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来京与香山昭庙的建造

香山是皇家园林的荟萃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作为西山文化带的核心区域，香山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清代中期，六世班禅来京与昭庙的建造，即是其中的典范。

六世班禅来京朝觐的历史背景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以为清高宗庆祝七十大寿的名义，率西藏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的高僧以及随从两千多人，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启程，历经一万两千多里的艰辛跋涉，于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承德行宫。九月初二日，又在皇六子永瑢陪同下抵达北京。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京朝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这与清代联络蒙古、稳定西北边疆的基本国策密切相连。清代在立国之初即确立起尊崇、利用藏传佛教的基本方针，此方针在招抚蒙古、安定西北边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对此，清高宗在为六世班禅朝觐而兴建的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形象叙述为“蒙古众林林，莫不倾心身。皈依三宝门，神道易设教”。乾隆三十九年（1774），流落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浩浩荡荡东归。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间，清廷又平定了与藏区毗邻的“金川之乱”，将四川西北进一步纳入中央管理。在蒙古卫拉特四部以及藏区土司归顺朝廷的重要时刻，清高宗准许掌管藏传佛教实际教权的六世班禅来京朝觐，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百余年升平累洽”，增强文化向心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宣示卫藏（旧时西藏的别称）“实在震旦中”，强调“佑我无为治，雨顺与风调”的政治目标。

这与西藏八世达赖面临亲政的重大时事相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高宗在设置噶厦政府、提高驻藏大臣职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创设“摄政”制度，规定在转世的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朝廷任命的摄政官代理西藏政教权力。这对于稳定地方局势、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随着八世达赖在班禅的教导下逐渐成年，何时亲政、达赖亲政后如何处理其与摄政以及六世班禅的关系，成为高宗亟待考虑的重大问题。

英印势力对西藏威胁的增强，为六世班禅决定赴京朝觐的又一重要因素。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迫切需要在全世界开辟更多的市场和原料地，人口众多、疆域广大的中国很快成为目标。但清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对外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英国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广阔市场的努力，屡屡受挫。其时，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之南的印度次大陆逐渐纳入英国殖民范围，与西藏关系特殊的尼泊尔、不丹（西藏藩属国）等国也遭到蚕食，西藏的安全一步步受到威胁。六世班禅通过收留南亚逃难的僧人、派遣西藏官员以及印度僧人出使等方式，加强对南亚局势的关注与了解。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势力，也将西藏视为绕过清政府抵制渗入中国的曲径。乾隆三十九年，英属印度总督收到六世班禅调解与不丹争端的信件后，当即派遣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以“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在与英印政府的交涉过程中，六世班禅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皇帝所管辖”，坚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于六世班禅的出面，英属印度与不丹的冲突，以及廓尔喀侵略锡金等边疆危机暂时得到缓和，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六世班禅乘高宗七十大寿之机，提出赴京朝觐，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交流，“提醒中央重视西藏边防，加强对西藏的保卫”。

昭庙的建造

高宗在昭庙落成庆典上题写的《昭庙六韵》，开篇称“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注中又进一步明确，昭庙是为接待六世班禅来京觐见而专门兴建的。不过从目前所存清代《奏案》《活计档》等档案来看，昭庙与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的动工先后，恰与高宗诗中所述顺序相反。据学者考证，昭庙开工约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底，最迟不会晚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而班禅通过章嘉国师奏请觐见，则迟至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高宗当即允准，并将两人相见地点预定于祝寿之期“外藩毕集”的承德。为预备觐见之便，高宗同时下令“度地建庙”，此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初动工、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竣工的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由此可知在班禅朝觐获得批准之前，京西的昭庙其实已经开工。高宗在为班禅建庙“居住”的谕旨中，也未涉及京西正在修建的昭庙。可见昭庙兴建的最初动议，或许与班禅来京没有直接关联。

不过随着班禅觐见事宜的确定，昭庙的后期建造，就与班禅来京一事密切联系起来。这从昭庙与须弥福寿之庙相近的建筑风格，即可窥一二。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藏文音译“觉卧拉康”，意为“尊者（即释迦牟尼）神殿”。从名称而言，与香山昭庙相对者，当为位于拉萨城中的大昭寺。昭庙主殿供奉的旃檀释迦牟尼佛，确实亦拟自大昭寺。大约正是出于这一缘故，六世班禅的《传记》就明确将昭庙记述为“拉萨大昭寺的模拟寺庙”。不过从其建筑风格来看，昭庙与拉萨大昭寺并不相同，反而与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如出一辙。须弥福寿之庙是清廷为班禅觐见讲经、居住而专门兴建的寺庙，高宗《碑记》中谓为“都纲及寝室，一如后藏式”，有“班禅行宫”之称。从动工时间而言，昭庙比须弥福寿之庙早近一年，但其竣工则比须弥福寿之庙还晚上三个月。建成后的昭庙坐西朝东，正门东向，整体建筑风格亦“肖卫地古式”，以藏式为主，汉式为辅。主体呈方形碉式，石基白色，墙身红色，高厚坚固。墙体设藏式梯形壁窗，上部饰以汉式遮檐，形成乾隆时期特有的“平顶碉房藏汉结合式”建筑风格。其主殿都罡殿在第二层红台院落正中，高悬御书“宗镜大昭之庙”匾额。其他前殿、东殿、西殿、南殿、北殿各额，亦出自高宗亲笔。红台西侧所建七层八角琉璃万寿塔，由绿琉璃磚砌成的塔身矗立在汉白玉台基上，周身饰满精致的佛龛，塔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檐端又缀以悦耳动听的铜铃，成为昭庙最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建筑。

从总体来看，香山昭庙与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均依照山势，由低到高形成一条明显的建筑中轴线。两庙都设有庄严肃穆的大红台等藏式建筑，最高处都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琉璃万寿塔，两塔的造型也极其相近。凡此种种，无不显出两庙建筑风格的一致性。民间据此将香山昭庙与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同称为“班禅行宫”，可谓名实相副，也符合其兴建主旨。这也生动表明昭庙的修建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宗教目的与文化目的。

昭庙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昭庙位于香山静宜园内，其地本为皇家园苑中的鹿园。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觉悟成佛后，最先来到名为“鹿野苑”的地方向五位侍者宣讲佛法，开启佛教传法的先河。此后佛祖又在此说法四十五年，化度弟子数千，鹿野苑成为古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四大圣地之一。清高宗选择于风景优美的香山“鹿园地”兴建昭庙，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明确表达了他对藏传佛教的礼敬，此亦即其在《昭庙六韵》中再三强调的“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这种礼敬，当然出于藏传佛教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边疆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更出于国家安定团结的长远目标。此从御碑藏文将《昭庙六韵》的最后一句“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意译为“从今往后，藏汉人们连为一体，普遍得到各种形式的吉祥瑞应”之意，即可见其概。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十九日，清高宗与六世班禅莅临香山，共同为昭庙落成举行开光庆典，后来又将《昭庙六韵》诗立碑于清净法智殿内。该碑以满（东）、汉（南）、藏（西）、蒙（北）四种文字分别镌刻，表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鉴于六世班禅在英印殖民势力威胁西藏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爱国热忱，清廷还特意赐给他一颗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镌刻的“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银印，这是清代颁给历辈班禅唯一称“宝”的敕印，充分表达了高宗对于六世班禅的高度重视。不久，班禅因患天花圆寂于京城之北的西黄寺。高宗下旨在西黄寺内修建清净化城塔，以安放班禅衣冠。在御制《清净化城塔记》碑文中，高宗再次称赞班禅“自后藏越二万里来觐”的英勇壮举。西黄寺和昭庙一起，成为北京最令人瞩目的藏传佛教寺庙，在很大意义上体现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元性。

清代中期六世班禪不远万里、自后藏来京觐见，体现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密切关系，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的鲜活事例。清廷在承德、香山为班禅兴建的行宫，更成为见证这一重大事件的标志性建筑。作为中央政府宣抚西藏、宣示主权的明证，清代昭庙对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藏区和平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

近代以来，在饱受侵略的中国历史上，昭庙还先后见证了英法联军对“三山五园”的劫掠，见证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罪行。民国初期静宜女校和香山慈幼院的开办，则使昭庙成为中国近现代慈善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并将裕隆太后、马相伯、英敛之、熊希龄等历史名人与之联系在一起。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香山，昭庙又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地，并因其距离著名的双清别墅较近，再次以崭新的历史身份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香山作为人民公园对外开放，赓续相继、传承有序的昭庙遗址也逐渐得到保护与修缮。在加强文化建设的新时期，重新规划开放的昭庙，以其杰出的建筑艺术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日益成为集中展示西藏佛教文化与清代皇家园林艺术的重要场所，成为首都北京弘扬民族团结、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者简介：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