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逃离边缘

殷万妮

编外身份

在拍电影前，张艺谋的社会角色是一个边缘人。

受制于家庭背景，他曾被划分为“黑五类”。张艺谋的父亲曾担任国民党军需官，两个伯父也是黄埔军校出身。

这一度成为他心中压抑的一种禁忌。张艺谋还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有一天，他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国民党的军扣，他既紧张又惊讶，便拿着扣子问奶奶。奶奶一把抢过扣子，以训斥的语气问道：“在哪儿找的？”张艺谋察觉出不对，便不再作声。

他渐渐形成了内向、压抑的性格。

“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陕西关中乾县的农村插队，后来因为自己有打篮球这一技之长，才“闯”过了政审难关，被国棉八厂招工。

车间开大会时，领导按照流程通知“党员、团员留下，其他人走吧”，全车间800人，只有张艺谋一个人站起来离开，后来领导索性直接把名字点到张艺谋头上，说：“张艺谋，你走吧。”

这样的日子，直到他上了电影学院也没能结束。

1978年，28岁的张艺谋因为超龄无法报考北电，后来他给时任文化部长黄镇写信，附带了一册30多张照片的作品，才作为非正式招考生被录用。

张艺谋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以揭露1978年高考里的招生黑幕为由声讨他。他抬不起头，甚至想过回老家。

张艺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这也是我压抑的原因。”

好在命运节点在此发生。

张艺谋成了第五代导演队伍中的一员。第五代导演狭义上是指1978年入学，1982年以后陆续毕业于北电的导演系学生，后来又扩展到摄影系、美术系。

张艺谋在电影方面的天赋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1983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破格批准张艺谋、何群、张军钊、肖风4个应届毕业生成立“青年摄制组”，并拍摄《一个和八个》。

在这部被外界公认为“第五代开山之作”的电影里，张艺谋担任摄影。凭借这部电影，他获得了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1987年，由他首次担任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他本人也提名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同年，他因主演《老井》一举夺得百花奖、金鸡奖、东京国际电影节三大影帝，而这也是他第一部出演的电影。

那一年，张艺谋不过37岁。

张扬与碰壁

边缘人的身份，一度让张艺谋习惯用一种逆向的艺术表达方式——张扬的色彩、极致的形式等。

比如《红高粱》里的红。

影片开头，在延绵不绝的黄土岗上，轿夫与乐队走过，黄土漫天飞扬，颠簸的红轿子似腾云驾雾，“我”奶奶九儿坐在一片红中。没有任何挑逗性的表情和裸露，单是用色彩，张艺谋就表现出一种浓烈的、自然的情欲。

极致的艺术表达，让张艺谋的导演作品迅速受到了认可。

《红高粱》成为“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因为获奖，电影在国内也收到了追捧，西影厂因此得到400多万元的票房收入。

这部电影标志着第五代导演正式进入创作的巅峰时期。《红高粱》商业上的成功为中国电影[趼] [堂]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电影最终斩获10个海内外大奖，张艺谋也随即进入了拿奖拿到手软的顺遂时期。

在表达的尺度上，张艺谋叛逆过，也失望过。

自《红高粱》引发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后，张艺谋被大批“揭露中国阴暗面”，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

他对当时电影背负的“过失”记忆犹新，“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这不是张艺谋最后一次碰壁。1995年，电影局决定与国际接轨，中影公司开始每年进口10部“大片”，中国电影市场第一次开始采取“票房分账”。也是这一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因为审查未通过，不能在大陆公映。

它成了张艺谋职业生涯里唯一一部禁片，他还遭到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

这次碰壁让张艺谋在表达上学会了收敛。但外界关于他锋芒尽收、向主流低头的声音又成了新一轮的争议点。

70，奔跑

张艺谋又一次来到了时代节点。2002年，他以一部作品《英雄》和一己之力，开启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序幕。

《英雄》收获2.5亿元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1/4，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

“中国式大片”成为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路径。两年后《十面埋伏》上映时，恰逢“国产保护月”，当时两部好莱坞进口大片推迟在国内的上映日期，为其腾出了近三周的档期。

资本和权力，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统一。但矛盾也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他身上。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张艺谋被看作荣誉的顶峰，同时也被当作创作上离经叛道的明证。他既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先锋，也同时被定义为电影圈的既得利益阶层。

电影之外的资源，似乎成为外界对此更加确定的证据。

2006年，张艺谋被最终确定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及其团队从2004年开始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两年就赚到了8700万元。

因为有过执导很多重量级国家演出项目的经历，“国师”的称号也随之而来。

张艺谋抗拒“国师”这一称号，他认为“那个名字是害人的，招人骂。”

对他来说，声望和光环不是缓解自身危机感的有效方式，他选择了惯用的方式——拍戏。

从1987年导演第一部电影开始，张艺谋保持着每年或者每两年上映一部戏的频率，空档期最长不超过3年。30多年间，没有例外。

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和2016年的《长城》将其口碑拽至谷底。面对差评，张艺谋罕有失态的时候，对他来说，拍什么似乎不重要，拍下去才更重要。

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张艺谋的名字4次出现在年度内地电影票房前10名的榜单上，但进入1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两次。

新生代导演崛起，票房不再是第五代导演的主要战场。

2013年，徐峥凭借《人再囧途泰囧》让华语电影迈入“10亿时代”，张艺谋直到2016年才加入“10亿导演”的行列。

今年，张艺谋已经70岁了，他的生日是在剧组过的。去年12月，《悬崖之上》在东北雪乡开机，疫情也没有阻断拍摄，他带领全体剧组人员先后经历两次14天的隔离，直到今年5月，电影杀青。

在电影领域，张艺谋还在向前闯。除了《一秒钟》，张艺谋还有两部电影待映，新电影《最冷的枪》也已经立项。

《张艺谋的传记》作者方希曾这样评价他：“在一条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个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个繁华的街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围总是有很多的喧嚣，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离开，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鸡蛋，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用奔跑来表现人物倔强和坚定的拍摄手法，常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而那些角色仿佛也是张艺谋性格中的一种投射。关于电影，他不知疲倦，不甘停下，不肯回头，只要还有时间，他愿意耗下去，不管是一秒钟，还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