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筱红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传统的中国农村是以家户为本位的“一盘散石”。组织农民(包括农妇)将之带入国家政治是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国家组织农民从建国初的集体化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每一次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都是突破组织发展瓶颈的实践。治理单元“是具有适应性的社会结构”,当国家意识到组织运作遭遇“内部或外部威胁的时候,结构变化的过程就开始了”①。以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为例,从改革开放初的“治理真空”,到村民自治组织及制度的兴起,再到制度“空转”难以“落地”,进而走上“找回自治”的探索路程②。在自治“找回”的路上,基层实践、国家顶层设计、研究农村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落置在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有效性探索上。
治理单元“是指对一定空间或范围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协调和处理的单位”,基本治理单元“是最接近家庭、位于治理层级最底端且不可再分割,但是又能满足一定公共生活的组织平台、范围和空间,它由若干自然人或者若干家庭构成”。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单元可以分为两类,即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自然型基本治理单元(又称自治单元)和国家用行政方式设置和划定的基本行政单元③。无论是自然型基本治理单元还是基本行政单元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工具性,同时又是具有生命力的“变量的稳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