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的前世今生（上）
——中国古人蝉之情结

○赵 培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初唐诗人虞世南的一首著名的咏物诗——《蝉》。在诗人的笔下，蝉并非只是在“池塘边的榕树上，声声叫着夏天”的昆虫，也不是他对儿时的回忆，而是物我互释，借助秋蝉自比，暗示诗人自己高洁清远的品行与志趣。蝉在这里是品行高洁的象征。

李世民称虞世南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和书翰，并赞叹说：“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虞世南并没有因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显赫身份而忘乎所以，以看似不起眼的蝉，而不是以鲲鹏自比。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的老成、谨慎，更是因为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更为丰富、深层的内涵。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句话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在这里，司马迁以蝉蜕变脱壳时摆脱污秽，远离污泥浊水，超脱于尘埃之外，不沾染世俗的污垢，来比喻屈原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并将之提升到可与日月争辉的高度。

中国古人认为，蝉不仅出淤泥而不染，还不食人间烟火。正如虞世南在《蝉》里所描绘的，蝉是以喝雨露为生的。雨露本是水蒸气凝结而成，但中国古人不知道，认为雨露是无根之水，是天地精华的凝结。长生是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因此炼丹术自古以来就一直非常流行，而炼丹的重要材料之一便是露水。历史上，因为收集露水，还曾引发一件险些刺杀皇帝的大事件，即明嘉靖时期的“庚寅宫变”。蝉因为以雨露为食而带上了灵气。

足以与日月争辉的高洁品性，还有天地灵气的加持，蝉就开了外挂模式，一跃成为中国古人在现实世界中可以找到的最喜爱的动物。这种对蝉的喜爱，可以追溯至中华文明还在孕育的上古时代。

红山文化时期的人热衷制作各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比如大雁、鳖、鱼、蝗虫、龟、鸮，以及神秘抽象的玉龙等，蝉也在其中。只是这一时期的玉蝉造型古朴简洁，很像去了翅膀和腿的蝗虫。但微微上翘的尾尖，略呈三角形的身体，额头凸出的眼睛，还是表达出了蝉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以蝉为母题的文物了。在这些玉蝉的胸节处，有横向的穿孔，表明这些玉蝉是用来佩戴的，也可能和神秘的玉龙一样，是萨满教做法通神的法器。此时的玉蝉和其他动物题材的玉雕相比，在数量和体量上都不占优势。这可能是万物有灵的思想的产物，蝉在这一时期并不单独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

胶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对于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都有继承关系。在焦家遗址出土了一件玉指环，在指环上趴了一只写实圆雕的玉蝉。在指环上圆雕玉蝉，不仅费料，难度也更大。大汶口文化时期，具象的动物玉雕已经很稀有，此玉指环在众多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玉器中，可谓独树一帜。由此可以推测，蝉在此时期应该已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了。

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明是中国史前时代制作玉器的巅峰。质精量多是良渚玉器的显著特征。以现实世界中的动物为母题的玉雕在良渚文明时期并不多见，目前所见的只有鱼、龟和蝉。仅在良渚反山14 号墓出土了一件玉蝉。此玉蝉整体呈泪滴形，纹样简洁，但可以辨别出是蝉。在玉蝉的腹面有对穿的牛鼻穿，应当是作为佩玉使用的。

汉水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减地阳刻的工艺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傲视群雄，甚至领先于商周。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凤形象玉雕也出自石家河。除了想象的龙凤，写实的玉雕和泥塑作品在石家河也大量涌现，比如玉人、玉虎头、玉蝉、玉鹰和神化的玉人、玉兽等形象。他们甚至做出了愤怒的小鸟最早的形象。

玉蝉在石家河玉器中，占了很大比例，显示出石家河时期人们对于这种江汉流域常见的昆虫的偏爱。这些玉蝉，写实程度不一，都有穿孔，应当是用作佩玉。此时的玉蝉，也许和红山文化一样，表达了当时人们万物有灵的思想。

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对于蝉的热爱丝毫不减。在商周以神秘、威严、凌厉为画风的大背景下，蝉可谓特立独行，做主角，也做配角，几乎无处不在。佩玉有玉蝉，陈设有石蝉，礼器还有蝉纹的玉琮，甚至连玉梳的顶端都要做个侧面剪影的蝉纹。

除了玉蝉，青铜器上，蝉纹几乎无处不在，或者做主纹，或者躲在不被注意的地方。以庄白一号窖藏的折觥为例，在鋬下、鋬的兽头吐出的舌头上、在盖子末端兽头吐出的舌头上，都有蝉的身影；在辽宁喀左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一件罍的盖子上，盘着一条龙，龙下是蝉纹，在龙的下颌上也阴刻一个蝉纹，两个蝉纹上下呼应，可谓一绝。不少簋的双鋬下，同样都是蝉纹。在霸气侧漏的妇好鸮尊的鸮勾喙上，也有一个蝉纹。

妇好墓有一件绿松石的蝉，尤为特别，在蝉的腹面，雕刻着蛙纹。中国古人对于蛙的喜好也非常明显。蛙与蝉在这里的组合，是一个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值得去思考。

也许在商周时代的人们看来，一般动物或胎生或卵生，蝉则无端从土中生出，是无中生有的，这样就自带了某种神力。从蝉纹出现在玉琮这种重要礼器和柄形器上，似乎可以说明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