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逻辑和实践路径

万安伦 刘浩冰

【摘要】人类出版进入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面临新逻辑、新概念、新技术、新实践、新方法的学术体系重构，同时在出版学科转型升级、学界业界融通发展、课程体系规划建设、教材研发创新完善等方面面临新挑战，需要新突破。中国出版，在业界，正“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在学界，也需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健全编辑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助力中国出版“重回人类出版的世界峰巅”。

【关键词】虚拟出版;编辑出版教育;学术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2.002

人类出版史的发展三大阶段鲜明清晰，历经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后，疾步跨入虚拟出版时代[1]，见证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出版载体与出版符号的逻辑关系，从硬质出版时代和软质出版时代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发展到虚拟出版时代的“瞬间结合，长时分离”的瞬合长离状态[2]。虚拟出版表现为“萌芽”“发展”“当下”及“未来”四个发展时段，并日趋呈现“有容乃大”“海量存储”的典型特征[3]。当下时段，以数字出版为显著特点。出版在技术迭代下愈显精准化、场景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方式方法复杂多样，出版融合趋向深入，功能显现持续完备，受众应用进一步广泛，这给当下的编辑出版教育带来全新的学术探研课题和实践思考。

一、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逻辑

编辑出版教育的学术生产与出版业的发展并行同进，在不同的出版时代，面临不同的出版主题，也呈现不同的编辑出版教育情状。进入虚拟出版时代，在传播技术的发展下媒介融合凸显，引发编辑出版学科的剧烈变革[4]，自然带来与传统编辑出版教育迥异的学术逻辑。尤其是虚拟出版概念的突破已然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出发点，现实的出版实践则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立足点，方法上的突破是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路径所在。

1.新概念：虚拟出版的概念突破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出发点

对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学术问题的基本原点和出发点。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界定，就会产生不同的概念。传统出版观念基于现有的出版形态，大多认同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传播”“创作”等基本要素，并由此延伸出出版的“二要素说”“三要素说”“公之于众说”“传播说”等观点[5]，但出版作为人类文明传播和傳承的手段及标志一直未变。

中国传统出版业的发展最先在发行渠道和内容生产传播上受到计算机应用以及互联网的剧烈冲击而突发剧变，其引致的变革正是对传统出版概念的颠覆。因此，在新的思维模式下对出版概念重新界定，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以及开展编辑出版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出版就是通过媒介复制行为实现信息传播过程，其本质是对人类知识及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1]。同时，基于人类出版视野下以出版载体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对出版进行划分，也就有了声光电磁的发明为标志的虚拟出版时代的高阶阶段。其发展历经萌芽期、发展期，并以数字出版作为当下定型期，未来发展初现端倪，大数据、人工智能、人机交互、万物互联等形式及场景集中呈现，数字人文未来前景可期。可见，虚拟出版概念的提出，正是适应当下方兴未艾的数字出版发展情势，也为虚拟出版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不可限量的康庄坦途。

2.新技术：虚拟出版的技术突破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立足点

出版学科极富实践特性，实践性是其基本典型属性[6]。而当下虚拟出版最大的实践性实则为虚拟出版技术的实践性突破，编辑出版教育的新实践立足于出版技术的革新与突围。出版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石器时代，早期智人用打造的石器在崖壁上琢划，是新技术在出版上的创新实践。无论是硬质出版时代的刻画铸写，还是软质出版时代的拓印、雕印、活印、套印等，都是当时高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探索使用。进入虚拟出版时代，出版技术日新月异，从融入声光电磁的音像出版技术，到计算机“二进制”的数字出版技术，再到当下的云计算技术、3R（VR/AR/MR）技术、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都迅速运用到出版领域中。虚拟出版时代，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瞬合长离”，技术呈现更多元化、高端化，虚拟出版技术的新实践自然成为当下编辑出版教育绕不过的课题。

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在目前我国国内高校的编辑出版教育中较传统编辑出版课程具有明显优势，在新媒体教学实践领域多有体现，直指未来发展方向。虚拟出版时代，在出版技术的支持推动下，知识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容量生产传播，这是对传统出版形式的彻底颠覆。传统出版时代知识的生产传播尚可以通过出版单位计量，而虚拟出版时代的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知识生产传播即时海量。传统出版中，由专门的出版机构策划、组稿、编辑、校对、设计、装帧、印制、发行等出版主体和出版流程被彻底颠覆。网络平台兴起、自媒体崛起，草根大众已然成为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者。在传统出版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版符号多以传统的文字呈现，而虚拟出版中，出版符号呈现则多以音频、视频为主，并借助音频、视频等形式开启场景化模式。立足于虚拟出版现状，以新技术研究为突破口，确立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的立足点，同时展开对数字版权、数字出版规制的制度性建设等，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热切关注的问题所在。

3.新方法：虚拟出版的研究方法突破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路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拟出版范式的诞生和发展，新的信息和知识生产及传播的方式也随之诞生，在颠覆传统出版发展形态的同时，也消解了传统出版单位的权威性，由此带来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方式方法的改变和突破。首先，虚拟出版时代的编辑出版教育要具备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实质上是一种服务性思维，它从人性最底层的需求为逻辑出发点，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直接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形成爆发式增长。传统出版单位在此大趋势下向知识服务转型[7]。在网络新媒体技术方兴未艾之际，数字出版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明显，地位也愈加重要，“数字人文”浪潮和“数字社会”形态席卷而来。基于此，在编辑出版教育中，虚拟出版的技术运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等都需要我们以数字思维和网络思维方式来统筹，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性规制，以达到宣传目的。其次，由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出版技术的广泛应用，恰恰是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出版技术的兴起和运用。大数据的兴起是基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产生的对海量信息数据的有效统计，以便计算我们在传统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看似繁杂、毫无逻辑的现象。大数据的应用也带来数据思维、数据研究方法在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实践。最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在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中的作用日趋凸显。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自不言表，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渐呈景观，数字人文前景可期，这都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方式更好地看清问题。虚拟出版时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路径已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动能。

二、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实践路径

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实践路径不仅依靠出版学科的升级正名，打造编辑出版一级学科的学科维度，还需要不断在高端人才锻造提升，其他学科的人才助力发展，以及实现课程体系的健全发展，促进出版专业的完善，同时更要推进编辑出版教材研发，在学科体系布局建设上着力用力。

1.打造一级学科，并领跑世界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按下快进键，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发展迅速。出版学的建立及提出，主要基于出版事业的瞬间勃发以及当时所面临的书荒出版形势。出版工作座谈会曾于1979年12月在长沙举行，开启了建立“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8]的构想之旅。1980年4月，陈仲雍撰文提出建立编辑学，最初实为“图书编辑学”。1983年11月，宋原放发表专论，提出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1984年了月，时任中宣部部长胡乔木致信教育部，認为编辑有学，提议在我国高校开办编辑专业，以便编辑出版人才有序发展，随后高校陆续开设编辑出版专业。从1998年教育部调整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实际上，各高校对编辑出版学科的归属及设置一直五花八门。从学科属性上来分析，出版学科具有“文明性”“编校性”“科技性”“传播性”“经管性”“实践性”等多重属性，用“传播性”很难将出版学科的主体属性统一起来。因此，教育部虽然明确了编辑出版学是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但各高校仍然各行其是，有的将编校出版学架构在文学学科下，有的架构在信息技术学科下，有的架构在管理学科下，不一而足。在目前全国83所开设编辑出版学科的高校中，几乎没有两所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完全相同的学校，学科归属及架构设置的混乱也折射出版学科发展的有待成熟。出版学科是一门呈现复杂的多重综合属性的学科，将该专业架构在任何现存的一级学科下面，都处于“挂一漏多”的尴尬境地。其学科设定上的缺憾，在顶层设计与具体设置呈现种种乱象，迫切要求我们携手努力，抓住机遇将其升级为一级学科。

2.融通学业两界，实现高端人才锻造

针对学界和业界两张皮的现象，如何有效融通，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近年来，随着数字出版以及5G时代下人工智能出版等新的虚拟出版形态涌现，知识生产呈现复杂多变的生态局面。诸般新现象既是对原有出版形态的破坏，也在创造新的出版模式。面对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出版业界应该放下身段，加强与学界联系，就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寻求理论指导，共研新突破和新出路。

出版专业设置的目的在于人才培养，业界出现的种种新变化，也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出版教育的定位和出路。高校出版教育的课程设置要把握时代脉搏，充分吸取多学科方法及理念，以提升学生素质为要，出版实践与理论建设并举，高校和企业的人力资源补充整合，根据业界的要求，为其培养“特定的人才”，实现定向就业，实现“培养与就业”[9]有效对接，注重“政产学研用”，在高端出版人才尤其是专硕、博士、博士后方面加强培养。在培养经费充足、指标宽裕的政策优势下，将其他专业的高端博士吸引到本专业进行“终极锻造”[10]，以解决不乏经费的企业高层次人才培养难题。业界和学界联合培养博士后，是培养出版顶尖人才的迅捷途径，未来可期。

3.健全课程体系，促进出版专业发展

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设立与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方向息息相关，又与其学科特性密切相连。首先，在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把脉时代潮流。这既是基于媒介迭代形势下，我们对出版概念的认知突破，又是我们对媒介未来发展认知的突破。在传统出版时代，专业课程设置简单有限，主要是满足了传统出版产业和传统出版学界研究的需要。跨入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就需要以更加融合开放的思维来设置课程。这既能体现编辑出版专业与时代紧密同步互动，注重实践，又能在实践中融合抽象思维，体现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性。其次，课程的设置既需根植于学科属性，又要着眼于整个专业的未来发展。基于出版学科具有“文明”“编校”“科技”“传播”“经管”“实践”六大属性[6]，高校应根据编辑出版学的六大属性设置相应的“出版文化”“出版编校”“出版科技”“出版传播”“出版经管”“出版实务”六大专业方向[6]，必要时可加上一门“阅读学”。如此可见，在虚拟出版时代，出版专业更兼具融合性和实践性。在虚拟出版时代，依托载体和技术的助力，既要充分体现虚拟出版技术发展的特性特点，扎根实践，又要不失编辑出版专业自身的发展基础。新技术逻辑下，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具问题挑战，编辑出版专业属性认知与专业设置之间的矛盾持续凸显。高校屡屡出现裁撤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现象，新媒体、互联网传播专业激增，这已然表明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变化态势。但一味追逐虚拟出版新潮流的发展，只能导致其流于表面，缺乏发展根基而不能致之久远。因此，专业设置合理能达到出版人才的有序培养。

4.推进教材研发，布局学科体系建设

首先，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材的研发需要注重教材的时代性。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开设编辑出版专业以来，编辑出版教材曾经历数次大规模出版活动，其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的教材影响较大，持续20年之久，近年也未多改变。而相应的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从出版产业向文化产业转型，从传统出版发展到数字出版，都鲜明体现了中国出版业的巨大变化。而编辑出版教材无论是在知识结构、框架体系还是在指导思想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滞后性，尤其是与当下文化出版产业的实际严重不符，与国外的编辑出版发展现状也相去甚远。因此，虚拟出版时代新教材的基础性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其次，编辑出版专业教材的研发，应该注重教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改革开放之初，编辑出版专业设置正是基于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有的高校一直沿用旧有的教材，有的高校则使用新的教材，教材混乱的现象一直存在。在虚拟出版时代，我们除了尊重各个高校自有教材，也亟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新的理念进行统编教材编订[11]，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最后，积极推进“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12]学科体系建设下的教材编订。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多以“三原一方”为学科建设基础，这就为出版学科发展指明了一条可操作的教材建设之路。在编辑出版学科教材编订的同时，我们仍要通过《出版史》《出版原著》《出版原理》等“三原”性教材及《出版实务》等方法论教材的编订促进出版学科发展和体系建设。

三、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的问题启示

虚拟出版时代的编辑出版教育更要加强党的领导，强调社会效益;立足实践的基础上对标技术制高点和理论突破点，在虚拟出版时代助力弯道超车;健全编辑出版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实现出版整体迭代升级;着力加强出版教育，以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重回世界出版峰巅。

1.虚拟出版的编辑出版教育更需加强党的领导，强调社会效益优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至今未变。无论是从传统的软质出版，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支持下跑步跨入虚拟出版时代，出版事业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传统软质出版时代，信息知识的传播速度较慢，而到了虚拟出版时代，信息知识的传播速度迅捷，尤其是在数字出版当下万物互联皆媒的时代，如何加强对出版的规制引导就成为当下及未来不可回避的课题。首先，编辑出版人才是虚拟出版时代的中坚力量，加强对编辑出版教育的导向引导是虚拟出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虚拟出版时代的当下，编辑出版人才的实践与学习深造过程中，通过秉承党性原则及正确导向，弘扬主旋律，以积极向上的内容教育人，以正确的导向政策引导人，并坚决摒弃相反的内容。其次，编辑出版教育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通过编辑出版教育，编辑出版人才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得以增强，以保证国家的文化安全。最后，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的加强，编辑出版学科伦理观教育的夯实，在未来发展中都需加力加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乂事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助力。

2.编辑出版教育立足实践，对标技术制高点和理论突破点，在虚拟出版时代助力弯道超车

自古至今，出版业与新技术应用结合无间，无论是古代的刻画书写，还是虚拟出版时代的录显，以及与之相关的出版产业技术的进步，都呈现与时代结合的鲜明特征。当下，数字出版技术涉及各个领域，5G技术迭代疾速，万物互联、云端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异彩纷呈，出版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亘古未见。基于虚拟出版发展的鲜明特点，编辑出版教育应立足实践，对标技术创新制高点。在出版业界，应着力加强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专业培训更要精准有力，这样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稳步提升，将互联网和数字出版知识与传统出版知识双向结合，同时有效配置奖励机制才能有所新突破。在结合新技术运用领域，出版的形式、主题、内容上创新，加大专业资格考试内容涵盖范围。在出版学界，尤其是编辑出版教育方面，要立足学术创新，以新的材料、新的思想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实现学术突破，进而打造坚实的学术根基，接续推出学术研究新成果。中国的编辑出版教育在整体上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诸多不足，我们必须自足本来，吸收外来，放眼未来，具备国际视野眼光，在虚拟出版时代实现弯道超车。

3.健全编辑出版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实现出版整体升级迭代的前提

虚拟出版时代，编辑出版教育关乎整个出版业发展的未来，健全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实现出版业整体迭代升级的前提。首先，督促有关部门完善顶层设计布局，实现出版学科升级，并逐步完善和加强对编辑出版教育的政策指导，实现学科升级。拥抱新技术，直面新挑战，重新认知出版专业属性，合理重定专业设置，改变目前仍处二级学科的现状，避免“边缘化”和裁撤风险。其次，人才体系建设是重要途径。编辑出版教育就教育主体而言，不仅要加强师资力量的投入，以保证教学质量的优质优化，而且要吸引优秀人才到编辑出版行业中深耕精耘，为编辑出版的未来发展奉献蓄力，同时也要在其他方面提供助力，以保证编辑出版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

4.提升编辑出版教育是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的重要保障

出版是人类进行文明互鉴交汇的重要媒介行为，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与见证。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曾经由“一带一路”传布世界，散发着辉耀世界的荣光。中国作为世界出版母国和大国，在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的衰落而落后于世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日趋专业化的形势下，出版人员素质的提高、专业能力的提升都与编辑出版教育紧密相连。首先，通过出版教育专业化的加强，编辑出版人才应提升科技意识与科技认知，了解出版科技发展前沿，洞悉出版科技发展趋势，以迎接新的科技挑战。其次，编辑出版人才通过教育的强化，认识中国拥有丰厚的出版文化资源和文化积淀，以传承中国出版的文脉薪火，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最后，提升编辑出版教育，是中国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出版制度的优越性，已经保证中国出版的社会主义方向，编辑出版教育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传播与传承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编辑出版教育的提升，编辑出版人才的不断涌现，不断给出版业注入新鲜活力，助推中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重回人类出版的世界峰巅[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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