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仕和, 刘小林, 牛海波, 陆小革, 何 霖
(国防科技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边界层转捩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个重要难题,特别是在超声速和高超声速条件下的边界层转捩问题更为复杂,相关认知更加欠缺。高超声速边界层转捩广泛存在于工程应用中, 例如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舵面绕流、发动机进气道内流动等. 它对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气动力、气动热以及发动机启动等关键问题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1],湍流状态下,飞行器表面的摩擦阻力系数和传热系数大约是层流状态下的3-5倍,且随着飞行器的飞行速度的增加,湍流和层流状态下的结果差异会更大。因此边界层转捩对超声速、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气动特性和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Mack[2-3]在20世纪80~90年代对边界层中扰动波的线性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当Ma>4时,边界层中密度和速度的组合剖面会产生拐点,在当地声速线和壁面之间会出现纵向辐射声扰动波,并且认为这种由压力脉动引起的扰动波(即第二模态波)在边界层转捩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之后,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的Zhong等人[4]以及Kendall[5]和Stetson[6]等诸多学者[7-8]分别通过数值模拟和风洞实验的方法都证明了第二模态波对高超声速边界层转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在飞行器真实飞行过程中,流动往往是非对称的,此时边界层速度剖面是三维的[9],横流不稳定性就是主导三维边界层转捩的典型模态,存在于后掠翼[10]、椭圆锥[11]以及有迎角圆锥[12]流动中。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