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学的理论奠基与创新
——评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

谭旭东，王海峰

（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44）

十年前，葛红兵即开始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创生，他从英美国家创意写作理论译介、创意写作理论的本土建构，到创意写作的教育教学实践等多个角度殚精竭力。如今，以上海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正在或即将从概念、理论、学科、文本、产业和素养等六个方面完成自身蜕变与成长［1］。目前，中国高校创意写作经历了观念传播、理论译介、教材借鉴、本体理论建构、学科外部关系研究、产业整合与发展等多个发展层级，并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影响到了中小学语文教育。2020 年6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创意写作学理论》，是葛红兵十年创意写作探索的理论结晶，它不单是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创意写作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高校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的奠基之作。

《创意写作学理论》这部论著从内容上来看，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对创意写作学科理论的构建；第四章至第六章为创意写作学的创意本体理论研究；第七章至第八章为创意写作能力量化和教学法研究；第九章至第十一章是对创意写作学与生活、产业、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与疏通；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对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与创意国家构建的可能路径的探索。这五部分内容，形成了一个严密而合理的内在逻辑，其在创意写作的本体论、方法论上都做了系统梳理和论述，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与范式。无疑，《创意写作学理论》与20 世纪80 年代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一样，将改变现有文学理论的版图。

本文从创意写作学科理论体系、创意本体论的写作学理论、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的路径三个维度评介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理论》这一论著的主要贡献及理论价值。

一、建构创意写作学科的理论体系

创意写作是英美大学文学教育新体系，不但有学科理论，也有各种课程与相应的教学实践。将创意写作有效地引入到中国高校，不能简单地移植名称，重要是理论的引进与消化。没有学科理论体系，方法论就无处谈起，且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就难以规范，无法操作。葛红兵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从文艺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抽身而出，全心全意地译介与研究创意写作理论，并陆续在《当代作品评论》《当代文坛》《社会科学》《湘潭大学学报》和《探索与争鸣》等重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阐述他的构想与设计。《创意写作学理论》就集中凝练了他多年来对创意写作学科理论的探索，不但为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创生贡献了基本概念体系和论域框架，而且对创意写作能力量化、大中小学创意写作教学方法、人工智能写作等创意写作研究领域的前沿基础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具体来说，论著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对创意写作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确立创意写作学科定位，寻找其学科合法性

在该论著中，葛红兵将创意写作学科定位为 “以创意思维养成为目标，以写作为呈现手段，面向创意产业，培养创意产业原创人才及创意事业服务人才的学科”［2］1。早在 2004 年，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团队在葛红兵的带领下即开展创意写作理论、教材的研究与翻译工作。2009 年开设创意写作实验班。2010 年，上海大学开始开设创意写作本科阶段专业课程，2012 年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招收创意写作学硕士，创建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博士点及创意写作博士后流动站。葛红兵带领的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团队经过多年的创意写作理论、教材等资源译介、评价、研究及本土化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已经完成了创意写作学科的基本定位，确立了学科的合法性。 “上海大学在本科生教育，应用写作向创意写作的转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及海外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资料翻译引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3］葛红兵团队基于创意写作学科教育教学方面的实践发表了《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2011 年）、《高校中文教育改革与 “创意写作” 学科建构》（2014 年）等论文，为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基础理论建构提供重要支撑。

葛红兵认为，在学科定位角度上看，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拥有比欧美创意写作学科发展更为自觉的 “实践学科定位” 和 “社会角色意识” 。这是一种理论自信，而非狂妄自大。因为经过对英美国家创意写作理论与教育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再加上对本土中文教育的洞察与理解，葛红兵深刻而准确地认识到了创意写作在中国大学开花结果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事实上，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在以上海大学为标本的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十余年历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佐证。葛红兵认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化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传统写作学的观念与理论如何能够接受创意写作学的冲击与改变，创意写作学如何能够在中国学科土壤生根发芽以及创意写作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等都是创意写作学科发展要解决的难题。显然，葛红兵提出的 “创意中国化创生” 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但指出了创意写作可以实现对传统写作教学的优化，还指出了创意写作不能简单移植，而应该有效地转化并在消化英美创意写作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建设，以补益于大学中文教育。

（二）从创意写作学科内部理论难题发掘创意写作学科建构路径

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中，葛红兵指出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内部理论困境：第一，学科的理论属性、实践属性及二者的矛盾问题；第二，学科人才培养的共性与个性矛盾问题；第三，学科中的创意思维与写作技能的矛盾问题；第四，学科中的市场精神与精英精神的矛盾问题。这四个创意写作学科理论难题分别涉及了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基本定位、存在意义、发展路径、价值取向四个问题，而它们正是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者最应该思考并付诸实践的学科基本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创意写作学理论》在梳理和总结了诸多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的学科定位、发展历史（发生史、发展史、国际接受史）、基础理论（写作规律与方法、创意规律与方法、创意写作教学规律与方法）、分类与分体写作等内容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建构目标与思路，即研究创意写作活动及教育规律创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以文化产业为导向的一体化创意写作教学体系，以潜能激发、创意研究、技能拓展为核心探索全新的工坊制教学制度，探索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评估体系和标准，探索招收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的可能性并完善相应评价体系。该论著还从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文创意写作教学的活动规律、教学体系、教学模式三方面提出了建构创意写作学科的基本思路。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学科建设问题供读者思考，如高校中文系学生写作能力系统的建设、量化和具体训练等问题，且提供了创意写作能力量化的一些指标与方案，解决了一些人对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有效性的质疑与困惑。

（三）平衡了创意写作学与传统写作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关系

创意写作引入大学后，势必对传统的写作学产生冲击，甚至会影响到《基础写作》课程与《写作基本原理》等教材的使用。葛红兵注意到，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与发展还要处理其与传统写作学的关系问题，创意写作不能简单地替换基础写作和传统写作学。葛红兵认为， “创意写作学包含传统写作学” ，强调 “创意写作学把写作的本质理解成产业、事业及思维” ，这区别于 “传统写作学把写作的本质理解成个人性的语文和修辞技能” 。面向产业、事业乃至国家文化建设的写作学科建设理论成为创意写作学的一个任务。这实际上是以创意写作优化和补充并重组大学中文教育。葛红兵注意到文化产业中科技对创意写作的影响。以人工智能写作为例，葛红兵从人工智能辅助写作、机器人创作及人工智能写作对人类文学生活的挑战等三个方面探索人工智能写作的可能性及挑战。葛红兵认为： “机器人作家的出现将改变人类消费类文学休闲作品的创作格局和阅读消费格局” ， “会使针对特定读者专门创作定制作品得以成为可能” ； “人类将通过自己的专属写作机器人模拟各种各样的人生，在虚构的世界里让自己经受无数场人生历练，得到虚拟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性’成长”［4］。这种跨学科视域下的创意写作学思索，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与系统。

创意写作学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既有高度的学科自觉，也有自洽的理论形态，既需要研究者把握创意写作的学科共性规律，也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创意写作中创造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葛红兵认为，创意写作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理论学科，是以创意写作为研究领域的新型学科。而创造性和应用性则表现为创意写作学科的实践属性。此外，在学科方法论上，葛红兵认为创意写作学不应成为心理学、教育学、修辞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附庸，强调把 “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原创力的养成及实现规律” 作为创意写作的逻辑起点、途径和方法。这些观点不但有效区别了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学，还刷新了创意写作的理论话语，为创意写作中国化实践提供了新的认识论。

二、提倡创意本体论和创意本位

近几年创意写作在中国高校兴起后，不断受到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创意写作本体属性，也找不到创意写作的定位。《创意写作学理论》这一论著的第二个理论贡献，即是葛红兵对创意本体论和创意本位提供了全面的思考。

（一）将创意本体论作为写作学研究的本质观念

在论及创意本体论时，他认为创意实践是人的根本性实践，写作是基于人的本体性实践之上的审美实践活动。葛红兵在创意写作的视域之下探讨写作的本体论问题，提出 “创意是人作为主体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人作为审美主体的活动也自然与此自我认知统一，人只有把自己领受为创意者时，他才可能真正领受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此为基本原则来追求其主体性的自我完成，写作由此被理解为主体对其创意本质的一种领受和实现活动，一种被本质地包含于主体生命的内在实践”［2］50。而创意写作学的诞生正是弥补了汉语写作学理论的这种欠缺。

葛红兵从哲学、人类学、美学、文艺学中人的本体论出发，证明创意实践是人类实现自身本质属性的审美实践活动。在创意写作看来，创作主体是通过创意实践来进行创作者身份的自我实现的。这种观点拓展和深化了传统写作学理论的实践观念。将创意本体论作为文学研究和写作学研究的本质观念，是传统的古典本体论、浪漫本体论、语言本体论、批判本体论、生态本体论等文艺本体论观念的发展，丰富了文艺本体论的研究视域，也呈现了创意写作这种本体性审美实践活动的本质。

（二）提出创意本位的文学批评观及创意评估法

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中，葛红兵以创意本位的文学批评观为例，探讨创意本体论及创意本位的写作学与文学理论，并对创意价值评估模型进行了可行性论证。根据创意本体论的创意写作学理论观念，创意本体的文学批评观需要根据文学作品的创意价值进行评估和判断，这改变了以往的根据 “消费主义” “商业主义” “精英意识” “启蒙意识” 而确立的文学批评观。这种创意本位的文学批评观更尊重创意规律、文学规律和写作规律。

葛红兵提出了一种分层的创意评估方法，即 “以考察文本的创意价值为中心，将作品的批评实践分为独创系数、影响力系数和观念系数三个梯度” ，分别从创 “意” 层、创 “异” 层、创 “议” 层、创 “艺” 层、创 “义” 层、创 “疑” 层六个层面进行分析和评估。尤其是在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传统写作学理论无力面对瞬息万变、观念复杂的文学生态、文化生态及产业环境之际，这种创意本位的批评观、创意本体论的写作学理论是颇为大胆且既有趣又有益的思考和探索。这也说明，以阐释为语用功能的文艺理论在解读文本方面固然有效，但创意写作批评观为核心的创造学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评价文本（作品）的机制。

（三）将创意思维作为写作方法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中，葛红兵提出的创意写作学理论不仅做了创意本体论的论证，而且还进行了创作方法论的论证。他强调创意思维的重要性，将创意思维作为一种写作方法论，进而强调 “创意本体论文学观必须落实到作家论、读者论、创作论、接受论、批评论、文学史论、文学产业论等方方面面，而其中最核心的，无疑是创作论” 。 “创意创作方法论的核心依据是：创造者是思维着的创造者和创造着的思维者。”［2］62这体现了创意写作学中的创意本体论和审美实践论的统一，也体现了认识论和创作方法论的统一。

三、探索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路径

英美国家的创意写作从兴起到全球化传播，经历了100 来年，且改变了大学语言文学和艺术教育，形成了大格局、大体系，其 “科目化” 的学科发展路径很有成效。但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创生却很不容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流文学界和学术界存在学科成见和理论成见。西方的各路文艺理论都能本土化，为什么创意写作就不能实现中国化创生呢？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中，葛红兵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一）阐明了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的根本动因及意义

创意写作的概念来自西方国家。在创意写作发展的一百多年里，中西方写作者都未曾间断写作活动。 “写作活动自古至今，都并非是无关时代或生命痛痒的简单文字叠加行为。优秀的写作活动需要凭借写作者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思想，再加之高超的艺术表达技法，方可成就传世杰作。从发明创造的角度看，这些杰出作品，都是写作者的发见与创造之物。”［5］虽然如此，但是中国的写作学理论在晚近的一个世纪里，并没有脱颖而出而发展为创意写作学理论。当代的很多写作学理论仍然需要从中国古代的《文心雕龙》《典论·论文》《人间词话》等理论文字中汲取营养，寻找理论支点。

葛红兵认为，中国文化对现代意义上的 “创意” ，尤其是 “创意产业” 中的 “创意” 的哲学性认可和产业化认可乃是近20年的事情。因此，很多研究者在对文化中的 “创意” 基因指认时，便会不自觉地动用西方标准，借助西方思想。针对这样的现象，葛红兵认为，创意也应该有中国哲学意义上的解释。虽然我们能够从西方的柏拉图、马克思等人那里找到创意的哲学性解释，但是在中国的梁漱溟、梁启超等学者那里也能够找到创意的中国解释。事实上，中国近现代的创意写作实践是非常丰富，文化冲突下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写作发生重大变革，创新文体、修辞、字词、表达方式等，都是写作学的创造性实践。但从创意写作的中国化创生理论角度观察，则缺少这方面的总结和探索。这是葛红兵探索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的缘由及意义。

（二）探索了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的路径

在《创意写作学理论》中，葛红兵主张从中国文化的创意基因开发、创意经济时代的创意写作表达、创意国家视野下的创意写作产业发展、创意写作学科中国气派的建构等几个层面来探索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的路径。

研究中国文化的创意基因，不能仅用西方式的创意基因标准来衡量和评估中国式的创意基因，还要在中国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文化特质上寻找创意写作的发展支点。葛红兵将 “道” 这个中国本土的哲学概念作为中国文化创意的源泉，将金克木所说的禅宗之创意融入中国本土的 “道” 的文化基因，思考中国文化的创意基因所在。这是一种颇为有益的尝试。陈寅恪、费孝通、钱穆等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虽有些不同，但也都认为中国自有中国之文化特色。 “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去离开人生界而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内在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共同者而言。”［6］“内指性” 的中国文化与人本思想不谋而合，从而更加提倡人本身的精神世界的建设。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典的意境与意象世界中可以收获诸多证明。今天，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创意，为创意写作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约翰·斯道雷总结阿诺德的文化观念，认为文化是获知 “最好之物” 的能力，是 “最好之物” 本身，是把 “最好之物” 运用于精神和灵活，是对 “最好之物” 的追求［7］。这里的 “最好之物” 是 “人生界” 与 “世界” 的至高追求，这个制高点的属性恰恰是文化的，是创意的。而创意写作则是通往文化创新的一条大路。这条路人人可以走，人人都能走。这条路最终成为葛红兵所探索的创意国家之路。

（三）将创意写作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葛红兵在比照了麦克尔·哈特等人的西方中世纪以来经济文化范式变迁的观点之后，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三个阶段。他认为，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学的本质是创意，文学天然需要融入创意产业，文学会成为创意产业的原动力，成为一个国家创意能力的核心。葛红兵认为： “创意写作学科的中国气派，必须以建构创意本体论的文学本质观及其系统文论的诞生（文学的创意本体论、创意写作论、创意批评论、创意文学史发展论、产业论及文化事业论的系统建构）为基础，这是一种中国气派的原创理论，这不仅仅关涉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在本领域获得自己的‘宪章’，也意味着创意写作学科可以面向文学的全部领域贡献自己的学科见识。”［2］160与此同时，葛红兵等人还提出了创意写作能力量化理论及相关量化评估方案（见该书的第七章）。该量化分析方案可谓目前我国首个专门的写作能力评估方案。方案从基础写作能力和专业写作能力两个方面共计55 个能力因子进行评测，可为评估高校中文系学生写作能力提供参考，进而为把脉中文教育提供参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葛红兵认为，创意写作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研究要建立在中国化与中国特色学科思想的基调之上。国内众多写作学研究者都曾关注创意写作的本土化问题。这个 “本土化” ，在宏观上讲即是 “中国化” ，在微观上讲即是 “适应性” 。 “中国化” 是指整体的学科建构与文脉接续， “适应性” 是指区域及个体的文化特色与创意特质。《创意写作学理论》一书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学科、产业及路径，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文化担当与中国气派。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创意写作学理论》的理论视野极为开阔，整合与消化了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和创意写作的话语资源与知识体系，尤其是在阐释学与创造学之间的辨析上，其创造论的底蕴足以说服那些对创意写作还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士，该论著论及的中外创意写作学及相关著作逾百种，对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深度的研究，其理论视野与思想深度兼具，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并重。此书既可以作为创意写作学研究的入门引导书，也可以作为创意写作学教育教学的指导书，还可以作为创意写作学习者的教材，当然，其也可以作为创意写作教育管理者的参考书，还可以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