄景仁用凝炼的语言抽取出李诗中的诗意并用来作为律诗的上联，其用意之巧慧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化用诗句外，景仁还善于化用前人的词作，如“茫茫来日愁如海”就化用了秦观《千秋岁》中的“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虽是脱胎于词，但景仁以更为凝炼、优美、精工的方式将其加工、提炼、再创造，故形成了优美耐读的诗句。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绮怀》十六首全都有借鉴唐诗的成分在，且部分化用还掺杂了其他朝代人的作品。由此可见黄景仁所学习模仿的诗人还不少，包括杜牧、白居易、李白、李商隐、李贺、刘禹锡、温庭筠、王维、苏轼、秦观、高启等共11位诗人，除了高启、苏轼、秦观分别属于明人和宋人外，其余8位皆是唐人。透过黄景仁《绮怀》十六首可知，他对唐人唐诗的接受和吸收的范围，是从共用意象到部分诗语再到完整诗句乃至化用全诗诗境；所采用的方法则从偷语、偷意乃至偷势，各方面都有所涉及，由此可见黄景仁擅长汲取唐诗精华，化为己用，并通过其精湛的诗才破旧立新，开创出有别于前人的诗歌美境。

三、乾嘉诗风对黄景仁的影响

通过前文可知黄景仁对唐诗相当的重视。诚然他也有部分诗作带着“宋调”的成分，如洪亮吉所言“为宋元祐诸子，又为杨诚斋”[7]4，例如他的“世态秋云难比薄，交情春水不嫌深”一句就化用了杨万里的“交情得似山溪渡，不管风波去又来”的诗意；且在他的七律中诸如“添君风雪三更梦，老我江湖十年灯”、“急雪溪山同寂寞，孤舟天地入清贫”等句，以数字和色彩之词入于骈偶句式中，这很显然是学了黄庭坚的创作路子。但相较唐音而言，宋调的成分还是较少。黄景仁对唐诗的钟爱，或来源其身世遭遇。“山谷诗孙遇连蹇，意气平生托诗卷。”[7]182高才不贵仕的黄景仁，一生贫病交加，英年早逝，时人称之“饥凤”[25]，则是对景仁不幸遭遇及其诗人气质的评价。他的“诗人之诗”，很大程度上便是来源于其诗中的“唐音”，而这不仅得力于其自身的美学追求，同时也与当时乾嘉诗风的影响密不可分。时乾嘉诗坛存有三种诗风：一是学人之诗，二是才人之诗，三是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以翁方纲、汪中、戴震等人为代表；才人之诗，则以袁枚为代表；而诗人之诗，则以黄景仁、黎简为首。所谓诗人之诗，“在于以情胜。徒以才胜而乏深厚绵邈的情致，势必‘艳之以藻绘之华’而流于轻媚；虽有精思而情不足以托之，唯赖学问语考据学来相济，难免显得枯硬而乏韵致。有其情且有其才，诗方能动人。”[1]871景仁诗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其富有才情。他的才情，又多表现为“唐音”。但诗坛上乾嘉朴学之诗以及才人之诗的恣肆对黄景仁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景仁如何在历经这两股诗潮洪流后还能依然清醒地保持着他的诗歌情性并更进一步发展其诗人之诗及其“宗唐”之作，这其中原委值得进一步考究。

(一)乾嘉考据诗风的影响

事实上，在黄景仁的交际网络中，有不少人便是以考据入仕，经术发家的。时人有言：“半生师友证源渊，朱邵翁王判后先”[26]，诗中所提到的人物分别指的是朱筠、邵齐焘、翁方纲、王太岳。此四人与景仁亦师亦友，且多是精通经学之士。黄景仁十九岁入邵齐焘门下，时邵齐焘主讲常州龙城书院，多授经义之学，景仁与洪亮吉皆深受这位老先生的喜爱。此后，景仁成年后为生计辗转浙、皖、赣、湘等地，分别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处做幕僚，王、沈、朱三人皆为经学之儒，都十分欣赏黄景仁的才气。此外，与景仁关系密切的当然还有终身挚友洪亮吉、汪中。景仁十七岁与汪中相识，《春日和容甫》《偕容甫登绛雪亭》《春暮呈容甫》《和容甫》等都记叙了其与汪中的深厚友情。汪中虽以骈文名世，但其一生致力于经学儒术，黄景仁与之私交甚好，故而其经术之学对黄景仁的思想和创作也有不少影响。

因了清朝政治高压，文网高张，雍正、乾隆乃至嘉靖年间大兴文字狱，许多文人无故被戮。为了明哲保身，文人们三缄其口，躲进经史诸子之书中寻求庇护，故而乾嘉考据之学逐渐盛行起来。此外，清代八股取士，科考要求也不脱四书五经与诸子经典。以此为驱动力，更多的文人投身于其中，故而乾嘉考据之风一时蔚为壮观。诗坛受此浸染，故有翁方纲的“肌理说”出世，翁方纲提出“为学必依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27]，名为修正王士祯“神韵说”以及沈德潜“格调说”之弊，实际上不过是为其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体的意图打掩护。故而后来袁枚批评他“错把抄书当作诗”[13]141。这种以考据入诗在今天看来殊不可取，但在乾嘉时期却炙手可热，连黄景仁也未能免俗。黄景仁与翁方纲的友谊，可以从其去世后，翁方纲为之所作的《悔存诗钞序》中看出来：“予初识仲则于吾里朱竹君学使坐上，读其诗大奇之，自此仲则时以诗来质，其信予之笃，出于中心之诚。”朱竹君学使指的便是朱筠。而《悔存诗钞》是翁方纲删订了《两当轩集》一半诗篇后另取的一个篇名，虽然洪亮吉不满其因所谓的“放浪酣嬉，自托于酒筵歌肆者，盖非其本怀也”的一厢情愿删却景仁诗中大半表性情真率以及绮情之作，批评他“删除花月少精神”，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景仁与翁方纲交情匪浅。早在乾隆四十年，景仁为求生计，托希望于科考入仕，也正如其所谓的“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故于是年客居京师，与京师文人多有交往：“都中士大夫如翁方纲、纪昀、温汝适、潘有为、李威、冯敏昌，皆奇仲则，仲则亦愿与订交。”[28]此一阶段围绕在景仁身边的皆是京中有名的经术之士，他们还举办了一个都门诗社，邀景仁、洪亮吉入社作诗，所作之诗也多是以饾饤考据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黄景仁也逐渐开始有意向学术倾斜，其诗中的“唐音”竟逐渐淡出他的视线。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当轩集》里，入京之后的诗词创作明显减少，且多为与人酬唱之作，像《都门秋思》《遣怀》之类的佳作皆销声匿迹，而逐渐地金石、考据之语混入其诗，与前作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如《人日登黑窑厂归集翁学士覃溪诗境斋》《题翁覃溪所藏宋椠施注苏诗歌原本》等，在这些诗作中不复有唐音格调，倒多了些不伦不类的考据饾饤之语，令人不忍卒读。

(二)乾嘉才人之诗的影响

继“肌理说”之后，以袁枚为首的“性灵说”的发起以及“才人之诗”的盛行，在考据之外又多了一股如火如荼的诗风热潮。袁枚的“性灵说”在于“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13]141袁枚还特别强调诗人要发抒自己的情性，直抒怀抱，认为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作诗不可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谓‘惟古于词必己出也’。”此外，袁枚还适时地批判“格调说”：“多一分格调，必损一分性情。”对沈德潜的嗤笑言溢于表。他还批判翁方纲的“肌理说”，他在《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说道：“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当黄景仁准备在考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袁枚在《与黄生书》中劝诫景仁：“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唯深造者，方能知其症结。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而黄景仁也确实听进了袁枚的规劝。在前面第一部分可知黄景仁与袁枚交往密切，袁枚善于提携后进，而黄景仁也对这位诗坛前辈很是仰慕，如其在《呈袁简斋太史》中说道：“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却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以及“雄谈壮翰振乾坤，唤起文人六代魂。”但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却可以发现景仁对袁枚这位前辈的态度有些微妙。景仁称袁枚“一代才豪”，雄谈“振乾坤”，他肯定了袁枚的“性灵说”的推广之功，但“文章草草皆千古”一语则透露出了他的不满。即黄景仁认为袁枚虽提倡发抒性灵，但其诗文创作并没有达到其理论所推崇的高度，甚至还有些浪得虚名的意味。确实，在清代乾嘉诗坛上，袁枚的诗不算一流，虽有些才人之气，但与景仁相比才学情韵自是难比。他的诗多直抒胸臆，语言清浅波俏，不乏清新自然之作。但就整体而言，才情不足，读之越久便越觉得袁枚之诗无法深入高绝的诗歌境界里。如袁枚的《独秀峰》《马嵬坡》《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遣兴》《十二月十五夜》《山行杂咏》等，其绝句虽颇有杨诚斋的意趣，但意思却较为浅淡；其律诗发语清新，但意味不深，也较清浅。可见袁枚的才人之诗，他虽然驳倒了翁方纲的考据之诗，但其诗歌创作上的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即仅以才气入诗，只会造成诗意的浮泛和诗境的浅淡，久之则易流为打油诗之类的作品。所以景仁虽敬重袁枚，但以其才情天纵，必不愿做此单薄的才人之诗。诗歌是需要发抒性情的，但同时也需要才气功力来支撑，袁枚才力并非天纵，故在诗歌史上影响力也不够，这也是黄景仁不愿做才人之诗的重要原因。

相继经历过考据之诗，才人之诗，黄景仁终究开始认真审视起自己的诗学倾向。事实上，除了景仁自身对“唐音”的喜好和追求外，他的挚友洪亮吉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洪亮吉是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他虽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但其《北江诗话》主张“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29]41，这个观点与景仁颇为相似，因为景仁也主张诗歌重意、韵、气。洪亮吉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单纯模仿古人，没有新见，也对翁方纲的考据入诗大加挞伐，认为“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等等，这些看法皆颇有见地。尤其是他还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之外独出机杼，自成一体，也可见出他主张“唐音”，欣赏创新，这一点也与景仁同气相投，所以可以想见他在黄景仁诗人之诗的“唐音”创作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景仁在《与洪稚存书》中就已提及自己对“才人之诗”的看法：“著作何如？出门时，曾见君研脂握铅，为香草之什。君兴已至，不敢置喙。但仆殊不愿足下以才人终身耳。”他劝诫洪亮吉别做才人之诗，实际上也是说明他自己不愿意做才人之诗，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意追随时俗，有自己的想法主张，另一方面，才人之诗的弊端也是其所不能苟同的。当考据之诗与才人之诗皆相继被否定之后，景仁才终于下定决心，走出自己的诗人之诗的道路。如万应馨有言：“仲则天才，轶群绝伦，意气恒不可一世，独论诗则与余合。”[4]万应馨也是大力批评乾嘉诗坛上的考据习气和才人之诗的左调，他认为从这一点上来看黄景仁是与其较为契合的。而他推崇“千百中不得什一”的“诗人之诗”，也正是与黄景仁一样看到前者之弊，故而提倡能真正体现诗人风貌的富有“唐音”以及“宋调”的“诗人之诗”。当黄景仁的“诗人之诗”再次重振旗鼓，发扬“唐音宋调”时，就连对黄景仁之诗颇有微词的谭献也不得不承认：“阅黄仲则两当轩诗，天才既超，风格矜重，生气远出而泽于千古，当时果无二手也。”[30]此语可充分表明景仁“诗人之诗”的重要性及其影响。

乾嘉时期，三种诗风并存，虽然考据之风之后又复有才人诗风兴起，但景仁始终坚持的“诗人之诗”却是影响最广，也最为后人所称许的。“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新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风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尚近于诗。”[31]文廷式先后对学人之诗以及才人之诗提出批评，而对黄景仁所代表的诗人之诗颇为肯定，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乾嘉诗风在历经多变后，终于开始对发抒情性的“诗人之诗”重视了起来。故沿袭至后世，黄景仁的影响依然久盛不衰。

尽管黄景仁尊崇唐诗，并力主“诗人之诗”，但其诗歌中多啼寒叫饥，流露出幽苦的倾向，这既是他的一个特色，也是一种缺憾。其挚友洪亮吉就评道：“黄二尹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29]5张维屏《诗人征略》也认为：“黄生抑塞多苦语，要是饥凤非寒虫。”[25]但他仍给予黄景仁及其“诗人之诗”以很高的评价：“古今诗人，有为大造清淑灵秀之气所特钟，而不可学而至者，其天才乎！飘飘乎其思也，浩浩乎其气也，落落乎其襟期也。不必求奇而自奇，故非牛鬼蛇神之奇；未尝立异而自异，故非佶屈聱牙之异……夫是谓之天才，夫是谓之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确为的评。景仁以其卓绝的才情写下一千多首诗歌，大部分都可称得上精品，他以“唐音”为其审美倾向而终锻造出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这一点是清代同时之诗人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