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到来的时候，变革锐不可当

夭夭

早醒

1980～1989

“哼，这回让他进监狱里搞改革，出风头去吧！”1985年的初冬，一辆警车突然驶进沈阳市大东门外的一条小巷，手执“传票”对土屋的主人宣布：“费忠凯因有经济问题，令其今日8时到区经济检查科候讯。”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有人惊诧改革先进典型的费忠凯咋一夜之间成了罪犯，可大多数人是在幸灾乐祸。

费忠凯何许人？他是1980年毛遂自荐到濒临破产的沈阳二轻汽车附件厂当厂长，让厂子成为改革先锋典型，自己成了扭亏为盈的“新闻人物”。当然，如果他“见好就收”，不申请去亏损严重的市珠林汽车部件厂，也不会被恶意举报贪污。

回顾1980年的世景变迁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在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谬和不可思议。20世纪80年代，非国营工厂职工身份会让人抬不起头，甚至会被蔑称为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流浪汉”。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置身这样的时代背景，费忠凯的遭遇才能说得通。

被传讯后，费忠凯被当地派出所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看守措施，失去工作机会，出入于检察院。当初反对他改革、怀疑他改革的人活跃起来，添油加醋地为他搜罗“罪证”，散布“起码要判3年徒刑”的谣言。

天降大祸，费忠凯一股火得病住院，母亲替他着急也染病不起，离世前追问：“我不行了，咽气前就想要你句真话：犯没犯罪？”听到费忠凯含泪回答“没有”后，老人惨然一笑，离开人世。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正如1984年9月刊于《当代工人》的文章《改革，给我们企业插上了金翅膀》所说，没多久，中央的经济政策如春风化雨，打破了坚冰，审查无罪的费忠凯又以“改革者”的身份，租赁了濒临倒闭的沈阳市汽车轴销厂，迈开新的步伐，继续在改革之海乘风破浪。

如此看来，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在“工厂福利性小社会”的体面与荣光登峰造极之下，20世纪80年代确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性的年代。国家政策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信号开始发酵，国有企业需迫切直面改革蓬勃发展的青春期，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市场环境上，在无情的竞争面前，一部分企业盈利了，发展了，壮大了，一部分企业则亏损了，萎缩了，甚至倒闭了;自身现状上，臃肿的人员队伍、不合理的劳动组织结构、沉重的附属包袱，让不少正值壮年的企业老态龙钟，步履蹒跚。

于是举国之内，开始出现一批像费忠凯这样“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人，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春，体察到季节和时代的变迁，迅速作出反应。

相比于费忠凯，有人是幸福的。

1984年，《时代周刊》有期封面是一个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为《中国的新面孔》。因为这一年，“围墙”开始一堵堵消失……

1985年8月，《当代工人》就刊出这样一篇惹世人注目的文章——《真棒，徐有泮厂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3月，在武汉，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领导共商改革大计的会场上，一位浓眉大眼、持浓郁大连口音的关东大汉，介绍着一个万人大厂搞活致富的经验，引起震动：“大厂都像他们，用不了多久，全国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实现。”

他叫徐有泮，1983年5月被委任为沈阳电缆厂厂长，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一厂创出两项改革之最，不仅主要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使厂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实现了30年前就立下的宿愿。

早醒的辽宁并没有停下脚步。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犹如一声惊天春雷，打碎了国有企业不倒闭的神话，破解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改革的疑惑。

雪球慢慢滚大，聚沙成堆、滴水成海。作为改革初期全国闻名的改革窗口，率先在全国进行企业破产改革试点成功实践，一项项突破传统僵化经济体制的工业革命——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全员劳动合同制……推向全国，在神州大地上摧枯拉朽。

一個新的时代赫然登场，确乎让所有人都听到了时代列车转换轨道的尖厉声响。

乍暖还寒

1990～2007

1989年，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多年的狂潮一旦喷涌，怎能没有龙虎之士！若套用武侠小说的话，即见诸于1992年4月《当代工人》的《来自辽宁省改革一线的最新报告》，呈现出的便是一份属于那个年代的改革群英谱。

比如梁文海，穷苦出身，好不容易进了工厂，却在刚满18岁时，所在的国营厂濒临倒闭，还是小师傅的他挺身而出，承包了金属加工车间，建起自己的金属加工厂。3年承包期，他不仅救活了这个厂，还成了“万元户”。

穷孩子有钱了，也萌生过好好享受的念头，但没多久就按捺不住，建起股份制环海常压锅炉厂。

那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形态还有诸多不解。有人说梁文海创办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可实践验证，1990年，环海系列锅炉获得国家专利，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梁文海领着工人，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生产线造出的新型锅炉，畅销全国10多个省市，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向国家上缴税金80万元。

“锅炉革命”告一段落，再来看看“爆破革命”又如何。沈阳防爆器械厂倒闭后，一些失业工人找到劳动局，哭闹着要工作、要吃饭。有的工人，则踏过已经打碎的铁饭碗片，向前走自己的路。曾经当过防爆器械厂副厂长的尹英仙，与人合伙创办了“新生有色金属加工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经济效益越来越好，不仅开出了工资，就连久违了的燃料、医疗、自行车补助费，也开始揣进工人的腰包。原厂长石永阶，则在1998年开办了一家豆腐房……

涌上潮头的还有悄然兴起的“三资”企业（即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1989年，“三资”企业虽尚属凤毛麟角，全国1.5万家，辽宁也不过500家，但这块“小小的”他山之石，却给企业的传统管理方法和思维观念带来猛烈冲击，引起有识之士的沉思。

亦如2003年11月《当代工人》刊登文章《我从国企到民企》中描述：“有名领导干部的孩子瞒着父亲参加考试，合格后被录取了，但很快被发现，就又被辞退了。”抚顺华樱管件实业有限公司“近亲回避”的招工制度，在“世袭制”观念包裹下的国有企业用工氛围下，无疑化作一记重拳，沉沉地落在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带来的思想枷锁之上，又将“人的现代化”，一道新的课题，摆在1.5亿中国产业工人面前。

“向现代企业人过渡”成为新目标。

转眼1992年，又一个春天，邓小平的南巡不但在政治上造成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强烈的号召力，全国立即出现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上一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坊间流行的趣语夸张却又真实：“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可改革必然要有撞击。

时至今日，吕正步想起当年未进行下去的工厂改革，依旧有自责情绪。他认为，当年若改革成功，至少会让这座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老工厂“好过一点儿”。

“或许在计划经济思维的框架下，‘铁三角（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加持下，厂子是改不好的;或许下岗潮——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反应，也并非个体和单一工厂的改革即可阻挡的。”生于1938年的吕正步，是原沈阳市高中压阀门厂经济师。从17岁进厂工作到最终下岗这段期间，正赶上“一五”时的铁西工厂腾飞期，在蒸蒸日上的效益带动下，吕正步从零学起，历经供、产、销等多个部门，最终成为厂长参谋。即便如今的境遇远赶不上换了几辆小汽车的前手下，但他仍然很感谢这段黄金岁月。

历史转型的阵痛不止于下岗潮，还留下了不可回避的后遗症：工人失业、收购方暴富、国资流失……

2006年6月《当代工人》发表文章《这样改制行吗》，向这个世界诉说：“气派的办公大楼卖了，设施一流的幼儿园卖了，功能齐备的文化宫也卖了，职工也卖了。但人家不管那叫卖，叫‘买断。”2005年，一个曾如日中天的大型国企，在转制的洪流中被荡平冲垮，而留在海滩上的，是买断职工干瘪的钱包和无助的目光。

它并非孤本。《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国有企业中，46%的企业进行了改制，其中只有30%左右的企业使其控股属性从国有改为非国有。改制过程中的产权转让，将近90%的企业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部操作，缺乏较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改制缺少规范化和程序化。

新蓝海

2008～2020

2008年，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市场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曾面目不清的企业改革运动确立了前行的航标后，改革的动力开始有了新的载体。

2004年上映的电影《天下无贼》，或早以一句戏谑的台词摊出答案：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的确，任何一个国家不断进步迭代大体依靠两种能力，一种是制度变革，另一种叫做技术。

而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可逆动力：世界上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自航绞吸船“天鲲号”投产，国产航母和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相继下水;“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以时速350公里的速度飞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开启了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序幕;国产大飞机C919、AG600水陆两栖飞机相继成功首飞，天宫二号在预定时间内返回地球……

从逐梦深蓝到利剑长空，从无人问津到走出国门，从跟跑到领跑，新中国成立70年来，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国之重器相继问世，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是国家，是产业，是企业，但归根到底，还是成千上万的技能型产业工人。

于是，产业工人的培养和技能提升，成为企业“方舟”致力深耕的新蓝海。一场八仙过海式的剧目拉開帷幕。正如刊于2009年9月《当代工人》的文章《铁西：工业性格60年》所说，百川赴海，升华为新的工业性格。

“以前带徒弟没有计划，没有约束，现在每个阶段都有教学计划，还要经过三方考核……”在2010年12月《当代工人》刊登文章《沈鼓，蓝领天地的镜像》中，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重）车间机加二班班长、省劳动模范孙柏成坦言，企业开展的新型师徒结对子活动给老师傅们很大触动，大家并不是看重金钱奖励，而是对企业能够重新重视师徒传承模式感到欢欣鼓舞。

“要知道我国工人的技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内的师徒制。”孙柏成表示，建国后，为让年轻工人更快掌握操作技能，师徒模式被普遍采用。这种特殊的企业生态，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渐完成和企业薪酬制度的变化，开始变得越来越淡，甚至销声匿迹，促使不少企业高级蓝领频频告急，一些关键性工序甚至断档或后继乏人。北重在车工、铣工、电焊工等主要工种中开展的新型师徒结对子活动，以协议书的形式规定了师徒职责、考核及奖励办法，在全国开启了“徒弟考核优异，企业给师傅奖励现金”的先河，使这一传统重新焕发生机。

在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公司），有这么一个班组：2017年时，他们拥有高级技师7人、技师1人、高级工15人，曾有两人次获得沈阳市铣工比赛冠军，两人次夺得全国铣工大赛冠军，保持着某型号零件加工零缺陷的纪录，这支优秀的队伍有个响亮的班名——王刚班。

“厂里一共有62个班组，一线班组35个，搞好班组建设很关键。树立一个品牌班组，希望能带动班组建设的整体提升。”

班组，作为企业最基层的组织单元，是企业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而班组长，一个小团队的领袖，他的强势与否，关乎着企业细胞真正强大之所在。鉴于此，2010年，沈飞公司批准成立了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班组。

可以想象，在沈飞公司这样一个以航空产品制造为核心主业，集科研、生产、试验、试飞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飞机制造企业中，自然不乏技艺精湛的高级技术工人。如果不出乎人们通常的想象，能被委以重任的，必然是一位工作多年且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但现实总是有着让人惊叹的特别之处——那一年，王刚而立，2007年至2009三年里，就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辽宁五一劳动奖章、沈阳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4项。

不仅如此，还有“主人翁”情节上的文章。

“员工持股，真能让员工受益吗？”听说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的内容之一，一市属国有企业技术研发团队主管朱峰担忧。其中所指的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员工通过贷款购买、现金支付等方式，拥有企业股票，从而以劳动者和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种制度。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2014年6月，中国证监会制定并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启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新通道。辽宁地区先后有抚顺特钢、沈阳机床等国有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推进员工持股计划。2015年8月《当代工人》刊登《员工持股的红利》文章，对这个划时代的变革进行梳理、总结和思考。

当然，“神通”不仅限于工作之中，8小时之外的事例也有很多，如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医疗互助会、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的“感动沈鼓——十佳人物颁奖典礼”企业文化建设……无论何种措施，其主要目的是打造一个现代的企业治理模式。若把视野放得辽阔一点儿便不难发现，作为高级技能人才最直接的需求者，在这样一个需要在装备制造业占有一席之地的时代，国有企业从最初的懵懂被动，走到如今，已渐渐学会主动出击乘风破浪了。

回望这既短又长的40年，世事经历恍如隔世，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