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学东渐”到“新陈代谢”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行为的现代性蜕变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南京210013

现代性设计行为的诞生，始于18世纪的西方。当时工业化变革给社会带来了剧变，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的批量生产与大众消费，促使设计与生产环节逐步分离，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传统手工艺人逐渐成为专门的设计师。现代性设计行为经过西方设计师们的长期实践，自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频繁发生的“西学东渐”浪潮进入中国，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先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窗口之一，成为本土现代性设计行为的诞生地。本文以租界时期的上海，这一中国近代设计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图，作为窥探中国本土的设计行为从传统向着现代蜕变过程的窗口，以最早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并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纺织生产中的设计行为作为研究范本，探索本土设计行为现代化的起源。

一、西方科技的渐进传播与传统染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古代手工机器纺织科技曾经是起源最早、影响范围最广的纺织生产实践方式，手工纺织机械的发明是纺织生产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中国传统织机科技传播到世界各国后，令当地纺织生产先后实现手工机械化，尤其对西方生产力水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传统织机科技逐渐与西方纺织科技的发展方向发生分歧，其原因主要在于欧洲工业革命将中国传统织机进行了驱动改良，这也成为了纺织生产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1785年活塞式蒸汽机开始用于纺织生产，并诞生了大规模集中性的纺织工厂，从此以后，纺织机器的原动力从人力、畜力、水力发展到蒸汽动力和电力，美国、西欧、日本也相继实现了纺织工业生产变革。

18世纪是中国古代纺织科技发展的转折点，本土的手工机械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封建等级制度和技术封闭的桎梏下停滞不前，而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过往之中。中西方科技之间的差距在西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工业化的纺织生产方式较效率低下的传统手工纺织方式，呈现出大批量、高效率的巨大优势。然而，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既有传习和交融，又有抵制和冲突，最终使中国科学技术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改造传统科学知识体系，使传统染织生产技术发生巨大的变革，上海地区的近代纺织工业便是在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中诞生的[1-2]。在此期间，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以增强民智、发展科技、实业救国为目的，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科学技术以及治学方法，成为租界时期民族实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本文研究上海现代性染织设计行为产生的重要根源。这使国人看到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和技术的改变，也令国人清楚地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上海地区染织、服装工业化顺利变革与推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西科学文化的互相碰撞、渗透和交融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对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体系进行改造。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带来了新旧世界观的巨大转变，并在西方引发了一系列“科学革命”，上海作为租界时期最先接触到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地区之一，西方现代科学观念逐渐渗入在上海的先进中国人的世界观，由此引起的新旧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以文化界和商界最为显著，他们对待科学知识的基本态度率先发生了改变。以染织生产为例，对西方先进染织技术的传播及学习，使传统染织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洋务派在上海办厂，促进了上海地区染织、服装技术的发展，也为日后民族企业兴办染织工厂、新机器与新技术的运用，以及染织设计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性染织设计思想的萌芽与现代性设计师的诞生

社会的各个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也时刻推动着设计的发展[3]，先进的西方科学文明在上海传播，推动了本土纺织设计行为发生现代性的蜕变。一方面，西方纺织科技为上海纺织工业带来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的纺织技术变革。另一方面，西方科学思想从主观能动性上完成了对本土纺织设计观念的科学思想改造，设计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也源于此，而诞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则左右了现代设计观念的形成。在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上海地区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下，通过工业化生产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上海地区的染织设计思想逐渐在传统设计思想之上产生了新的碰撞与突破，即自然观的新旧冲突、物用观的重新考量和人际观的重新认识。

中国传统设计的自然观念，主要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发展而来的，是对自身拥有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在西方奇技、奇器的大量输入以及外商大规模的投资建厂的影响下，有识之士在先进的机制商品和工业生产中逐渐意识到东西方设计思想的巨大差异，尤其在动力能源的使用上，如在纺织机械中加入蒸汽机、染织材料的制造过程中使用化学品替代天然染料等，这是传统生产方式和设计思想的巨大突破。因此，早期的现代化设计思想在诞生的过程中存在着新旧自然观念的巨大冲突，在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批量化、高效率的生产条件之下，重新进行染织、服装生产的效率考量也是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中物用观的巨大转变。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上海传播之后，也带来了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完全不同的人际观，尤其是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平等与自由”的人际观念逐渐被进步人士所了解和认同，产生了自由意志下的商品经济、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对上海地区纺织机械的设计改良，纺织品工艺、肌理、纹样的设计，纺织图案设计师的诞生以及现代化的设计思想转变都起到客观的推动作用。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机器生产的深远影响促进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最终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生产过程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4]。现代设计是与劳动分工同步发展的，从上海地区第一家染织工厂诞生开始，现代设计行为和现代设计师便产生了。以纺织品印花设计为例，蒸汽和电力滚筒印花机器的逐渐普及，使上海地区的传统手工印花生产技术得到改良，可以标准化和批量化地生产，一方面使印花布的销量更加依赖印花图案设计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使设计在纺织品印花图案中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现代设计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上海染织设计行为的“现代性”蜕变

上海地区本土纺织设计行为产生现代化蜕变的契机，源于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本土纺织工业萌芽。民国经济学家谷春帆提出的“工业化的精神”[5]之中包含了“平等”与“享乐”所代表的生产机会的开放和事业成功报酬，接受工业化精神是现代性设计师诞生的原动力，也是早期的现代设计师们从纯艺术领域转向设计领域的主要动力。通过当时的报刊、杂志、影像及广告中染织商品与人物服装的展示，可以看到中国纺织行业的设计师们的现代性设计行为。

机制染织商品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标志，在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变化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对染织设计的现代化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代性消费模式的建立。上海地区物质环境的发展令大众消费文化迅速普及，染织设计便是消费经济和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批量生产诞生了设计环节，技术的革新为新产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设计也成为将生产和消费紧密结合的关键力量，这也是现代性设计表达出的新的社会意义。染织技术突破带来的连锁反应，发展了物质文化，更新了人文传统，也减弱了对自然状况的依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生产关键的技术和机器，起初完全依赖国外引进，直到民族机器制造业可以自主生产动力纺织机器之后才逐渐打破了洋商的技术和机器垄断，这种对传统生产中自然条件限制的突破既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带来的影响，也是现代化染织设计发展的动力。

其次，是产品的拓宽与改良。动力机器生产往往会赋予传统的织物外观和性能上的新提升，如扩展织物宽幅，使织物质地更加紧密、均匀，质感更加光滑、细腻，在与传统织物相同的组织方法的基础上，出现更厚重或更轻薄的产品。因此，动力缫丝机器生产的厂丝逐渐取代了手工缫丝生产的土丝，并织成更为轻薄的新产品，黏胶人造丝和化学染料的使用也使织物花色品种日趋增多。织机的改进使布幅增宽，并增加了府绸、哔叽、直贡呢、雨衣布、玻璃纱、麻经等特色织物。面料的出新主要体现在日用品和装饰用织物方面，如织出各种花色的毛巾毯。织物组织结构的拓展，也能呈现出与传统织物全然不同的新特征，如平纹、斜纹、缎纹等多种机制棉织物的组织结构，其中有采用多股线组成经纬的组织，以及采用缎纹、平纹、浮长组织等多种组织进行配合织造的机制丝织物等，还有针对不同的纱线原料、纤维、长短、粗细程度等，用20 英支单纱做经线、8 英支松捻纱做纬线制成的纯棉法兰绒织物等。

西方的先进动力纺织机器在本土纺织生产中的应用，也是影响染织产品变革的重要技术因素,尤其是新式提花机的引入，使纺织企业实现了以往不能实现的技术，如民国时期贾卡提花龙头的应用后诞生的像景织物，可以将写实照片作为其图案来源。西方绘画风格和技巧对纺织品图案设计的变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运用西方绘画技巧设计的纺织品图案，通过阴影明暗来表现不同的图案层次，色彩过渡自然。西方化学品的引进也对染织产品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是使用化学染料替代传统织物染料，创造出不易褪色的印染织物，如用合成靛蓝替代传统靛蓝染料。另一方面是利用化学品与植物纤维合成的人造丝与传统真丝完全相反的耐酸碱程度差异创造出的新式织物，如用化学品腐蚀人造丝来实现的各种“烂花”织物。

工业化生产带来的产品同一性和批量化是染织设计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染织设计现代化的蜕变还表现在纺织工序方面，纺织品纹饰的预先设计成为西式纺织生产较传统纺织生产在工序上的新变化。以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为代表的设计在上海地区人民的生活中受到关注，给人们带来了价值观念、消费行为、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于关联性产品的催化也能起到引导作用。以机制织物为例，机制织物进入上海地区引发了“城乡之别”，机织物的高低档次之分体现在服装面料上，也进一步表现出不同的阶级观念，本土纺织企业对洋布的垄断进行反击，通过仿制机织物并进行改良和创新，同时设计出新的关键性产品，从而形成新一轮“设计的焦点效应”[6]。

四、结语

机织物进入上海地区人们的生活以后，经过短时间的发展，迅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焦点，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中其他相关产品系统的变化，以及该产品生产方式的变化，即从手工业生产向工业化生产的变革，并通过不断新陈代谢成为染织设计和生产工业化变革的动力。

租界时期的上海在接触并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将技术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现代化同时进行，创造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设计文化观念，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变革之初，便被迫卷入工业化进程，从而造成“本土精神”和“文化自信”的断裂，本土的现代设计要想继续发展，就要重新认识和确立传统文化体系，加强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文化的历史关系，使本土设计文化观念基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重塑自信，民国时期体现“国货”情怀和民族认同的设计行为，就是在西方现代模式下现代设计第一次呈现出的本土化设计文化差异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