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口

陈子赤

16岁那年，我去了湘乡土桥公社茶场当知青，因为母亲的成分不好，我便尽可能干好每一个农活每一件事，免得让贫下中农说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女表现不好，再牵连着家人。

茶场不大，立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9个知青和贫下中农加在一起20多人，住的是土坯房子，吃的是“红锅子菜”，生活非常艰难，可每个知青干活出工积极，没有怨言。我知道，他们都是想好好表现自己，希望早早地被推荐，回城工作。我却没那想法，不是不想，唯成分论的年代，好事是很难落到一个“狗崽子”身上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场长找到我说，你明天去一趟东山茶场，把那一百斤红薯种推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咋交给我了呢？红薯种关系着全茶场今年红薯的播种，不是有信用的人，他绝对是不会让去的。我很激动，说谢谢场长，高兴得我一夜没睡觉。

因为总记着去运红薯种的事，天毛毛亮我就起了床。场长是上了年纪的老贫农，也是一个文盲，他拿了介绍信给我。天呀，什么介绍信！纸上画着一个红薯和一个麻袋，一双握着的手，落款就是土桥公社茶场的公章。我说这行吗，场长？场长不高兴了，拉着脸，用他那半眯半睁的小眼睛睃着我，没吭一声。我吓得早饭都不敢吃就上了路。

抵达东山茶场时，太阳升得老高，他们已经吃过了早饭。东山茶场的场长姓罗，他看了看我的介绍信笑了：这个眯老倌（我们场长的诨名），红薯画得不错么！罗场长很热情，不停地问我们场长的事儿，甚是关心，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