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科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隐云?田春

【摘要】本研究一方面回顾过去，概括了教科书的基本内涵、特征、功能、出版等内容，阐述了信息技术时代数字教科书的内涵与发展的现实困境等问题，彰显了研究的理論自觉与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展望未来，认为教科书研究应该突出问题意识，增强教科书研究理论的解释力度;整合学科视域，保持教科书研究的内在秉性。

【关  键  词】教科书研究;学科视域;教材出版;价值导向

【作者单位】张隐云，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田春，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4.025

教科书是课程的主要载体和实施教学的重要资源，在维护社会文化结构的再生产、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重塑青少年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教科书研究现状进行审视与分析，不仅能够帮助学界和业界归纳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发现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还能为教科书的后续建设与发展指明方向。

一、 对教科书基本问题的探讨

随着教科书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内外学者对教科书现状与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既有对教科书的内涵、特征以及功能等基本原理问题的探讨，也有对教科书出版的价值立场和导向的分析，还有对信息技术背景下数字教科书的现实困境等问题的探索，体现了研究的理论自觉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1.教科书的基本内涵

已有研究中关于教科书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从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出发，将教科书界定为教学用书，认为“教科书是为一定的教育目的服务的、承载着特定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1]，教学性是教科书的本质属性。二是从教科书的使用主体来说，教科书又可以被定义为教师的教学用书和学生的学习用书，简称为“教本”和“学本”，前者主要着眼于教师的讲授，后者主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三是基于教科书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将教科书理解为一种教育教学的工具或教学材料。从作用角度来看，“教科书是一种介入学习过程、为了提高学习有效性而有意加以结构化了的工具和教学之材”[2];从意义角度来看，教科书的内容能通过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而分享。四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来界定教科书，比如有的研究者基于文化学的视角，将教科书看作与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等平行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结构的对象化的文化存在。

2.教科书的基本特征

通过相关研究梳理发现，教科书具有教学性、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等特征。

第一，教学性。“教学性作为教科书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是教科书内涵本身所决定的，教科书的其他属性都植根于教学性之上，失去教学性，教科书自身价值将被瓦解。”[3]教科书的教学性是指教科书的文本内容选择与编排既要符合课标的要求和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又要便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换言之，教科书作为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文本，其根本属性只有建立在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基础上才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只有实现教育学化，才具有可教学性。

第二，审美性。如果说教学性是教科书的根本属性，那么审美性就是在此基础上对教科书本质属性的自然延伸。“教科书作为一种审美性的存在，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是立美与审美的统一体。”[4]首先，就教科书的内容组织而言，教科书中的知识编码、语言表达和思想感情能给人们带来美感。其次，在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一方面，编写者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科书内容的美感和质感;另一方面，教科书中的图片润色、题材选择、排版格式等都要遵循一定的审美规律和审美规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审美的体现。最后，教科书的美学价值通过教学活动得以彰显，师生围绕教科书文本这一审美对象进行交流与碰撞，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学科的内在之美，提高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和素养。

第三，意识形态性。教科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选择与内容把关，可以从根本上保证教科书内容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学习，学生可以逐渐养成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

3.教科书的主要功能

教科书作为阅读者最多、受众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特殊文本，其基本属性及特征决定了其在教学活动中的功能和地位。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发现，教科书的功能主要为教育教学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

第一，教育教学功能。从教科书的教育教学功能看来，“教材不再是课堂教学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为开展教学活动提供的一种范例和素材，让学生在理解和建构教材内容意义的基础上，获得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发展”[5]。换言之，教科书既要辅助教师传授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也要呈现学习的过程与方法，更要进一步丰富师生的情感体验，促使学生成长，提升学生的知识和素养。

第二，意识形态功能。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功能亦称为政治功能，更进一步说，教科书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发挥着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教科书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材料，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化学习的重要工具，不仅引导学生进行知识选择，规范学生的学习内容，而且在意识形态的传播、特定社会自我复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价值导向功能。教科书作为课程实施的重要载体，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媒介。教科书的内容遵循一定的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教科书在帮助学生掌握一系列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将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既促使学生充分自由地发展，又保证了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方向。

4.教科书的出版

教科书作为特殊且重要的出版物，其建设与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密切相关。因而，在教科书的编撰与出版过程中要始终坚守传统价值立场。首先，坚守教科书的政治立场。教科书是高度体现社会政治、极具影响力的出版物，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教科书文本内容的选择与编写必须建立在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尤其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坚持教科书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教科书文本内容的思想性是编撰教科书的前提条件。其次，坚守教科书的价值导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融合趋势不断加强，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教科书作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媒介，承担着将主流文化价值融入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过程的重任。因此，要坚守教科书出版的价值立场，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打好中国底色，育中国少年，成生命气象。

二、信息技术时代的数字教科书研究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教科书研究产生深刻变革，数字教科书的出现，既是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未來教科书研究的重点领域。就某种程度而言，数字教科书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教科书纸质文本的形态，而且重新定义了教科书。

1.数字教科书的内涵与特征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总体可归为三类。一是形态说。有的研究者从价值与限度的视角出发，将数字教科书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创设开放的学习环境，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趋向学习的开放、自由、个性与创新的后现代教科书形态，具有教学资源与内容的丰富性、整合性等特点”[6]。还有的研究者基于课程与教学社会学的视角，将数字教科书定义为一种发展中的后现代教科书形态，呈现富媒性与定制性、教科书内容的关联性和开放性等特点[7]。二是纸质教材的数字化。有的研究者认为电子教科书是对纸质教材的电子化，即采用磁带、光盘和网络作为教材的载体，用媒体技术来丰富教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将纸质课本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存储在电子媒介中，是纸质教科书的另一个版本。三是教学资源说。吴永和等学者认为“数字教科书是集中了学校教学和学习领域里的数字媒众，将教学需要的教材、教辅、工具书等按照科学的结构进行整合而成的综合教学资源包，既具有阅读和教学的功能属性，又拥有富媒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的自身特性”[8]。

2.数字教科书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

当下，我国数字教科书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是教科书与数字化技术发展不同步。虽然数字教科书是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生成的，但是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和越发的精细化、智能化使得教科书无法跟上其发展步伐;关于数字教科书需要哪些教育理论的支撑，学界和业界缺乏足够的探索。二是形式与内容的发展不协调。数字化技术促使教科书以全新的面貌和形态出现，但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的教科书的知识选择、内容组织与纸质教科书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技术的增长并未带来教科书文本内容的改变，甚至还加剧了知识内容的碎片化、教科书编写过度技术化的倾向。三是主体信息素养发展不平衡。师生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使用主体，数字教科书的出现对师生的信息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现实情况来看，发达地区的师生相较于欠发达地区的师生具备更高的信息素养，而且能够以更加积极自主、开放包容的姿态组织和探索数字教科书;而欠发达地区的师生在面对教科书数字化和数字教科书的发展潮流时，略显被动，师生所具备的信息素养仍然只是停留在对多媒体技术的简单操作和运用的层面上。对此，针对数字教科书现有的问题，有的研究者从多维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如“技术层面，构建技术与知识理论的多元复杂关系;知识层面，研制数字教科书的相关标准;主体层面，着力提升主体的媒介素养”[9]。

三、教科书研究的发展路向

目前，虽然我国的教科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等待挖掘。

1.突出问题意识，增强教科书研究理论的解释力度

不难看出，无论是对教科书基本理论的探讨，还是对信息技术时代教科书面临的现实困境等的探析，都是在直面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凸显研究的意义与分量。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其他学科理论解释和分析教科书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试图构建一套较为成熟完善的教科书研究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综合来看，大多数研究遵循的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应然演绎逻辑，只是将相关理论与教科书研究简单叠加，“缺乏对理论共性与个性的分析，尤其缺乏对教科书研究方法基本体系和分类标准的反思与重构”[10]，导致方法还是原有理论的方法，并不是教科书研究的方法，教科书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一方面，教科书研究不能只是发现和提出直面现实的有意义的问题，还需要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有启示性和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学理解释时，要自觉主动地将有关理论与教科书研究深度融合，既能够提供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又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具体可操作的策略与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让教科书研究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才更能推动教科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2.整合学科视域，保持教科书研究的内在秉性

教科书研究中的学科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过去完全依赖某一学科或某一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的研究传统，创造了多学科交叉、多理论圆融研究的可能性，在学科融合视域中生成符合教科书研究的原理方法、运行原则和结构模式，体现了教科书研究跨学科的特点。因此，一方面，教科书研究需要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避免概念术语的套用和简单视域的拼接，以及过度越界或依附于其他学科语境之下，失去自身的内在知识结构、规范与边界，从而丧失研究的主体性、专业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教科书研究要在学科交融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形成适合教科书自身属性的理论研究体系和可行性路径。

|参考文献|

[1]王攀峰，宋雅琴. 论教科书的内涵与属性[J]. 当代教育科学，2018（1）：7-12.

[2]弗朗索瓦-玛丽·热拉尔，易克萨维耶·罗日叶. 为了学习的教科书：编写、评估、使用[M]. 汪凌，周振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李新，石鸥. 教学性作为教科书的根本属性及实践路径[J]. 课程·教材·教法，2016（8）：25-29.

[4]刘景超. 教科书的审美化教学功能及其实现[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5）：55-60+79.

[5]毕华林. 教材功能的转变与教师的教科书素养[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87-90.

[6]王润. 数字教科书作为教学文本：价值与限度[J]. 课程·教材·教法，2019（6）：63-68.

[7]赵志明. 重新定义教科书——数字教科书的形态特点与发展[J]. 课程·教材·教法，2014（3）：38-42.

[8]吴永和，杨飞，熊莉莉. 电子课本的术语、特性和功能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2013（4）：5-11.

[9]石娟. 数字教科书发展的现实境遇与因应策略[J]. 课程·教材·教法，2019（3）：43-47.

[10]王攀峰. 教科书研究方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J]. 课程·教材·教法，2017（1）：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