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创新性发展实践及经验 *

段 艳,吴大华

(1.玉林师范学院 商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贵州省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最繁重的省份之一。“贫困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根本任务。”[1]随着贵州区位优势和通道优势的提升，以及多彩贵州以大数据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崛起，贵州影响中国的创新成果受到高度关注。

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积极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取得了可喜成绩。1978—1991年，贵州省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这一时期贵州经济发展比较缓慢。1992年，贵州省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元。1999年，贵州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545元。但是1992—1999年，贵州省人均生产总值依然低于全国人均生产总值，全国平均水平是贵州人均生产总值的2～3倍。

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不断刷新历史纪录，成功步入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追赶跨越之路，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贵州经济从2003年开始，已连续15年实现增速超过10个百分点。2014年，贵州迈入高铁时代。2015年，贵州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第1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近年来，贵州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彩贵州”文化旅游产业和“大交通”“大扶贫”“大数据”“大健康”“大生态”产业，起步良好，成长迅速。2011—2019年，贵州省经济增速持续9年居中国前3位，其中：2013年、2017年和2019年贵州经济增速居全国第1；2018年，贵州省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增速并列全国第1。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新挑战，有效化解新矛盾，不断创新实践，推动跨越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如今的贵州已成功站在了历史新起点、迈入了发展新阶段、走进了奋进新时代。

“贵州经验”是贵州人民在历经坎坷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不懈努力，在贵州大地上创造出来的。贵州影响中国的创新是指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贵州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为摆脱贫困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法、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实践。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影响中国的创新实践主要包括：“顶云经验”“毕节试验”、安顺非公经济先行示范、“多彩贵州”“云上贵州”等。创新发展是贵州脱贫致富的正确选择，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影响中国的创新实践

制度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社会进步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思考出路的贵州人留下许多敢为人先的思想解放、改革创新实践：从开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顶云经验”，到建立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从推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安顺试验区，到贵州全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多彩贵州”到“云上贵州”；从“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两大主战略的制定到“5个100”工程的实施；从弘扬“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到“十破十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快转型发展”主基调在贵州大地激荡。

(一)从“顶云经验”到“毕节试验”

1976年，贵州顶云乡陶家寨30多户农民大胆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率先开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顶云经验”。1987年,贵州湄潭成功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改革。1988年，贵州安顺开启以“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改革试验，贵州毕节开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最早探索。这些贵州创新在我国具有示范意义，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非公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事业进行了率先探索和超前实践。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明确“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1993年，湄潭土改经验被纳入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决策。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开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顶云经验”

1978年，贵州省关岭县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冲破思想束缚，大胆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道率先闯开“包产到户”的禁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1978年3月，中共关岭县委在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增产效果显著，得到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1978年11月，《贵州日报》刊登被广大农民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再加上《“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见报后，在广大农村引起了强烈反响，“定产到组”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好评。截至1979年1月8日，《贵州日报》编辑部收到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这组报道的来信来稿121件，其中118件赞成“五定一奖”的做法。这些报道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村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很快。1979年底，贵州省有10%左右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队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58.2%。[2]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基本成为全省主要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1980年5月12日至21日，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了9个半天的常委会，认真回顾了实施合作化以来贵州农业发展的历史，听取了省委常委到地(州、市)、县对农业生产管理形式进行调查研究的汇报。会议决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按群众的意愿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组织地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同年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走好群众路线，调整生产队规模，灵活采用多种办法，“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什么政策、办法最适合现实生产力的水平，最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好政策、好办法，就应当认真执行。”[3]贵州成为当时中国第1个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省份。1980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在向中央作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将“包干到户”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截止到1981年4月30日，贵州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6.8%。到1981年底，全省已有98.2%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至此，包干到户在贵州省农村生产责任制中的主导优势地位得到全面确立。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1981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关岭县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的农民为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大胆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管理模式，冒着风险，敢闯敢试，开创“定产到组、包产到户”这种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陷入困境的农村经济有了蓬勃生机，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巨大解放，虽然自1978年后贵州省连续2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取得了可喜成果。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9年贵州农业总产值为26.95亿元，比1978年的26.67亿元增长了1.05%；1980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8.12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4.34%。

在普遍推行和逐步稳定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同时，贵州率先在农村中开展了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1982年下半年，龙里县等开始进行试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布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规定建立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1984年，贵州省全面铺开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并于年底全部完成。全省共设立3830个乡(镇)，其中民族乡359个、乡级镇301个。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贵州已经结束。[4]

1991—2003年，关岭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崇尚实干、不甘落后、坚韧不拔、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奋发有为的“板贵精神”，开创“坡改梯+绿色经济林栽培+小水利工程+科技种田”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实现了喀斯特地貌石质山地人工造林技术和绿化造林组织形式的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曾有“石漠化王国”之称的关岭自治县成为全国绿化造林示范县。关岭人民通过绿化造林，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山区脱贫和生态改善，石漠化治理成效卓著，被誉为“关岭模式”，并在全省推广。[5]2013年，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生态文明科技创新论坛”上，“关岭模式”作为石漠化治理典范，备受关注。2014年，关岭自治县森林覆盖率已达46.51%。[6]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抛荒现象不断加剧，关岭自治县顶云乡积极尝试有效利用土地的新办法。2004—2006年，顶云乡连续3年集中农户土地共计600亩，创新思路进行“打包经营”，利用科学技术种植经济林作物，实现了农民收益和土地效益的双赢。[7]2007年，在全乡推行“打包经营”。顶云乡创造的土地“打包经营”的流转新模式，为中国农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作出了积极尝试和有效探索。

2.湄潭农村改革经验被纳入中央决策

湄潭县位于贵州省北部，是典型的农业县。自1987年以来,不间断地推进“土地制度建设”“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基层组织建设”“一个主题、三大任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改革试验,取得了一系列影响全国的创新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1987—1993年，湄潭试验区结合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土地制度改革及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开展第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出台一系列搞活土地使用权、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改革政策措施，“在承包期内，增加和减少人口，不再调整土地”，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政策效应和良好的社会效果。湄潭农村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和人地矛盾有所缓解，多种产业获得发展，经济活力倍增。贵州省七届人大十二次会议通过颁布的《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中，多处吸纳湄潭试验区改革试验主要成果。其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首创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文件，在全国进行推广。[8]

1994—2000年，湄潭县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为主题，开展第二轮农村改革试验。1998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八届二次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认真总结推广湄潭县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分期分批在全省推行。”其中，农业农村部(农改发〔2000〕1号)文件指出：“湄潭试验区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为中央制定全国性的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是2001年湄潭试验区提出并实施的“均衡减负、户户减负”的改革措施，与国务院2003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2〕12号)文件强调的“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政策相一致，也为全面取消农业税提供了实践依据。[9]

2001—2008年，湄潭县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在干部驻村的留人机制、工资报酬的待遇机制、养老补助的保障机制、办公经费的运行机制、培养选任的用人机制上大胆创新，在配好村级班子、改善办公房子、找准发展路子、增加群众票子、建好漂亮村子等“五子”上勇于实践，取得了“两增两减三在村”改革成果，得到中央组织部和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的高度肯定。

2009—2013年，湄潭县大力开展“一个主题、三大任务”改革，大胆试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等入市”，宅基地无偿分配与有偿使用并行，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流转规范化、权能资本化、配置市场化的“三化”路径，为全国开展“三块地”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理论参考。此期土地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和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同志的重要批示。

2014年,湄潭试验区掀起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承担“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农村两权抵押贷款”“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土地征收制度”“农村股份权能改革”等11项国家级改革试点课题，成为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多个领域的排头兵。2015年，湄潭县承担“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任务。湄潭县在全国首创“确员、确权、确股、确管,建产权交易平台”的“四确一建”改革路径,形成了“确员定股东、确权定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营、平台定市场”的“四确五定”改革经验。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文共有14处整体或部分吸收了湄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验成果。“四确五定”改革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国家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利修法的改革理论和实践依据”。[10]

3.安顺试验“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

安顺市是贵州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称。20世纪80年代,安顺的小商品市场非常繁荣，10多个省份的商贩们都纷至沓来。

1988年4月，贵州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准在县级安顺市成立“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改革试验区。安顺试验区积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路径，不断助力安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有效探索和率先实践。

安顺试验区准确把握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大胆改革所有制，创造“建立基金,择优扶持,记国家股,暂缓分红或分红再投入”等成功经验，并创造负债持股、货币资金配股、安置费折股、承担债务折股等多种入股方式,鼓励经营者持有大额股份，实现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安顺试验区各种所有制相互渗透,资本相互交融，在建立初期就使试验区经济一跃而上,达到贵州省的领先水平,工业产值增幅超过全省平均速度43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日益壮大,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1987年相比，1990年安顺试验区国有经济的户数增长了约32%，集体经济增长了约77%，混合经济增长了约55%，私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质”的转变过程。1990年，试验区的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约占62.91%，混合经济约占31.47%，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约占5.62%。[4]

安顺改革试验的推进,不仅为助力贵州省经济社会的加快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推进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1991年，中共贵州省委在省发〔1991〕44号文件中要求全省各地全面深化推广“安顺经验”。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地设市，安顺市提出“农业稳市、旅游兴市、环境立市、工业强市”战略，定位为“贵州加快发展的经济特区”，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安顺“环境立市”“黔中崛起”等经验被写进中共贵州省委的重要文件。2010年，安顺市非公经济增加值为111.8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2.5%，非公企业税收占安顺市财政总收入的60%以上。[11]安顺试验为欠发达、欠开发地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为贵州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毕节试验”开启科学发展的最早探索

毕节市位于贵州西北部，峰峦重叠，石漠化严重，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是长期困扰毕节发展的三大难题。据统计，截止到1987年，毕节地区下辖8个县市中有6个为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数超过总人口数的60%，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88.9元，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1.29‰，而森林覆盖率仅为8.53%。

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在当时全国最贫穷落后地区之一的毕节地区开创了反贫困试验。试验区抓住“贫困”和“生态恶化”两大突出问题，坚持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以发展商品经济脱贫致富为目标，用改革的精神积极探索贫困山区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2006年，毕节试验区的经济增速在贵州省排到了第3位，实现生产总值270.6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试验区成立初期增长了近10倍，贫困人口减少到57.3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8.45‰，森林覆盖率达到33.92%。

在党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毕节试验区顾问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近30年坚持不懈地努力，试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业增产增收；依靠科技兴农、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妥善处理人口、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从1988年到2015年，毕节试验区生产总值从23.4亿元增加到1461.3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95元增加到23 121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76元增加到6945元，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62万，贫困发生率从56%下降到17.9%[12]，实现了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的两大跨越。

毕节喀斯特试验区探索岩溶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新路子，对于贵州全省乃至我国西南广大岩溶地区，都有现实的示范作用。近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毕节试验区各族人民群众紧扣“三大主题”，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积极探索，在推动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大发展的同时，探索积累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在创新开发扶贫系列机制方面彰显了“探路子、做示范”的作用。在建设“创新扶贫示范区”新机制中，探索建立精准扶贫“十子”机制，推进精准扶贫“四法”等，切实推动各类帮扶资源到村到户，实现扶贫方式由“大水漫灌”向“滴灌”转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拓展、深化了精准扶贫综合实践模式研究。[13]“毕节试验”在探索贫困地区的科学发展、多种扶贫方式的综合运用、借助智力反贫困方面获得了丰富经验，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从非公经济示范到民营经济发展

继安顺非公经济示范取得成功后，贵州省政府积极尝试探索“欠发达、欠开发”地区发展规律，不断归纳、提炼、修改和完善促发展的开发建设思路，大力发展交通、改善环境、招商引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贵州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之快前所未有。

1.“顶效模式”破解“欠开发”地区发展难题

1992年8月，黔西南州委、州政府批准成立融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开发区——顶效经济开发区。建区之初，顶效是兴义市一个生产总值仅500多万元的纯农业镇。1995年9月，贵州省政府批准其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顶效开发区成立以来，抢抓机遇，创新发展，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大胆探索“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协调发展”的综合开发之路，成功创造“五靠”“四新”促发展的开发建设经验。顶效开发区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活区”战略，扎实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在“欠发达，欠开发”地区迅速崛起，三次产业结构从1992年的51∶8∶41调整为2007年的4.5∶43.5∶52，成功踏上一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农村支持城市，城乡互动谋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之路，这就是“顶效模式”。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20亿元，约为1992年的305.8倍，工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约为1992年的195倍，三产贸易增加值近10亿元，是1992年的1800多倍，城镇化率达到5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10 000余元，约为1992年的1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3800元，约为1992年的7.6倍。[14]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30亿元，财政收入达到2.81亿元，创造了“镇域经济”实现“县域经济”效应的奇迹。2011年，全区生产总值36亿元，财政总收入3.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272元，分别比1992年建区时增长了约60倍、62倍、10倍，在一个乡镇的区域创造了黔西南州中等县份的经济总量。[15]

顶效综合开发区的成功崛起，不仅充分发挥了“欠发达，欠开发”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试验示范、辐射带动的综合效应，而且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供了有效探索与重要借鉴意义，破解了“欠发达，欠开发”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世界性和历史性难题。

2.民营经济托起贵州经济“半壁江山”

据统计，1994年底，贵州个体工商户33万户，约占全国(1866万户)的1.8%；从业人数46万人，约占全国(3776万人)的1.2%；注册资金14亿元，约占全国(1316亿元)的1.1%；总产值9亿元，约占全国(1637亿元)的0.5%；营业收入54亿元，约占全国(6123亿元)的0.9%。贵州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1994年颁发《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省发〔1994〕12号)。1996年，贵州省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列入“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规划。“十五”期间，在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措施，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摆在突出位置。2006年5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意见》(黔府发〔2006〕14号文件)颁布实施，使非公有制经济保持了健康、协调、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年,又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贵州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贵州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从2005年的57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08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24.4%提高到2010年的35%。“十一五”时期，民营经济成为贵州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扩大投资的重要主体。

确保投资项目的健康成长，是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2012年2月13日，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招商引资的问题时说，贵州将营造最优惠最安全最便捷的投资环境。赵克志表示，“凡是国内其他省份能够提供的优惠条件，贵州都将提供；凡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权益，贵州都将依法保护；凡是需要由各级政府解决的问题，贵州都将全力解决。”[16]这“三个凡是”是贵州省委、省政府鼓舞和推动来黔投资企业发展的工作机制的一种创新。贵州省转变招商工作思维，全社会招商引资，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创新招商方式，全面扩大利用外来投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11至2013年，贵州省实施‘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民营经济增加值从2108.8亿元上升至3430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从37%提高到43%，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从84.9万户增至125.1万户，民间投资从2400亿元增至5000亿元。”[17]

2013年，为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支撑作用，制定《贵州省提高民营经济比重五年行动计划》，以实现五项突破目标(民营经济增加值、市场主体、注册资本、民间投资、新增就业)为重点，合力推进“5个100工程”建设，着力激活民间投资，推动民营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从2014年起，启动实施“提高民营经济比重五年行动计划”，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年测评各地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并发布年度《贵州省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指数调查报告》。2014年7月18日，贵州省委、省政府召开第二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强调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后发赶超、全面小康的关键举措，切实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贵州省上下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省民营经济克服宏观环境趋紧、下行压力较大等不利因素，继续保持高于全省经济增速的较快增长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两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黔党发〔2016〕16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黔府办发〔2016〕31号)等一系列重大指导性政策文件以及一揽子配套措施，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2017年上半年，贵州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2952.5亿元，比2016年同期增长15.6%，高出同期全省GDP增速5.2个百分点，延续了2013年以来始终高于全省GDP增速的高位增长态势。民营经济对全省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16年同期的67.3%增长至79.2%，占全省GDP比重由2016年同期的48.7%提升至51.5%，提升幅度之快前所未有。民营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由2016年同期的12.3∶44.1∶43.6调整为2017年上半年的10.6∶45.7∶43.7。[18]民营经济托起贵州经济“半壁江山”。

(三)从“多彩贵州”到“云上贵州”

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省紧密结合实际,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持走差异化创新路子，全面打通连接周边省份的省际通道，积极推进投资贸易和入境旅游便利化,积极推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等领域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全省各地积极参与“多彩贵州”系列文化实践活动，构筑贵州“精神高地”，建设“四在农家”新农村，建设“云上贵州”，实现贵州科学发展，在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创造性实践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1.“四在农家”成为影响全国的亮丽名片

以“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美在农家展新貌、乐在农家爽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2001年发源于遵义市余庆县，已历时19年，经不断创新发展、推广实践，“余庆经验”成为遵义人民的伟大创造，受益农民人数占全市农民总数的92%以上，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农民精神面貌大有改观。[19]

2003年7月，中共贵州省委明确提出要在全省农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2006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继续在全省大力推广“四在农家”创建活动。2012年1月，“四在农家”被写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2012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确定将“四在农家”作为“五大经验”之一在全省推广。2013年底,贵州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实施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实施“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六项行动计划。截至2017年上半年,全省累计投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资金1855亿元，打造示范点19 360个，受益群众1800多万人。[20]目前,贵州省全面加快“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努力建成美丽乡村示范省。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是贵州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创举，是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主要抓手，也是构筑贵州“精神高地”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一典型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和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并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四在农家”活动，从具有遵义特色的工作品牌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亮丽名片，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提供了良好借鉴。

2.“多彩贵州”加速冲出“经济洼地”

2005年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为了拉动旅游产业,助力贵州经济加快发展,集全省之力打造“多彩贵州”文化品牌，推出“多彩贵州”系列文化活动，挖掘和传承厚重的民族文化，使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大放异彩。“多彩贵州”荟萃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大大提升了贵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一个焕然一新的、正在崛起的“宜游、宜居、宜业”的多彩贵州新形象深入人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多彩贵州”系列活动声誉日隆，“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正成为越来越亮丽的文化品牌。“多彩贵州”文化品牌逐渐成为贵州文化软实力，成为构筑贵州“精神高地”的重要文化支点，激励起贵州人民为实现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而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多彩贵州”系列实践活动，是贵州思想文化建设创新的一次积极尝试，也是贵州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伟大创举。贵州全省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凭借深厚、多元的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发展道路。贵州各地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主体创造力，积极开展“多彩贵州”系列活动，助推贵州加速冲出“经济洼地”。

3.“云上贵州”构建后发赶超的强大支撑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快速发展，贵州人敏锐地认识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打破资源局限，全球发展方式将迎来巨大变革。贵州省正在探索一条实现生态和经济共同发展的新路径——建设“云上贵州”，大力布局大数据产业。“云上贵州”是中国第1个省级政府数据统筹存储、管理、交换、共享的云服务平台。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

2014年2月2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和《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2014年10月，“云上贵州”系统平台上线,为贵州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2015年,贵州以应用为核心的大数据探索向全社会铺开，贵阳·贵安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获批建设。2016年,贵州成为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贵州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大数据成为标杆,影响着贵州经济增长、政务创新、产业升级、人才聚集，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7年，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节节攀升，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大数据主体产业拉动工业增长1.5个百分点，与电力并列成为工业第2大增长点；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快速提升，“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打通扶贫、教育等13个部门数据,得到国家层面认可；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卫生院远程医疗全覆盖，大数据助推司法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建成贵阳·贵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互联网出省带宽达到6730Gbps，比2016年增加2150Gbps，贵州大数据发展由此驶入“信息高速公路”；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组建了中科院软件所贵阳分所、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贵阳——微软块数据实验室、戴尔——高新翼云IT联合实验室等大数据科研平台，成立贵阳大数据创新产业(技术)发展中心等大数据创新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大数据硕士研究生，省内5所高校获批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新增服务大数据产业本科专业8个，贵州理工学院阿里巴巴学院实现招生；2017年，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升为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近几年，在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大数据的正确决策下，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贵州大数据以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核心,提升大数据与实体经济、产业经营、行业管理、社会治理、现实生活融合水平,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为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提供强大支撑。

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影响中国的创新成果远不止这些。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大扶贫”工程取得明显进展，追求协调发展的“贵州模式”备受青睐。自2009年以来，每年召开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并发表年度“贵阳共识”，助推贵州“大生态”战略宏伟蓝图落地生根，为我国其他省区市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2016年，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在平塘县落成启用，为中国开启探索地外文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新征程。

三、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创新发展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创新成果来之不易,积累的成功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40余年的发展启示贵州,必须探索一条符合实际的创新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全国经济整体下行而贵州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其中的动力缘由值得深思。综观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创新发展历程，可以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概括总结贵州特点和贵州经验。

第一，坚持创新发展。40余年来，贵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取得了“顶云经验”“毕节试验”“多彩贵州”“云上贵州”等各项影响全国的改革成果，引领贵州实现后发赶超、跨越发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正确把握发展趋势，真正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负责，敢于正视失误，敢于突破固有观念、框架的束缚，大胆扫清制约发展的各种障碍，大力推进体制、机制、科技、文化创新。只要有利于加快发展，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改革试验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2015年6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市大数据广场考察时说，“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21]，并作出重要指示，贵州发展要“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22]，奋力后发赶超。

第二，坚持协调发展。40余年来，贵州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安顺试验”“顶效模式”“四在农家”“湄潭试验”等一系列重大成果，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推进统筹城乡区域、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新跨越。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优质城镇化，构建布局合理的城乡空间格局。优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布局，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名片。构建统筹协调的区域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跨越发展。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后，贵州省2008年开始谋划举办生态文明贵阳会议。自2009年第1次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首次提出“绿色经济”以来，已成功举办9届年会，年会主题符合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回应了国际大势，服务了国家战略，体现了贵州特色。2013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上升为国家级国际性论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23]，向世界提出了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在贵州推进同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到两条底线一起守、两个成果一起收。”[24]必须切实巩固和增强生态优势，大力推进绿色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历史性跨越。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40余年来，贵州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不断加大开放力度，接连收获喜人成就。“必须把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大力实施开放带动和创新驱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中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24]坚持以开放支撑发展，把开放作为各项工作的主旋律。坚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有限资源，重点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因素和事关全局的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在全力赶超中加快转型、在转型升级中跨越发展。

第五，坚持共享发展。贵州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善于“打硬仗”，减贫、脱贫成效显著，创造了脱贫攻坚的“贵州经验”。必须坚持把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作为深化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贵州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必须坚持加快发展为了人民、加快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绝不能脱离为民谋福祉而追求片面的指标增长。千方百计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等问题,努力让全省人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所取得的每一个影响中国的创新成果都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正确领导和英明决断。“必须全力维护政通人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坚持以上率下,点燃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2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25]，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必须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26]，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贵州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把握大有可为的历史新机遇,奋力开启云上贵州新征程、实现生态贵州新跨越、谱写多彩贵州新篇章，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步绘就全面小康贵州新画卷。