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记忆与革命叙事：《女英自述》的史料价值研究*

谢庐明，王槿莹，2

(1.赣南师范大学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2.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口 571158)

《女英自述》记载了31位曾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红军女战士的自述，为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史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对《女英自述》这部苏区妇女亲历者口述史料的专题研究仍较薄弱。(1)关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及亲历者口述史料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见：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严帆《红都女英杰传奇——记从瑞金走出的红色女战士》，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谢庐明《妇女亲历者口述史料中的苏区群众工作：1929-1934》，《龙岩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谢庐明《中央苏区妇女亲历者口述史料的特点及其价值》，《苏区研究》2017年第6期等。本文拟利用《女英自述》等公开出版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文献资料，分析《女英自述》的内容及特点，阐释其史料价值及影响，为当代党的建设和中国妇女运动提供借鉴。

一、《女英自述》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自1960年代初开始，江西省妇联的同志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寻访了部分曾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女英，请她们回忆自己当年的经历，或自撰，或口述，汇编成一部自传体的《女英自述》。该书由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曾志、刘英、李坚真、李贞、彭儒、胡德兰、缪敏、徐大妹、杨树兰、饶玉鸾、郑莲凤、周淑女、李珊、周月林、钱希钧、李伯钊、曾碧漪、危秀英、王泉媛、罗志才、黄长娇、张士英、李桂英、李桂华、万香、王群、应化群等31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女英自述。每一篇自述，各具特色，反映了女英们光彩照人的革命情操、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情意缠绵的爱情生活。该书文字生动，内容真实，情节曲折感人。有些内容还是第一次见诸于世，鲜为人知；署名均为真迹；书中的照片，绝大多数没有发表过。既是一本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的列传，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生动而珍贵的史料。这部自传体书籍，以访谈资料、回忆录的形式叙述女英们的苏区革命经历，结构严谨，以生动、真实的文字记载苏区开展斗争生活的情景，既保证了史料的真实可靠，又呈现了女英们的革命情操和战斗历程，体现了女性记忆与革命叙事并重的主要特点。

(一)体现了女性记忆的特点

关于妇女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动因。一是由于封建婚姻对妇女的束缚。危秀英讲述：“1910年，我出生在瑞金叶坪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半岁时，母亲被地主逼死。六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地主的债，要去当长工，只好忍痛把我卖到兴国高兴圩当童养媳……从此我开始了挨打受骂，洗屎片尿片的童养媳生活。到九岁，就担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样样活都得干了……1930年10月，红军到了我们村上，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我偷偷跑出来，报名参军。”[1]254-255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的蔡畅回忆道：“江西妇女在革命前，不但受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而且深受封建礼教习俗的束缚……特别是在婚姻上妇女受的痛苦最深……我们搞妇女解放运动，就必须从解决妇女这一切身问题入手。”[1]236-237曾任赣东北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的杨树兰说道：“当童养媳的很多，天天埋头做事还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夫妻不和到处都有。”[1]93当时的妇女被封建、落后的“婚姻枷锁”牢牢锁住，她们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对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进行反抗。要发动农村的广大妇女参加革命，必须从解决妇女迫切需要改善的弱势局面入手，改变不公正的婚姻关系，将妇女从夫权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妇女参加革命的顾忌。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明确规定了“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2]35-36《条例》颁布后，妇女人权得到保障，激发了她们参加革命的热情。

二是由于妇女的家庭地位低下。在当时，“男子压迫女子，轻女重男现象……丈夫打老婆，家婆骂媳妇，还是认为天经地义。”[3]473曾任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的王泉媛回忆道：“那时的妇女深受旧礼教的束缚，信守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打死不出屋门，饿死不出灶门。”[1]270只有改善和提高妇女地位，尊重妇女的权益，让她们能做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双手决定自己的命运，切身体会到革命带来的好处，才能发动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蔡畅谈到：“妇女部依《婚姻条例》规定，给广大妇女撑腰，积极支持她们取得婚姻自主的权利。对虐待妇女的翁姑、丈夫，妇女干部就发动群众对他们开展说理斗争，严重的还开公审大会，进行批判。”[1]237经过一系列工作，妇女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三是由于妇女人权得不到保障。“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妇女应得到的利益，那就不能去吸引广大的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战争，这对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失。”[4]为了改变当时妇女无权，思想上受封建纲常束缚，对虐待行为无力反抗的现状，苏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建立妇女改善生活委员会等妇女保护协会。曾任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的周月林回忆：“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目的，一是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使妇女在苏维埃政权下取得的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受侵害；二是动员妇女积极参加革命。”[1]153-154其次是通过《婚姻条例》《土地法》《劳动保护法》等法律手段对妇女权益予以保障。“我们苏区的劳动妇女，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法律上已经完全和男子平等”[2]79-80由于各妇女保护协会的宗旨是保护妇女的权利不受侵害，妇女亲身感受到党的关爱和革命的好处，使她们的革命热情和信心大大提高。

四是由于落后思想对妇女的禁锢。“苏区妇女，对革命斗争参加的观念，非常薄弱，就日常生活也很少有转变。”[5]杨树兰回忆：“对于剪发却有很大的顾虑，不知剪了像什么样，摸一摸又舍不得，今天推明天，上午推下午，总下不了决心。老人家最反对剪头发，说剪了发会倒运。”[1]93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苏区政府通过开办各种夜校，在贫农团、互济会等群众团体里组织识字班对妇女进行思想教育，吸收一大批劳动妇女参加各种工作，加紧培养妇女干部，以促进妇女思想的转变。妇女教育在当时受到很大重视，“如在兴国夜校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女子有一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占了百分之六十九。”[2]173时任信江妇女解放协会筹委会的胡德兰回忆道：“我们这些委员都分头到各县、区、乡、村去召开妇女会，宣传妇女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因为当时在苏区内，革命空气高涨，妇女们的革命觉悟也很快提高起来。”[1]72

(二)反映了革命叙事的特点

关于妇女在中央苏区革命中的贡献与作用。一是参加选举，参与政权建设。苏区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选举，不仅参与苏维埃的政权建设，成为苏维埃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妇女骨干，还主动加入到红军队伍中去，成为保家卫国的女战士。蔡畅回忆：“很多妇女当选为优待红军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部门的委员，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1]240周淑女谈到：“她们和男人一样参加了各种组织，12岁到15岁的参加儿童团，16岁到24岁的参加少先队，25岁到45岁的参加赤卫队。各个部门都有妇女担任领导工作。”[1]128

二是发展生产，购买公债。苏区的后方，妇女占了大多数，自然成为了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妇女广泛从事种植和手工业生产，充实苏区物质条件，又踊跃购买公债，发展苏区经济建设。饶玉鸾讲述：“80%的妇女都参加生产。她们勤学苦练，耕耘、播种、积肥、施肥、栽禾、收割样样都干，样样都能干。那时我们还组织了生产冲锋队、生产突击队，把农业生产闹得热火朝天，保证了苏区人民的物质供应和工农红军的供给。”[1]108据记载，1933年在江西全省的红五月工作中，“在夏耕运动上，兴、赣、万、雩、胜的劳动妇女成为运动中的主力！”[2]93-94在经济上支援红军，妇女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杨树兰回忆：“1932年和1933年发行决战公债，我们妇女和男同志一样分任务，8个县仅一次就完成了8.6千多元。”[1]99曾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的李坚真回忆：“苏区妇女真好，她们除积极交公粮外，还踊跃买公债，募捐，许多妇女把自己陪嫁的银手镯，银耳环都捐献出来支援革命战争。”[1]169

三是积极扩红，参军参战。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妇女作为生力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任粤赣省妇女部副部长的李桂英讲述：“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扩红。当时的口号是：扩大铁的一百万红军……我们天天下乡，同百姓吃、住在一起，还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白天同他们上山砍柴，下地种田，晚上，我们便开会动员妇女送丈夫、儿子、兄弟去当红军，还教妇女们唱‘送郎当红军’‘天光光’‘十劝哥十劝妹’等山歌，激发她们的热情和阶级觉悟，由于党的领导和妇女干部的努力，妇女在当时的扩红中的确起了很大作用。”[1]306少共江西省委在红五月工作后对各级团部妇女工作的总结中指出“青年劳动妇女在红五月的确是起了伟大作用，如兴国、博生、石城、瑞金的青年妇女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当红军，转变了过去妇女阻止男子当红军的现象。”[2]100许多妇女拿起枪杆子，直接战斗于革命前线。胡德兰谈到：“赣东北省委自1931年4月开始，曾先后派出大批经过战争环境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妇女干部前往闽北、皖南、浙西和浙南地区，开展妇女工作……她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出生入死，创造性地运用赣东北妇女运动经验，和当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白区工作队一起，配合主力红军开辟新苏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76-77

四是支前慰军，拥军优属。当时，男人在前线打仗，妇女就承担了支援前线和优待红军家属的重担。曾任湘赣省妇委书记的李贞回忆：“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妇女扩大红军、慰劳红军、支援前线、优抚烈军属和生产劳动。男人当红军去了，生活担子全部落在妇女肩上。种田完全靠自己，有的妇女能挑担子到百多里路的地方去做生意，挑烟挑鸡到袁州，吉安去卖，又挑盐回来。妇女还要支援前线。苏区没有鞋厂，红军穿的鞋全部是妇女无代价做的，又结实，又美观。”[1]122-123曾任赣东北省妇女部长的饶玉鸾回忆：“妇女组织了红军慰劳队。采用轮流竞赛的办法，每天派队伍前往红军医院帮伤员洗衣服，洗绷带，还唱歌，跳舞，慰问伤病员。同时还组织妇女做军鞋、编蒲扇。当红军在一个地方驻下来，我们就立即组织妇女把做好的军鞋、精心编制的扇子、整猪整鸡，大鱼大肉和各式小菜，源源不断地送去。真是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1]107-108妇女在优抚烈军属中也起了很大作用。饶玉鸾回忆：“我们妇女还主动承担了优抚烈军属的工作，除了轮流代耕、代种之外，还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组织妇女到烈军属家砍柴、挑水、扫地、洗衣洗被子、修理房屋等样样都做，使烈军属感到比自己亲人在身边还要亲。”[1]108

(三)体现了苏区妇女的革命精神

全书以女性记忆与革命叙事相结合，内容广泛，回忆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将革命女性参与斗争所秉持的理想信念与“参与政权”“参军参战”“支军慰前”“发展生产”等妇女工作结合起来，文中穿插有当时为动员群众而作的红色歌曲，有血有泪，不但可以与其他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又表现了独特的情怀，显示了性别与革命的独特视角。革命女英以自身经历将中央苏区妇女干部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和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栩栩如生地再现于世人面前，鲜活重现了那些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懈拼搏、视死如归的女战士的感人形象，展现了大批妇女干部的优秀事迹，鲜活性与历史性兼具，再现了革命年代女红军的铮铮铁骨。此书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光辉事迹，重现了苏区干部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好作风，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妇女为中央苏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支撑着她们的，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是心中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贺子珍命悬一线时，她没有放弃，因为她相信，“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革命总会成功。”[1]17郑莲凤被敌人用酷刑折磨，她没有屈服，她知道革命总有牺牲，“尽管敌人如此折磨我们，但是共产党人是硬骨头，头可断，志不可夺。”[1]113不论环境多么艰苦，女英们以乐观向上的心态积极面对困难。李珊谈到：“谁也没有设想过，没有估计过这种艰苦的斗争将会持续多久，我们每人都有一颗炽热而坚毅的心！党中央在哪里？主力红军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是和这伟大的整体血脉相通的！”[1]148

妇女是苏区根据地建设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中央苏区妇女亲历者的记忆史生动地再现了女英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和坚信正义必然胜利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苏区女英一心为公的优良品格和革命精神。

二、《女英自述》的史料价值及影响

《女英自述》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对此书的史料价值及其影响进行专门研究，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央苏区史研究，而且对于新时代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一，存文存史，有助于了解苏区女英的女性记忆。

《女英自述》是以31位曾在中央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女革命家为中心的回忆、访问性资料。这种由口述史形成的史料具有真切感，特别是本人亲身经历的许多细节，富含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气息。它们属于经历过同一历史的亲历者记忆，具备第一手资料的性质，不仅能反映真实的历史状况，而且能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涉及到中央苏区史的重要史事、历史人物，如大柏地战斗、妇女工作等，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彭儒回忆：“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了。正人是大会常务主席之一，并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我在大会秘书处工作，和曾碧漪在一起。会议期间，我们还见到在中央工作的周月林、康克清、贺子珍、钱希钧。当时瑞金有个照相馆替大会照相，也为我们几个女同志照了一张。解放后，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发现了这张在瑞金叶坪村照的相片。”[1]43

关于1929年2月的大柏地战斗，曾志回忆：“大柏地周围崇山峻岭，古木参天，是瑞金和宁都交界的险要隘口。这时后有追兵，前面宁都县城又有敌军把守，不决一死战，红四军就有可能被包围击溃。当晚，前委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地形，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形成之机，狠狠地打击敌人。任务布置下来，部队都进入驻地。这一仗从农历大年三十下午3点一直打到年初一正午……最后把刘士毅部击溃，活捉敌团长肖致平……我们红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昂，浩浩荡荡开入宁都县城。在宁都休整了几天，筹款数千元。”[1]31

关于中央苏区妇女工作，胡德兰回忆：“在我们开展的妇女工作中，最主要抓以下几个方面：组织县、区、乡、村妇女慰劳队；组织妇女赤少队，按年龄分别将她们编入赤卫队、少先队；扩大红军；组织担架队；放哨、查路条、开展白区士兵运动。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完成得蛮出色。”[1]72此外，饶玉鸾谈到：“为了扩大苏区，党组织选派了一批妇女骨干，进行短期培训。我也参加了在横峰葛源枫树坞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主要内容是学习怎样做好白区工作。我们妇女到白区去收集情报时，总是装扮成卖唱的、要饭的、拉二胡的、打莲花板的。敌人往往不注意，成功的把握很大。”[1]103

由此可见，《女英自述》不但生动地记录了中央苏区亲历者的所见所闻，而且对重要史事记载详实，有助于还原历史场景，增强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料的鲜活性。

其二，推进苏区研究，有助于认识苏区女英的革命叙事。

一是为苏区史研究提供新史料。《女英自述》的史料价值在于能促进口述史料与中央苏区史资料的互证，进一步深化中央苏区史研究。关于1932年2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钱希钧回忆：“毛泽民为行长。泽民要我在银行兼做会计工作。国家银行与中央政府在一起，属财政部领导。地点起初在叶坪，1933年4月随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7月又搬到下坡子，直到长征……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印制发行苏区的钞票，也铸造发行银元。部分的负责收集上缴的战利品……还开发经营矿业、工业……银行还有存贷业务，”[1]208-209据史料记载，“营业厅设了‘存款’‘放款’‘汇兑’‘问事’‘收买金银’等营业项目并一一标明……由于工作需要，钱希钧离开了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来到国家银行做会计工作，做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的助手。”[6]

二是为苏区史研究拓展新视角。《女英自述》从亲历中央苏区革命的女性当事者的角度，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对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阐述，为研究者对特定历史时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如何理解妇女为什么是苏维埃革命最大的拥护者问题，蔡畅回忆：“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中，苏区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一份田地，并在苏区颁布的《土地法》上加以确认，使广大妇女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她们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人。随着妇女切身利益的逐步解决，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和自觉性越来越高。”[1]238危秀英讲述：“革命首先使妇女在经济上翻了身。男女平分土地，老人和孩子也不例外。今夜生的孩子，不论男女，明日一早就能分得一份土地。姑娘出嫁，寡妇改嫁、妇女离婚都能带走自己一份土地……十六岁以上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256可见，“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7]72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力、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7]72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女工自述：“以前女人‘话事’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8]关于1931年12月发生的宁都暴动，李伯钊回忆：“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在全国起了重大作用，白区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国民党孙连仲的廿六路军两万多人因此暴动过来，这就是有名的宁都暴动。这两万多人的暴动是很大一件事，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这些人投到红军后，对一些制度不习惯，生活不习惯，做他们的工作很困难……但他们愿意看红军的戏。于是党派来一些搞宣传工作的高级干部，给他们演戏。记得最重要的一个戏是‘为谁牺牲’……这个戏演到哪里，哭到哪里，只要演戏，场场有人看，场场哭。收到了很大效果。”[1]219“粉碎四次围剿后，到火线上为战士演出：演戏、唱山歌。其中兴国山歌很有名，如‘石榴花开朵朵红’，唱的方式是一唱一和，女先唱，男和，适合多数人集体唱，非常美。”[1]220“部队文艺工作由红军政治部领导，密切配合了战斗任务”。[1]222

其三，资政育人，有助于理解苏区女英所体现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9]“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增进群众感情，践行群众路线，锤炼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当好人民勤务员，为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10]《女英自述》记述了“母送子、妻送郎、姐送弟、妹送哥当红军”“敲锣打鼓送子当红军”“支军慰前”等历史，充分体现了包括女英在内的苏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曾任瑞金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的罗志才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状况：“睡露天，野地眠，地当床，柴当枕；卧草堆，盖蓑衣，霜雪打，风雨淋；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面巾；锯竹兜，当面盆，篾骨火，当夜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谁也没有气馁，大家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279-280蔡畅回忆：“同志们对革命的前途却满怀信心。大家以苦为乐，精神振奋，相互间非常和谐友爱。灯前月下，经常可见同志们和群众一起教唱革命歌曲。每个星期六，苏区干部都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军烈属干农活。”[1]241康克清在为《女英自述》作序时写道：“尽管我是过来人，有幸参与了这一段历史活动。可是当我浏览了部分文章时，依然深受教育和启示。”[1]1“这些文章的作者和口述者，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旧社会的最底层，不满当时的社会和生活，要求变革的意识十分强烈。我们参加了革命，革命又冶炼了我们。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一心想的是要为千百万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息。事实上，也只有千百万人民得解放，才能有我们自身的解放……我的体会是：广大妇女要真正取得进一步的解放，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生活中也要是个强者，用实际行动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取得事实上的男女平等。”[1]2

因此，《女英自述》的价值，在于能利用其蕴含的革命精神资源教育干部群众，为干部群众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正确的价值引领，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女英自述》记述了中央苏区妇女在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扩红参军、支军慰前等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生动刻画了妇女在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光辉形象和重要贡献，反映了女性记忆与革命叙事并重等特点。该书体现了存文存史，有助于了解中央苏区女英的女性记忆；推进苏区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央苏区女英的革命叙事；资政育人，有助于理解苏区女英所体现的革命精神等价值。不仅对于拓展中央苏区史的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