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三重关系*

熊 辉

长期以来，我们借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或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来处理中外诗歌关系，并普遍认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积极或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中外文学关系视野下的“影响”并非虚妄的对接或没有事实依据的联系，故外国诗歌要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实质性影响，缺少翻译中介环节便无法实现。而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并非简单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二者还具有同质化倾向和交互促动的潜在关联。

一、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同质关系

鸦片战争的爆发逐渐浇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自信，在西潮涌动的语境中，摈弃传统诗歌的抒情方式而借鉴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成为新诗革命的方向。在讨论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影响之前，不得不提及的是，二者具有同质的关系，即翻译诗歌参与了中国新诗创作，在经验积累及情思表达等方面，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显示出诸多的相似性。

翻译活动必然会包含创作的素，因而诗歌翻译行为有时也是一种诗歌创作方式。创造性是诗歌翻译与叙事文学翻译的最大差异，翻译者常常会从民族诗歌艺术或个人审美偏好的角度出发，

创造性地对原诗的形式及内容进行修改，翻译的过程融入了能动性的创作，如此便会使译诗相对于原诗而言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我们可以近乎绝对地认为，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