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电影都在塑造当代史

马纶鹏

《极度恐慌》剧照。

悲从心来的一个事实，我们注定和自身的很多疾病一直相伴。马尔克斯写了《百年孤独》，还写了《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最感人的一句，“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因为“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莫名或已知的病毒、细菌一旦变得“流行”，把所谓文明搅得天翻地覆，生命一夜凋零。

向死而生、向阳而生。人类和传染病、慢性病、各种细菌病毒的斗争从未间断，也不会停止。殷墟甲骨文上就有“疾年”的文字，中国几乎每一次农民运动都和疾病流行有着密切关系;在西方，“安东尼瘟疫”（包括伤寒、天花、麻疹等）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14世纪的黑死病的背后却闪耀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光芒。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全民娱乐就是电影，也包括之后的衍生品电视和现在的流媒体。如果在传染病和电影之间找共通点，那就是“流行”。某种程度上，疾病和电影都在塑造人类历史，特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当代史。而电影也在不断地、不遗余力地去反映、解析、反思着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同样也是在反照我们自己。

如今疾病的电影表达已然是一种明喻，因为电影中直观、尖锐和迫切的声画即视感就对应明喻的词语标志“好像、比如”等。对于疾病，诗人爱用隐喻，但电影毫无避讳，从来都是明刀明枪。

疾病的明喻

英国电影《末日侵袭》（Doomsday  2008）开宗明义，“完美生命竟然会毁在单个微生物之下”。美国《极度恐慌》（Outbreak 1995）片头就是诺奖得主Joshua Lederberg的箴言 “人类统治地球的最大单一威胁来自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