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闭”的影响，从“疫情进行时”到“后疫时代”

孔冰欣

2月10日，动车组列车停放在武汉动车段的存车线上。

春风送暖物候新，吹面不寒的温柔湿意，洗濯晦暗污垢。3月了，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超过四万名，其后，可以想见，还将有数万人陆续康复回家。

而面对那些治愈者，尽管微笑迎接的面目是主流;依旧避之不及的姿态，却也绝非少数。从“疫情进行时”过渡到“后疫时代”，空间意义上的“隔离”似乎消除了，但心理层面上的“禁闭”，仍然起着相当的作用，并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破坏性的影响力。

与世隔绝、猜忌对立，对身为社会动物的人类而言，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美国纽约州西部偏僻的“绿肺”区域，一座废弃了近30年的肺结核医院陷落于密林深处。该院占地近120公顷、共有15栋不同建筑，建于1910年，1991年彻底关闭。

现在，这里除了陈旧的空气和老化的石棉之外，什么都没有。大自然开始回收失地：密布的植被，不断试图钻入的草籽和灌木，寄居于此的小动物们，无不提醒我们，不独冰冷的无机物，其背后所隐喻的现代文明，都只是暂时的、脆弱的……

一旦被“剥离”，终将遭吞没。

疫病与污名

一位在大都市打拼的撰稿人，发现自家小区把“重点地区人员隔离14天不得外出”，加码成“外地人员一律先隔离14天”;小区群内，一边为远方的武汉喊加油，一边责怪身边与武汉有关系的“隔离户”。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的打工者，发现自己沦落到流亡般的境地，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箭矢一样群集，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