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写生与艺术变革:塞外驼铃
——馆藏关山月20世纪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专题研讨会综述

2020-03-08 11:51
国画家 2020年6期
关键词:关山月西北艺术

2020年11月7-8日,由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主办的“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写生与艺术变革: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20世纪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专题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工笔画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担任总策划,四川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长、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美术学科评议组成员黄宗贤担任学术主持。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丁澜翔担任学术召集人。本次研讨会是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20世纪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的专题学术活动,研讨会设一场主旨演讲和四场专题会议。

研讨会由陈湘波馆长致辞。黄宗贤院长发表了《“本土西行”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建构》的主旨演讲,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本土西行”现象进行重新定位,认为其与“海外西行”一样对于中国艺术现代性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发言接着从“本土西行”的历史之维、空间重构、多重视向,以及成因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宏阔的考察;最后重审了“本土西行”带来的不同空间单元间的互动对艺术史叙事的建构,以及作为创作资源的“热土”和西部民族题材创作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化。

关山月临 243窟 北魏 29.5cm×23cm

第一场会议的议题为“文化探寻与传统再构”,由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蔡涛主持评议。分别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关山月美术馆典藏研究中心主任陈俊宇,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郭伟其,中央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曾小凤先后发言。

于洋的发言《百年视域下西北写生的叙事与修辞——吴作人与关山月的西行创作及其写生观》首先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写生观念的衍变。其次探讨了写生的叙事性与主体性,指出了写生既包含艺术家的个体之眼与主体心性也承载了民族与时代的主题,彼此交织。最后探讨了写生的“修辞”表达,即视觉图像的“程式”“传统”存在之下个人意趣呈现的表达自由。发言认为写生恢复了“现场感”中的鲜活的感受力,修辞最终指向叙事与抒情,旨在意境与精神的表达。陈俊宇的发言《寻新起古今波澜——关山月敦煌临摹与西北写生略考》,首先梳理了西行之前关山月拜师、赴澳等经历,考察他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交往,关山月离澳赴港再到韶关、桂林等地的史实。接着讨论了在桂林时期关山月与左翼艺术家之间交往与争论,以及他如何重新审视艺术与宣传之间的关系。最后探讨了关山月对敦煌壁画的认识、理解以及这一资源怎样影响其个人的艺术创作观。郭伟奇的发言《层累的讲义:王子云先生拓片题记及雕塑史写作》梳理了王子云西行考察前的经历和西行考察之后的学术书写,从王子云考察中所获拓片的三种题记切入,重新检视了考察团的宗旨与意趣。探讨了王子云对于图案研究的兴趣和中国工艺美术运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将视野拉向王子云《中国雕塑史》书写,谈及其中书写体例、风格的不统一。发言指出了王子云的考察与美术史书写构成了审视美术史地层的一个重要例证。曾小凤的发言《战时、现代性书写及关山月“敦煌临画”的再解读》首先从关山月敦煌临画中对马反复临写这一现象入手。其次探讨关山月临写的敦煌“魏作”的原本语义,以及临写的形式与风格。接着以《鞭马图》为例,追溯了敦煌壁画中马与胡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在关山月作品中发生转变。最后从临写方式探讨了关山月临摹中的主体性介入,并将战时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抗战的时代语境间建立起叙事关联。

第二场的议题为“民族危机与西行写生”,由四川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长、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黄宗贤主持评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教授胡斌,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丁澜翔,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讲师、新中国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惠子分别作了发言。

吴雪杉的《壶口瀑布:关山月与黄河的视觉再现》首先梳理了关山月表达黄河以及壶口瀑布的基本脉络,重新考定了1994年《黄河颂》的创作时间;其次探讨了1994年的《黄河颂》表达与1990年对尼亚加拉瀑布的写生经验之间的关系。接着指出关山月更具实景特点的黄河表现在1944年壶口写生之后出现,在1997年的《黄河颂》一画中则将此前的两种表达经验融合一处。发言认为关山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倾向以瀑布来表现黄河,其表达既包含着概念化也有实景的经验,也促使其在形式语言上不断尝试。盛葳的发言《去塞求通:民族国家视阈下的〈大公报〉塞北边疆写生》从一个问题开始,即“当我们看一张图的时候,我们究竟在看什么?”希望以此提示艺术作品的丰富语义。发言以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塞北写生为例,指出沈逸千和赵望云的记者身份,注意到这些图像在连载中形成的完整叙事,及其包含的社会现实意涵。接着讨论了《大公报》对内容的规定性与艺术家艺术性表达之间的张力,也提到报纸对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整合中,建立起读者对边疆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作用所在。胡斌的发言《在艺术与考古、社会调查之间——王子云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期间的写生绘画》从“西北文物考察团”写生绘画的时间与地域线索谈起,概述了考察的三个阶段中王子云绘画所关注的民风民俗与社会风貌,接着将王子云置于20世纪30年代艺术走向民间的背景中,从历史与艺术两个维度去考察王子云的多重身份,及其对西北文物的考察显示出丰富性,可能产生的溢出固定边界、形成富有特性和温度的艺术史视野。丁澜翔的发言《从“塞外生客”到“中华民族象征”的骆驼形象——关山月〈塞外驼铃〉与驼运图像的新观念》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游记中骆驼及其旅行想象,骆驼与环境恶劣的沙漠、行旅与城墙的不同关联表征的旅行标记,由此而形成的作为“塞外生客”的骆驼形象。接着讨论了驼运图像的象征意义,以及在绥远抗战中驼运图像的兴起,驼运图像如何成为代表多民族的共同体支持抗战的符号。最后发言将关山月创作玉门的《塞外驼铃》置于抗战驼运图像的脉络中来考察和理解,关山月在西行途中提供了这样一个驼运的图像,郭沫若的解读也赋予了这幅画的一个抗战意义。李惠子的发言《“画记者”与抗战画的新探索——赵望云1942年“西北旅行写生”释读》以《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为考察对象,首先梳理了赵望云的西行写生动因。接着讨论了写生画中的“旅行”经验。第三部分则以赵望云和关山月西行例子作为比较对象分析旅行中两位艺术家的物象选择与视角呈现的不同。发言从“画记者”的身份来理解赵望云1942年西北旅行写生,在此艺术家将“西北”地理空间转化为谋求社会文化层面一体化的国族共同体的象征表达。

第三场的议题为“边疆图景与现实观照”,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主持评议。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闫爱华,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鲁明军,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庄程恒,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文物学与艺术史博士后岳阳先后发言。

关山月临 83窟 西魏 30.1cm×24.1cm

闫爱华的发言《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西北行》首先从科学主义话语主导下摄影调查视角分析了良友旅行团的西北摄影,将之视为与社会调查、人类学考察有关的科学考察活动;其次在民族主义的视觉启蒙立场中把良友旅行团的西北摄影看成是塑造民族认同,激励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义视觉实践;最后文章认为作为画报和图书内容的素材来源,良友旅行团的西北摄影显然还是出于商业考量的图像生产实践。郑的发言《“预流”:重访西北考察语境中的张大千》从张大千临摹莫高窟的曹延禄像谈起,以张大千在敦煌时对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的临摹切入,探讨了供养人像所体现的五代归义军政权在地化倾向。接着讨论了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后将这一倾向带到自己的认识之中,举办临摹展览回应抗张大后方寻求民族艺术、探寻“中国文艺复兴”的诉求。最后发言认为张大千的敦煌临摹及作品与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达成了合流,形成了一种话语的交汇。鲁明军的发言《20世纪30年代的“蒙古人”:艺术与人类(种)学的双重视角》,从1934年赵望云发表于《大公报》的《蒙古人》及杨汝泉的所配文字谈起,首先指陈西北旅行和观察者所带的一种民族学、人种学的目光。接着讨论了写生者在塑造少数民族的“脸”时包含的某种视觉的暴力与潜在的权力以及这一观察暗含的标本化倾向。然后梳理了从蔡元培、鲁迅、陶云逵及其老师等人的民族学视角,李格尔风格分析中的人类学因素。最后发言提到新清史对于我们今天去审视西北的意义所在,应该注意到从非汉民族视角与家国叙事之间的流动性。庄程恒的发言《知识与想象:清中期以来画家的西北疆域图景》从居廉的《万里出关图》中西北风景的表现追溯罗聘及扬州地区画家的边疆图景创作。接着探讨表现边塞作品的常见方式,采用一些标志性景观,如雪山、帐篷、骆驼等描绘,包括边塞诗画的传统,然后梳理了清代出现的西北战图对西北边域的表达,第三部分提到纪实图景中的两种形式,根据实景的线索沿用既有表现方式;另一种是明福的《西域图册》则尽可能以切近景物特征的语言表现西北景观。岳阳的发言《“他者”与“去他者化”:20世纪40年代四川地区西北写生美术展览研究》从战时重庆的艺术展览切入来探讨20世纪40年代西北写生,梳理了不同协会及个人组织与筹备的个展、群展等。接着讨论了展览图像呈现中“猎奇”心理与“去他者化”诉求之间的变动;艺术表达中的“中国化”和“民族化”间的协调,“传统与革新之间纠缠。第三部分则试图通过展览的传播来考察作品展示、前后方信息的互通,以及文化身份的回归和国家形象的建构。

第四场的议题为“西北经验与画法之变”,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主持评议。湖北美术学院教授陈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艾姝,四川大学艺术学讲师、文物学与艺术史博士后赵帅,深圳美术馆馆员李原原,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旭,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丹妮分别发言。

关山月临132窟 初唐30.5cm×25.5cm

陈晶的发言《在场的沉默——张振铎的西北写生兼及传统中国画对“写生”的自我调适》考察了1943年西行三人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各自的艺术经历,从张振铎师从潘天寿、诸闻韵的传统线索谈及张振铎西行写生与临摹艺术经验与其他二人的特别之处,接着探究张振铎内心服膺文化变革,但保有自己的传统认知所造成的其虽西行在场却失语的状态,最后发言认为张振铎的选择在秉承传统且努力适应时代的一代画家中颇具代表性,他们的风格演进往往相对温和,不因突出的个性风格在接续文脉的意义上不可忽视。艾姝的发言《物种、符号与现代化——抗战时期关山月西北旅行绘画图像中的动物》注意到关山月西行作品中的动物形象的表现,指出了其学习借鉴莫高窟壁画中动物形象对这一表达的影响,接着谈到了动物形象所包含的某种地域性的象征,如羊群、骆驼马队等标示出河西走廊地理空间,也构成西北地区多民族生活相互交融的图景。发言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关山月的动物形象表达在抗战时代显现出的交通现代化波折以及畜牧业现代化问题。赵帅的发言《装饰的趣味:关山月20世纪40年代“西行图像”比较研究》首先重新审视了关山月对于敦煌艺术的临写与研究;接着分析了关山月临摹壁画中对于某些图示和语言的主动学习,发言特别指出了他对壁画装饰趣味的偏好;第三部分探讨了西行艺术家在艺术形式和语言上的变革实现了民族与身份认知的体认,最后讨论了关山月西行前后艺术语言的发展演化。李原原的发言《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开发热潮中的美术写生》从西部开发潮流来谈美术写生问题,认为西北开发与国家战略和民众的期望有关;接着则谈到西部开发热潮中的文化行动,包括成立社团、西行考察等都促进了大众对西北的认识和宣传。第三部分则以旅行写生为切入点,讨论了西北开发带来的文化认同和艺术家对边疆开发的表现。文章认为艺术家以美术的方式参与书写西北成为边疆开发热潮中的一股支流,为建构包含多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最直接的图像文本。陈旭的发言《冰雪生活”——20世纪40年代关山月西行写生中的“冰”与“雪”》首先梳理关山月西北写生的动因、行程以及表达兴趣。其次以关山月冰雪表达与读解的三个案例:于右任对《鞭马图》“冰雪生活”的阐释,表现祁连山与少数民族形象作品的传播与误读,以及陈觉玄对“冰河”表达的关注,讨论了冰雪表现与冰雪话语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则追溯了关山月冰雪表达的脉络,梳理了他早年的冰雪表达与高剑父冰雪技巧之间的关系。发言认为关山月在冰雪视角下发现了新题材与国族危机意识相互交织,接连了“新”“旧”两种艺术经验;他的冰雪题材,拓展了现代中国的“内”“外”视域。孙丹妮的发言《敦煌经验与民族志之眼——孙宗慰的西北写生考》对于孙宗慰的西行动因,以及行程做了细致的梳理。第一部分讨论了孙宗慰在为张大千做助手时的临摹,兼及其他艺术家的临摹活动。接着讨论了孙宗慰的民族志之眼,认为孙宗慰在临摹壁画之时强调知识视野,刻画蒙古族、藏族生活则深受民族志摄影的启发,在西北现场采用了“唐人笔法”描绘人物与场景。最后讨论了孙宗慰作品中“粉本”演绎、图像的挪用水墨油画的互译现象。

本次会议的20位发言人以各自的研究视角回应了本次会议的主题“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写生与艺术变革”。所有发言者都自觉地将西北写生问题置于中国现代美术变革的脉络之内,同时也都注意到从晚清至民国甚至整个20世纪的时局世变。

会议的四场分会议题“文化探寻与传统再构”“民族危机与西行写生”“边疆图景与现实观照”“西北经验与画法之变”与其说概括了发言的主题,不如说提出了认识“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西北”的思考向度。无论是文化探寻还是传统建构,其核心思考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问题视野之延长线上;而民族危机与西北之行本身就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局的一体两面;边疆图景与现实观照回应了现代中国艺术的视域从书斋到街头再到田野、边疆,这一大众主义倾向与发现民间的历史动向保持一致;西北经验与画法之变将中国美术的现代变革视角由外部的“西洋”拉向了“西北”这一内在视野之中。黄宗贤院长在主旨发言中则以“本土西行”概括西行之举,正是在中国现代美术的总体景观之中,西北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之维,也带来了空间重构,更形成了多重视向。

在会议形成的内外互动视野中,多位研究者注意到了西行艺术家身份角色的复杂性,进而指出西行作品的多义性。在对艺术与时代的思考中不少发言人都注意到了西北之行与民族危机以及国家想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发言认识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论述的局限所在。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反思中,不少学者提示了边疆西北在20世纪叙事的被动位置,有学者则提出从西北的立场、从少数民族的目光来重新看待西北写生。在个案研究方面一些研究则试图从骆驼、黄河、冰雪的细究中理解时代风潮与艺术变革,也有研究对展览、传播与想象进行还原重审。有发言从艺术媒介自身出发探讨西行者的临摹、考察、写生的知识方法与身份、经验和旨趣之别,比对西行的视觉感知借助摄影、油画与国画的不同“修辞”。有关西北写生的思考以更为切近艺术家及其语境的方式彰显,而对于艺术变革的研究则展现出更为多重的视角。这些发言一面显示了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西北写生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和潮流,一面也提示“西北写生”与“艺术变革”之间的所蕴含的丰富性。

本次会议的发言者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美术馆与机构,发言者以青年学者为主体,而五位女性研究者发言展现了更为开放和多向的研究取径与视角。四位评议专家对发言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包括对发言人学术背景的介绍,以及对发言的提炼和对学术话题激发与延展。会议期间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会议的召集人丁澜翔通过“云直播”的方式导览了“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20世纪40年代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让学术会议与艺术展览共在于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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